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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赞许梁遇春为“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今译“伊利亚”，是兰姆的笔名。一九三二年初，本世纪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先于梁遇春几个月辞世，梁曾花费许多工夫写过一篇几乎可称绝笔的长文，叶公超认为比当时英法刊物上任何欧洲人自己的纪念研究文字，都要来得好。问题是一个中国人把英国味的文章、把英国的历史人情捉摸得如此这般到家，究竟价值何在？面对此，我们或许应该学梁遇春本人拈花微笑作思考状吧。
梁遇春好借用外国文学家已有的题目来讨论人生。“懒惰汉的懒惰想头”，他声明是来自当代英国小品文作家杰罗姆·凯·杰罗姆(Jerome K Jerome)的文集名称的。他还征引过威廉·詹姆斯(James William)的聪明话：“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并大加引申，说糖饼店里的伙计必定不喜欢食糖饼，布店的伙计穿的常是那价廉物不美的料子，三代同授一本教科书的中外教书匠无疑是“知识贩卖所的伙计”。我们把他翻译的英国小品文，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死的恐惧》、史密士(Alexander Smith)的《死同死的恐惧》拿来读读，便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怪题目《人死观》了。但是借用归借用，他的兴奋点始终是他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看法，他称之为探索“人生之谜”。梁遇春对小品随笔体的理解正是这样：“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小品文选>序》)
中国新文学的“人生派”势强力大。最初的中年左翼作家都是从“人生派”走出来的。人生派小说家偏爱的故事是社会的贫富不均，下层的悲苦和市民的灰色烦闷。人生派散文家的特色之一，是以《语丝》、《现代评论》为代表的文明批评。这两个杂志的途径随着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野显出不同，但其针对中国的社会人生纵意而谈则一。梁遇春一脚跨在英国小品这边，一脚便跨进这个“文明批评”的大趋势中。他并没有多么系统的人生批评指向，不过是顺着漫谈个人生活感受的笔路，随时点化。他指出在我们这个“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的国度里，人们已经不会笑，发不出“一种充满生活快乐，同时提高精神的笑”了(《醉中梦话(一)》)。也不会用脑，连游山玩水都只能借几句陈语、套语来掩饰心理的麻木和空虚，所以不免动情地喊一声“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及其他》)！也不会爱恋，说中国的情人多半只有“卿卿我我式的爱情”，或者如“许多夫妇过一种死水般的生活”，少有一种“生生死死的爱情”(《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所以梁遇春不搭理“君子”，偏去赞美“流浪汉”，认定流浪汉才懂得健全的人生，没有机心，富活气，不管什么传统正道，敢于爱人恨人，且擅长幻想，对生命不取占有冲动，而取创造冲动，连孔夫子最反对的言行不一到了他们身上都变成可爱的“英气勃勃的矛盾”。他说“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谈“流浪汉”》)。我们当然不能企望文学家开出一帖包治中国百病的药方，但是梁遇春的话即便现在听起来也还有刺激性，刺激我们去想想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鲁迅等开创的中国现代散文优秀传统，便是经由对中国旧的人生的死命一击，来拨亮人们摧毁封建铁屋的心火的。梁遇春喜欢火，称“生命如火”是人生的一个美丽象征，凡一切生活中值得宝爱的东西，如艺术、信仰、求知、恋情，皆可用“火”譬喻。他曾数次提及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士。他在“五四”作家之后加进了几句如火的语言，心思是炽烈的。
梁遇春自然算不得是“思想型”的作家，他的文明批评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深，他极少具体地干预时政，可喜的是他的散文能字字调和、透出一己的人生情调，浓浓的个性化的人生情调，这成为他的文学的精萃。而英国散文那种“我所描写的是我自己”的品格，也被青年梁遇春牢牢地吸入了魂魄。写英国式散文所必备的人格特征，诸如享受人生并追索人生的兴味，从明彻、宽容的性格里生成的知识者的幽默、博识、喜好掉书袋、时发奇想的书斋流浪汉气质，梁遇春天生色色俱备，构成他散文文品中独具的人品内容。
