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人们对他的敬重，不仅仅因为他的《家》，他的《寒夜》，他的《随想录》， 而是在于他的整个人格，一个由作品由人品由思想由道德构成的完整世界。这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但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人格。而在我看来，生活中，真实比完美更为可爱。对于一个传记作者，巴金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一个有着巨大诱惑的传主选择。研究他，解说他，描绘他的生命景象，会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充实，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一种考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会是自己人格的一次超越。
陈思和选择了巴金。他说他要“写出一个独特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
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年活跃于文坛的青年评论家中，陈思和的文章，常常透出一种厚重。这种厚重，在于扎实的理论和史料功底，在于他的冷静而透彻的思辨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朴实而严谨的文风。在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视为一体予以论说中，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他都表现出这种做学问而需要的且甚为难得的厚重。
当他告诉我他要写一本巴金的传记时，我便相信，从他的手中出来的，不会是一片轻飘的云，更不会是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为传主高唱颂歌的虚饰之作，或者事无巨细地转述传主的回忆，而没有作者本人对历史对传主的理性透射和真实解剖。
在我看来，一个传记作者，选定一位传主后，确定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追求一种什么样风格，会受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文风的影响。换一句话说，他得根据自己业已形成的思想和文学风格，找到与传主的生命相契合的最佳表现方式。一个传主当然会有不同的传记，这种不同便是因为每一个传记作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人们谈到一本传记的成功与否，常常强调的是它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传主的真实。这话自然没错，真实应该是追求的目标。问题是，对“真实”会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解释。就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全面的。拿破仑、华盛顿、莎士比亚、哥德、鲁迅、毛泽东，在任何一本传记中，不可能是他本人的唯一的真实。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受其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气的限制而认识到的、表现出的那一个“真实”。
陈思和决定创作巴金传时，显然也感到了这种困惑，所以他没有不切实际地自认为能超越所有人，写出巴金唯一的真实。他在“小引：作者的独白”中的这些话讲得十分好：“任何人都回天乏术，无法用文字来‘重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真实，即使是作家本人吧，他一生写下了数百万言的文字，多多少少留下了生命在流逝过程中的一点真实，他的回忆录，谈话纪要，又多多少少表达出对本人历史的一种解释。然而，作为历史文献背后的文化语码，因为时代远久，当代人又能体味到几分真实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一本传记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传记作者选择好一个适合于他去表现的对象，并能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使传主的生命在他的主观观照下，得到充分的阐释。跌宕起伏的传奇性，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或者曲曲折折的思想发展，以哪一方面为其侧重点，并不重要；小说的生动性，富有诗意的大写意，冷静透彻的扫描，彼此也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关键在于他必须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在他勾画传主形象的那些日子里，将自己的生命锲入传主的生命，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浅薄和虚假，决不会产生深刻和真实。一个传记作者，当他真实地解说一个生命的时候，他也就完成了一部真实的传记。
“我不敢说，我在本书中刻画出一个真实的巴金的形象，但我力图真实地写出我对巴金的全部思考、理解和困惑，我愿意写出我为什么无法完成一部真实巴金的传记的困难和缘故，也展示出巴金研究现状的各种盲点和空白。”陈思和说得非常坦率。
坦率往往意味着老实。老实，便是陈思和做人和做学问所追求的风格，何况他所阐释的，本是一个真诚的生命。
从阅读来看，这部传记当然不属于那种可读性很强的作品，没有故事，更没有传奇，即使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爱情婚姻，其描述也微乎其微。作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他注重于理性的分析，使其成为一个人格发展的记录，而非一般性的故事演绎。另一方面，这也是受传主的特点所限制。和同时代的很多作家相比，如郭沫若、茅盾、徐志摩、丁玲、沈从文、萧乾等，巴金的生活道路，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更没有多少传奇性。他的感情生活，就人们目前的了解而言，也没有多少可以构成故事的情节。他本人，尽管以生动的笔描写过许许多多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可是对自己这方面的回忆，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爱情婚姻，对自己人格的发展起到过什么影响，也从未谈及。对于想创作一部生动的文学性极强的《巴金传》的作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作者目前采取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贴近传主特点的选择(这当然不意味着排除存在着其它描述方法的可能性)。在整个作品中，他好像更愿意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分出现，让自己的影子，不时闪动在读者眼前。看来作者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他要读者同他一样保持一种冷静，随着他的思路去分析巴金。
