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阐释的困难，主要缘于这位巨匠精神的复杂性，以及其超常规的认知逻辑方式和奇特的语汇组合方式。读解其作品的内蕴，总要伴随着一系列对旧有感知习惯的偏离。假若用一种先验的方式去套鲁迅作品，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鲁迅毕竟是鲁迅。李欧梵大概很清楚这一点，其论述视角与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尽可能从鲁迅自身出发引伸开来。看他对鲁迅史实的了解和对全集的把握，可以说是领略其要领的。诸如对鲁迅思想阴郁面的分析，对其创作中如何把自己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的体悟，都具有开拓性。李欧梵抛开了某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从鲁迅矛盾的、痛苦意识出发来认识其个体的复杂性，这种从对象世界独特个性出发来引伸其本体意义的方式，在我看来是相当可取的。
鲁迅的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学领域里，在心理学、社会学、语义学诸方面，他自身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一方面浸淫于西方个性主义思潮之中，对尼采、叔本华、易卜生、弗洛伊德思想发生过兴趣，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苏联的社会变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辛亥革命前积极参加排满运动，到“五四”时期的呐喊，再到加入“左联”，他思想的跨度是很大的。因而，其作品负载的信息量也十分丰富。相悖的与始终如一的，非理性的与和谐的，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诸种因素在这里交汇着，使人眼花缭乱。但在这些斑驳的精神之谜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一致的东西呢？抑或说是否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呢？看来，这是进入鲁迅世界的一个关键的入口。
鲁迅所面临的，一直是如何超越传统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对国民性的改造，和对旧文化的清算，在他一生中一直占着重要地位。他在反省人的个体与社会群体联系的同时，始终把一种心灵的感应投射到作品之中。在小说和杂文的创作里，鲁迅对世界的理解是带有某种寓言价值的。李欧梵说他特别留意于“研究鲁迅小说中常出现的那些由某些隐喻或抽象主题所组成的关系的结构”。我认为这多少感悟到鲁迅作品中某些颇有意义的东西。鲁迅小说的创新的技巧和晦涩的意象，的确把作品的内涵扩大了。在叙述者富有色彩的勾勒中，在曲折而带梦幻的描述里，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故乡》中人与人的疏远感与孤独感，《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在社会面前的困顿，以及叙述者“我”的情绪和态度，都带有某种自我隐喻的特点。李欧梵把这种精神内蕴看成“独异个人”和“庸众”间一种富有寓言特质的小说原型形态之一。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呐喊》、《<SPS=0362>徨》中的境界，体现着鲁迅对沉睡于铁屋子中的人的哀怜的情感，也流露着对处于两难境地的自我的疑惑。这种难以名状的内蕴恰恰体现了鲁迅对现存世界的态度。就其作品艺术形式所承载的含义而言，是巨大的。这可以说是鲁迅文体的奇迹。
但要真正进入鲁迅的世界，了解《野草》是重要的一环。用许寿裳的话说，《野草》里充满了“鲁迅的哲学”。我感到，李欧梵对《野草》的把握对人很有启发，他从那里发现了三个交织的层次：“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这三个层次展示着“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野草》中大量的幻境和阴森可怖的影子，关于生与死、苦与乐的思考，以及在绝境中挣扎的精神状态，对读者来说都极富有诱惑力。因为鲁迅在这里剥开了一切虚妄的、不真实的理念之图，将人的原本的形态真实地剖露出来。他不仅看到了社会结构窒息人的心灵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感到人自身在现象界中的窘态。大陆学者汪晖对鲁迅这种精神状态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把这喻为对绝望的反抗。李欧梵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觉得“鲁迅的有意识的对警语式语言的运用，连同他的喜剧的形象和宗教的涵义，或许是要实现尼采的目的：如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诗人在散文诗里自行宣扬和发布那些并不求读者理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野草》是精英的文本，因为它的意义是高于常人的理解之上的”。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味。鲁迅的这种思想状态与西方许多作者如加缪、萨特、卡夫卡诸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将触角延伸到对人的精神王国深层的拷问中。鲁迅对人的内心的反省的确太残酷了，以至使后人在通读《野草》时，常常被无情的冷棍鞭打着。生存、死亡、不朽等命题，都在他那里迸射出异样的光泽来。传统的信念之厦在他那里全部崩塌了。但这种状况，到一九二七年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精神世界的非秩序的一面，逐渐被社会政治现实所消解，他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对社会的直接批判之中，对自我的反思似乎已出离了旧有的窠臼。他后来在杂感中对芸芸众生的审视，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参预，表明儒家实践理性在他那里仍占据着较大的地位，而某些非理性的东西已隐退到思想的深层领域。