由梁遇春的散文看他的这一个人，简直洞若观火。其经历平平无奇，而其人则超特不凡。根据现有少得可怜的资料，我们知道他一九○六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一九二二年进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后入英文系。一九二八年毕业，至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人呼为“少年教授”，其实当然是个助教。第二年回母校图书馆工作，以后不幸染上“时疫”，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病故，人生的戏幕还没有完全拉开便落下了。据他的师友回忆，他是当年北平大学区里稀见的文科奇才，风度翩翩若少年公子，耽于书卷而不受书卷支配。他自己常说人如在青年时期死去，在他人记忆里就永远是年轻的。胡适称他是“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吉姆爷>编者附记》)。实际上周作人、鲁迅、胡适、徐志摩都是他的文学引导者，他用秋心、驭聪等笔名写的散文大半发表在他们办的《语丝》、《骆驼草》、《新月》上面。《新月》编辑之一的叶公超慧眼识英才，选中他这个学生来合写《海外出版界》里的书评书话。后来，另一位才华出众，仅小他四岁的在校文科学生在这个栏目脚跟脚地登场，便是中书君钱钟书了。到此为止，梁遇春除了是个受人器重的英文高材生以外，你不能知道得更多。但只要稍稍读过他的小品，他散文中的“我”便立时在你面前活龙活现了：这是一个酒量不大却很喜欢沉醉的人，不愿板板地上课听讲，也不愿板板地教书为人师。一付懒散模样。爱睡懒觉，作白日梦，心思太敏感、太活跃，发明了一套睡懒觉的大道理。他自称懂得“生活术”，煮饭会焦，炒菜不烂，仍坚持不懈研究他的迟起的艺术，流浪的艺术，笑的艺术等等。他孩提时便能体验难过滋味，常有不可思议的郁闷袭来，做着黄金梦又感梦之破灭，哭后回甘，说自己是乐天派。他的意志不算坚强，怕狗，怕猫，独不怕春雨缠绵。他天天在作“小人物的忏悔”，爱自己又讨厌自己，顾惜自己又憎恶自己，想把自己赶出自己之外，换一个自己，可缺乏勇气。他已有家累，挈妇将雏并不安于室，认真地投入婚姻却始终保持着单身汉的全部感觉。他性急，生长在沿海省份并不善于弄潮，下船必晕，宁肯奔走黄尘道路，早早口含烟斗扮成学院派文人学士相。怎样？这里虽免不掉有虚构成分，或许更能返照出一个真实的梁遇春来。“文如其人”，本提示了“文”对“人”的折射力，梁遇春在活脱脱地表现自己，塑造自己时，让人感觉到具有现代品性的知识者的可爱，这也是“五四”以后才会存在的能充分领悟自我的新人。而表露的坦白、诚实之美，实为中国历来散文所罕见。细品其文，一个贯串其中的形影隐隐现出：早熟早慧，每日里产生的美好愿望被现实销磨干净，人生旅次太多感受失意，却仍然进取，乐此不疲……
每一个散文家都应有自己的贯串情味，是他人生经验的结晶体。分析梁遇春的失意、悲感，当然可以从社会、时代入手，一直论证到他的出身、职业、地位、心理。失意，我相信是人与人相通的一种人生况味。梁遇春好像预料到别人会误解于他，所以直接地将这个论题引入随笔，甚至分辨“心死”与“吃自己的心”两者有何不同。他说“心死”是一种重压，至少不像把自己心吃成空洞，连悲哀都无从感受。“若使生活不是可留恋的，值得我们一顾的，我们也用不着这么哀悼生活的失败了。所以在悲哀时候，我们暗暗地是赞美生活；惋惜生活，就是肯定生活的价值”(《“失掉了悲哀”的悲哀》)。梁遇春极力称誉的兰姆的人生态度便是这样。兰姆的人生坎坷不平、迭遭不幸，他在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账房桌上趴了三十三年，所有传世佳构均为业余所作，然而所有悲惨不幸的遭遇都没能改变兰姆宽大通达、美妙仁慈的性格，他的文笔何等温雅，而这依靠的绝不是“中国文人逢场作戏，游戏人间的态度”，靠的是兰姆运用娴熟的人生流血需学会止血的生活艺术，梁遇春称之为“大勇主义”(《查理斯·兰姆评传》)。这种生活术是经过“经验”铸造之后的“天真”，能忍受痛苦却不麻木，能多情善感又不灰心到虚无。梁遇春直言，小孩的天真与桌子的天真并无二致，因均属于无知，是不可取的(《天真与经验》)。可见梁遇春的悲哀，拥有健康、富活力的一面，是他整个人生哲学的有机部分。有意思的是中国受英国散文影响较深的作家一个个都嗜谈“生活艺术”，周作人恬淡，林语堂实际，而梁遇春更多的是单纯。只看他刚刚赞完西方哲人和文坛泰斗，转身就发愿“想当一个救火夫”，就透出他“忘机”的心地。他找到两者的相同之处，都是把生命“在同情的熔炉里烧得通红的，用人间世的灾难做种子来使他迸出火花来”，但还进一层更颂扬救火夫的生活目的“澄净清明”，赤膊短裤拖着铁水龙飞跑，不顾生死，争为先登的“矫健生姿”(《救火夫》)，显出他对普通人的一份纯情。他反对“失去纯朴之风，徒见淫巧”的“新闻记者派头”(《<小品文续选>序》)。梁遇春解剖悲哀人生后所得的是返朴归真的境界，他散文的简单味与他极能体会日常生活的美丽庄严有关。英国散文就偏好玩味普通的生活感情经验，梁遇春就是能以精妙多感的心灵从身边事物里抽出有趣的话题，点泥成金，由家常中发现诗的。