作为一个冷静的富有理性的传记作者，陈思和是站在与传主平等的位置上来从事他的解说的。《家》的巨大影响，已经使一代代读者，有意无意之间将作品中的高家，视为巴金的家本身。而巴金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中，也几乎将自己所生活过的环境，描述得真似一个专制的封建王国。陈思和在考证、分析、描述之后，认为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被视为专制代表的爷爷，却应该属于比较开明的老人。他认为，巴金在回忆童年生活时，的确有“小题大做”的成分，巴金之所以依据一个并非专制罪恶的家庭创作出强烈反封建的《家》，则是巴金三十年代已经形成的思想决定的。“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他的这一结论，新颖而独到。
对这个家庭的真实分析，对于如何理解巴金人格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生活在一个并非特别封建更谈不上专制的家庭中的巴金，为什么在十五岁的年纪会那么如醉如痴地喜爱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进而全身热情为它而燃烧？这只能说明，巴金不是一个一般的少年，理想对于他，远比现实更为重要。也可以说，理想主义色彩，从他的人格开始形成的时候，便成了他的生命的基调。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作者的笔下，巴金的人格发展，被概述为“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实——沉沦——复苏”这样一个时序的人生大循环。目前完成的这本传记，是这个循环中的前五部分。他很坦率地承认，他“现在只能指出这一人性大循环的可能与意义，却无力把它完整地勾勒出来”。然而，他已经明确地阐明：“没有后来的沉沦就没有最后的复苏，没有最后的复苏也就无法照亮以前各个环节的意义，巴金的人格发展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称巴金是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正是因为有了他晚年灵魂的复苏和再度高扬，有了那煌煌一百五十万言的《随想录》作为见证。”这是作者给予我们的提纲挈领的启示，他尽可能地描述出了一个理想者的人格历程。
在已有的叙述中，解剖“分裂”环节的一章“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唤”，也许是作者描述得最为透彻最为酣畅的部分。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在经历过热情的燃烧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之后，已经不可避免地在现实面前痛苦地看着自己理想的太阳陨落。曾经有过的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抱负，立在实际政治活动面前的徘徊，都是导致他的人格分裂的压力。从气质上说，他的自幼形成的忧郁性，他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恰恰内在地决定了他在感到理想失落的痛苦时，被动地选择了文学作为发泄痛苦和困惑的手段。人格的分裂，反而导致他在文学的成功。生命中这轮新的太阳的升起，却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另一轮太阳陨落的代价。这便是巴金面临人格分裂时的痛苦。用作者的话说，巴金当年蜚声文坛，成为青年的偶像，这种在文学上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
作者所透视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分裂的人格现象：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
我很欣赏作者在解剖巴金的人格分裂时，注意到巴金对道德的重视。道德，这绝对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可以不断地为所有人谈论的话题。
当无可奈何地看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消亡，感受到这种寂寞时，巴金将道德人格作为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追求确立在心中。他向弟弟推荐他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将克氏的一生，称为“一个道德发展的人格之典型”。他甚至这样说：你可以反对或者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但你一定要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赞美他的人格，承认他是一个最纯洁最伟大的人，要拿他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这样的话，你的一生才不会有一刻良心的痛悔，不会有对己对人不忠之事。
从巴金最初热中于社会活动的理想来看，这些话显然隐含着他的某种伤感。但是，从做人来看，他的这种清醒的对道德的意识，对道德的强调，正是使他的整个人格的发展，使他的人性大循环，有了一条主线。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他就是以他所赞美的模式来限定、来发展他的人格，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复杂感情体验的人，不会简单到按一种固定的格式来确定其人生道路。但是，这种对道德的推崇，却必然要影响他对人格的一种理想的内在选择。
作者尚未叙述的“复苏”环节，依我看，正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自然不同于“分裂”环节的巴金，他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的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那样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他才完成了本书作者所概述的由胚胎到复苏的这样一个人性大循环。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文章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自然，真话不意味真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问题。真理属于认识论，真话则属于道德观。真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真理，而假话却万万不会是真理，而且只有前者才是探索真理的途径。戈培尔说过“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从历史上看，这已成为对法西斯本身的嘲弄，从道德上讲，这显然也是做人之大忌。尽管陈思和尚未对“沉沦”“复苏”环节的巴金展开论述，但他提出的巴金对道德的重视，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文人间各种表现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给人们、特别是文人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同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