我感到李欧梵对鲁迅杂文的认识较为独特，海外一般人认为，鲁迅杂感是艺术上的退步，而李欧梵则肯定了鲁迅杂文的重要价值。他从中国传统文学背景中来把握杂文的特质，可以说是看到了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因为鲁迅不仅是对传统文化最直接的批判者，而且也是对旧文化遗产清醒的承担者。他对魏晋文章的喜爱，对儒家某些价值经验的吸取，使其在普遍的古文传统的包围中，“超越了种种限制，创造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使他的杂文可以肯定是‘现代’的那种东西”。李欧梵觉得在鲁迅杂文中具有一种“隐喻倾向”，其文章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往往通过一种比喻和富有理性特点的东西来完成。如“吃人”、“铁屋子”、“醉虾”等概念在作品中隐晦的展现，使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鲁迅以富有文采的文字和荒谬的、悖论的乃至超常规的逻辑方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范式”，不看到这一点，也许并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艺术成就。
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他的杂文可以说直接体现了鲁迅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寓义。鲁迅思想的某些深邃的东西，大多数以杂感的形态外化出来。这里不仅继承了古文风格，而且更主要的是吸收了西方诸种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学习，对他个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杂文更具有战斗性一面。李欧梵对此的论述是认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一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许多观点，是令人信服的。这使他对鲁迅杂感的思想性的理解，更深入了。
鲁迅对马克思的接触，主要限于文艺美学的领域，他通过日文阅读了大量苏联学者的理论著作。其中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对他影响较大。吸引鲁迅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的唯物的解释，以及辩证的态度，这对鲁迅从客观上来理解事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鲁迅对文学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理解，对艺术中“多余人”向“英雄人物”的转化的认识，一直有着独到之处。在当时社会极为黑暗的状态下，他走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的必然。这一点，李欧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而且颇见功力。但我认为，在对鲁迅的这种转变的精采的阐释的同时，李先生似乎忽略了鲁迅个性意识对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鲁迅复杂意识在接受过程中的多义性被怠慢了。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而且也是具有较浓的政治倾向的作家。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态度，表明了这一点。不过，李欧梵对掌握马克思主义后的鲁迅的创作心态，有很准确的看法，鲁迅个性的独特的一面，还是很生动地被勾勒出来。在夏济安、普实克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迈出了很新的一步。
《铁屋中的呐喊》表明了作者良好的悟性。他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十分接近当代大陆学人，因而浏览起来，没有多少阅读上的障碍。李欧梵大概是一位富有传统理性精神的人，人文主义的治学“范式”，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而对鲁迅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能够体会颇深。他好像不太喜欢语义学、现象学、新批评等现代研究方法，而是恪守人文主义的描述方式。我感到《铁屋中的呐喊》最大的特点是，把握对象世界时的超功利精神，和冷静的态度。该书很富有寓言格调，在严谨的疏理、论述过程中，处处闪现着作者智慧的目光。虽然全书对鲁迅作品的本体结构的论述有时还留于表层，但在认识鲁迅思想层面时那种求是的态度，是很可贵的。我想，说他是大洋彼岸少数几位读懂了鲁迅的人，并不是过誉之词吧。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北京
(《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一版，42.00港元)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