把梁遇春其人与梁遇春其文融和起来看，似还有深层的意思可供开掘。
他是个充分内省型的人，耽于冥想。他翻译兰姆的《除夕》，便有一句：“我自己是爱内省得使我痛苦”。所以，他的散文题目多自述性，《醉中梦话》、《文艺杂话》、《观火》、《她走了》、《毋忘草》等都是。甚至自己向自己倾诉衷肠，《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署“驭聪”致“秋心”，都是他常用的笔名。恐怕不是真的“失恋”，是现实不能满足他高入云天的向往，于是只好退回到自己的精神天地里来徜徉，难怪自我解剖成了他散文的重要方式。他说：“我们的迟疑不前成了天性，几乎将我们活动的能力一笔勾销”，“不敢上人生的舞场和同伴们狂欢地跳舞，却躲在帘子后面呜咽，这正是我们这般弱者的态度”(《救火夫》)。满篇这种自惭自悔语句，说得诚挚坦率。
梁遇春的内省个性造成他散文笔调的“内视”特色。他的小品像一个人扯不断的思绪，散布开来，不在任何一处逗留过久，互相勾搭，连绵，文字是水一样流动的。我国的古典散文每一次挣脱“载道”束缚而转向“言志”，也都讲究抒发个人性灵，但大半是寄情式的，像梁遇春这类充分外露心迹的散文，是对我们文学的一个合理的补充。
作者意念的强化，也使他散文的议论性质突出。静思默想往往趋于理性。死，爱，读书，梦幻，是英国小品文家惯用的命题，很难记述描绘，倒适于议论风生。梁遇春特别爱作反题，一般人这么说的道理他偏能反其意用之，又用得符合自己一贯的思想。他说真正读书不能在课堂上，而只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酒瓶边”似乎荒唐，想想斗酒百篇的中国积习也就信然。他说戏子、娼妓常有最完全的人性，沦落风尘的女性如果真正爱上谁准是天下至诚之爱，流浪汉和救火夫最可爱，人死观比人生观重要，睡懒觉是一门艺术，罗素赞古老少变化的中国并不值得高兴，用莫名其妙字眼说神秘的人常是思想力薄弱，只有以显明的句法表达神秘才是真神秘等等，听得你绝不想跟着作者的观点走，倒真能引动起你独立思索的精神。因为作者毫无“真理化身”的架势，他的论题并没有关闭其他人也作反题的门。梁遇春一些长长的议论性美文，拨正了中国议论散文之短。你想，发挥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究竟没有多少话好讲。梁遇春不是故意以“立异为高”，他只是要说自己的话，凭自己的性情、爱好、知识修养来说话，同时扩张了散文的说理趣味。
我说梁遇春写的是议论性美文，因他表达思想带作者独自性格，洒脱有余裕、有风情。这就是他给自己设下的把思想“美化”的目标(《<小品文续选>序》)。他是小品文的能工巧匠，每个题目在他手里都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嫁”。文词坦白不等于鲁直，他懂得虚拟，使真假杂揉，对话体、书信体、札记体运用自如，时有惊人之笔。比如《途中》一篇随车窗外江南城乡景色的移动，引进他对“行走”的各种遐想。《猫狗》原本娓娓地谈中外恶狗咬身、猫食灵魂的掌故，突然一跳跳出个“上海是一条狗”，“北平却是一只猫”的意思来。文章又极少方正口吻，故意一副温柔无恶意的游戏姿态，仿佛在说：玩笑谈真理又有何妨呢！梁遇春主张散文用笔贵轻，勿腻，轻松得好像不着纸面为上品。他的不受拘束，暗含风趣的文字，与仁爱、悲悯、崇高的性情混合在一处，有理想化的诚实做底子，冷面幽默反能向你吹送温热。这些，都是得了英国小品的纯正口味了。
梁遇春性子上还有一个突出之点，留恋“过去”。其所写不外乎英国古人古事或中国诗词古句古意，几乎没有从当前社会时事入题的。但你不要受他捉弄，以为他食古不化，全然脱离时代。为了梁启超给青年人开书单称没有读过他所开书的人不是中国人，他不是下了“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这样的重判词吗(《“还我头来”及其他》)？他评斯特雷奇文前有段题语：“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很有深意。他认为兰姆行文以十七、八世纪古文家为法度，得其神韵却不受束缚，读旧书面出新意，模仿旧文体照样表达现代人的感情。他说在发展链条上，“将来”未免渺茫，“现在”不过一瞬，“只有‘过去’是这不断时间之流中站得住的岩石”，具有永恒的价值(《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对于梁遇春，“过去”是他全人格的一部分，他以现代的民主精神，独立不阿和理想主义的人格，把当代的气息包孕在古色斑斓的历史陈迹与旁征博引之中，更经得住咀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永恒地背负着五千年的“过去”，如要不随“过去”陪葬，只有走出一条依托国故、国粹却完全说今人话、行今人事的道路。但这何其难也，收藏古铜镜就会连同爱上绿锈斑，近现代史上有多少人都不知不觉陷进烂泥淖，梁遇春散文的古今辉映倒真正值得刮目相看。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始终薄弱。创作上精彩纷呈，讨论起什么是散文却永远太阳底下无新事。梁遇春没有写过专门的理论文章，但他散见在各个著译序文和注释中关于小品文的话，不乏卓见。这是他顺便说起的，同他的散文可互为印证。
他在众多小品文定义之上所下的断语，把作者个性与人生内容胶合，他认为现代小品文的发达，“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定期出版物的读者既然是在“正经”之后企图松弛一下，必然要求报刊文章是“短隽”的，“冲淡闲逸”的。所以小品文作者的共同品性应更散淡，深刻的见解不妨“平易地说出来”(不是一览无余)，比起写抒情诗“更洒脱，更胡闹些”(《<小品文选>序》)。“胡闹”也是散淡，否则一绷紧便转为不留情面的谴责讽刺了。
梁遇春还将小品文分为两型。“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小品文续选>序》)。梁遇春的随笔，理趣成分居多，和中国散文向来重视情趣有所疏离。单看明人小品，托物寓情与游记一类最佳，议论文字仅序题稍可看者。正如梁遇春说的，“国人因为厌恶策论文章，做小品文时常是偏于情调，以为谈思想总免不了俨然；其实自Montaigne一直到当代，思想在小品文里面一向是占很重要的位置”(《<小品文续选>序》)。“五四”以来从《新青年》随感录到鲁迅杂文等偏于理性的散文的介入，正是对中国散文整体发展的一个调整、突破。在这个意义上看梁遇春重理的小品，又增加了一层价值。
梁遇春属于正统的思想文体统一论者，认为“理想的文体是种由思想内心生出来的，结果和思想成一整个，互为表里，像灵魂同躯壳一样地不能离开”(兰姆《读书杂感》译者注)。当然梁遇春不会躺在“思想”身上坐等它长出“文体”。他认为读书所得、旅行所见能作常见的小品题材，是因为都近似于一路领略风光，经历一次心灵探险。看来梁遇春发现了小品的章法以越能多方面展示作者情理为越佳的奥秘。他引进了英国作家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关于“the point of view(观察点)实在是精研小品文学的神髓”的说法。所谓“观察点”是指散文展开笔意的一个立脚依据。它往往是虚构的，比如“凡是做小品文章的人，多数都装说自己是个单身汉而且是饱经世故的老人，因为单身汉同老头子对于一切事情常有种特别的观察点，说起话来也饶风趣”(斯梯尔《毕克司达夫先生访友记》译者注)。这使我想到散文研究中由来已久的问题，便是除了传统的立意布局、笔调风格的分析外，我们能不能建立起像小说叙述学那样严整的现代散文学体系，可以分解、阐释清楚散文内在的理路，省得我们面对它绕来绕去打花拳。
梁遇春写的是纯属于自己的小品文，但他并没狭隘到像有些带流派倾向的作家只容一派的风格生存，踏倒其他。他说外国现代小品“偏于Suggestive”(暗示的)，“但是十八世纪小品那样纯练精净的恰到好处和十九世纪小品那种痛快淋漓，一泻千丈的气魄，都有它们千古不磨的价值。当代小品文家的作风不过是想另外开一条路，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美的种类不同的作品”(赫德森《采集海草之人》译者注)。这是历史的开阔的眼界，能将一切吸收来为“我”所用。可能小作家、小风格家一注意别的作家、别的风格就会目迷五色，大作家或立志当大作家的，绝不会那么小量。梁遇春最终憧憬的散文是西中化合的，他回顾“五四”，“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我只希望中国将来的小品文也能有他们那么美妙，在世界小品文里面能够有一种带着中国情调的小品文”(《<小品文选>序》)。连梁遇春都是这么在想，我们对文学“西化”的危险，是不必过于夸大的。
梁遇春著有小品文两集《春醒集》、《泪与笑》，还有多种译著，他的师友说他留下著作二、三十部，他夭逝后《新月》的编者有一则附记里曾说他有二十四本作品，看来是个可信的数目。我们只能推想这位日上三竿仍高卧不起的睡懒觉家，原来是蒙了被头骗人的，其实天天躲在床上运思构想不止，否则，我们这些健康的后辈岂非太脸红了吗！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日于燕京东土城下
(《梁遇春散文全编》，吴福辉编，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