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文前有个小引，这次再抄一遍，因为上次印出来的时候有漏字，而且事隔经年，本篇的读者未必看到或记得那个说明“大书小识”题旨的小引：
毛泽东著作，大多讲大道理，有大气魄，不妨称之为“大书”。读毛泽东著作，重要的在识其大。我的这些读毛札记，大多属于“小识”。抄录一点材料，记述一点想法，随手翻到，信笔写来，没有什么大意思。然而，大海不择细流。“小识”有的也许不无小益吧。
这次四则和计划要写的下面若干则，都是关于《毛泽东论文艺》的，既涉及此书增订本这次新收的篇目，也涉及原版本和增订本都收的篇目，还涉及两种版本都没有收的篇目。
之五：关于卷首篇
编选一部书，找到一篇合适的置于卷首，大概是编选家们共同的愿望吧。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毛泽东论文艺》初版本，以《文化运动》为题，摘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及“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的一段文字，作为全书的卷首篇。这个选择不算很理想。因为这段文字虽然一般地提到“农民的文化运动”，却并无一字涉及文艺活动，只讲到农民“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编选者大概也感到了这一点，一九六六年此书出第三版，作了一个变动：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挪到卷首。然而，这一挪动，打破了全书所选各篇按年代顺序编排的体例，仍然不算很理想。所以，一九八三年版又恢复了初版本的编排顺序。
其实，就紧扣“论文艺”这个主题而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一段文字并不是非选不可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倒是最合适的卷首篇。因为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专门就文艺问题向文艺界所作的第一次讲话。当时编选者计不出此，不知是未曾注意到有这么一篇讲话，还是过分拘泥于这篇讲话没有编入《毛选》。按说，编专题文集是不必以收入《毛选》为限的。
中国文艺协会，是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发起，在陕北保安成立的。保安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第二年一月党中央才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来到保安。毛泽东写《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就在这个时候。丁玲原是活动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属于住“亭子间”的，经过国民党牢狱的灾难，现在从外面进入党中央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了。李伯钊在江西中央苏区从事革命戏剧活动，属于从“山顶上”来的，经过长征的锻炼，到达陕北。这两位女文艺家，可以看作原来被隔开的两部分革命文艺工作者队伍的代表，现在会师了。她们和其他一些在陕北的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发起成立一个文艺组织。据记载，是毛泽东提议把这个组织叫“中国文艺协会”，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
李伯钊主持成立大会，报告协会成立的意义，丁玲报告筹备经过。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都讲了话。毛泽东的演讲，当时党中央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刊登了一个“略词”，即简略报导。虽然是油印刊物，应该算是正式公开发表。一九六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田家英主持编选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在“关于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那一编中，就摘录了《红色中华》上发表的这篇演讲中的论述。这表现出《专题摘录》编选者有较宽、较高的眼界。
毛泽东这篇演讲，有对革命根据地文艺活动过去开展不够的回顾：“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的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有对今天加强这方面工作意义的估计：“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这同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文武两个战线”、文武两支军队、朱(德)总司令的军队和鲁(迅)总司令的军队，一脉相承。当时内战尚未停止，抗日亟需动员。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出击。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的下阕：“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这篇讲话，还有一个提法很值得注意。他说：“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上海文艺界(主要是左翼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那时已经热闹了大半年，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这篇讲话中“两个发扬”的提法，可不可以看作是对“两个口号”争论的某种兼容并取，而又更倾向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态度呢？毛泽东当时对“两个口号”争论的看法，不少文艺家都有回忆，据说都是同毛泽东谈话听来的，可是不同的人回忆的内容差异很大。是回忆不尽准确、忠实，还是毛的看法前后有变化，或是对不同的人谈话侧重点有所不同？不好臆断。无论如何，那些都属别人后来的回忆，而“两个发扬”的提法则是当时正式的报导。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纂，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书，是从一九三七年起纪的，但在全书开头的部分用回叙的方式全文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这是很巧妙的编纂方法。只是在抄录或排印的时候漏掉了大半句话，是一个疵点。
之六：关于《论鲁迅》
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有一位听讲的人整理了自己所作的纪录，以《论鲁迅》为题，送到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用毛泽东演讲、大汉记录的方式，放在第一篇的显要位置发表了。这期《七月》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出版的第十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钱杏<SPS=1713>主编在上海出版的《文献》予以转载。一九五0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还把它选作课文。因此，这篇演讲是流传得很广的。毛泽东著作中评价鲁迅的地方很多，但是，这是唯一的一篇专论鲁迅的著作，其中一些论述，如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以及对“鲁迅精神”的概括，是很引人注意的。只是此文不是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的，从党的文献的角度来看，不能算是正式发表。五、六十年代编《毛泽东论文艺》，没有选入此文，是可以理解的。连田家英主编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也没有选摘这篇演讲中的内容。
演讲的纪录者“大汉”是何许人也？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一九八一年，这个谜才由唐天然同志解开了。“大汉”是“大漠”之误，《七月》正文上印错了，目录上却是印的“大漠”。“漠”与繁体的“汉”，字形极近。汪大漠同志，八十年代初在水上运输法院工作。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写的汪大漠讲述的此文发表经过。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论鲁迅》。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订正，并由中央机关报正式发表的。今天来增订《毛泽东论文艺》，当然不会忽略这一篇。
《论鲁迅》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鲁迅的论述，都给予鲁迅以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是不是也谈到过鲁迅的某些不足？有过的。记得周扬曾经告诉我，毛泽东同他谈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给他的信里又写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周扬认为毛泽东这个见解很深刻。周扬说，尽管有人老要重提旧事，说他周扬攻击过鲁迅，他还是不避嫌疑，愿意把毛泽东对鲁迅不足之处的这一深刻见解告诉别的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周扬谈过的这一见解的确很深刻。把毛泽东对鲁迅不足之处的这一评论，同毛泽东对鲁迅伟大之处的许多论述放在一起研究，更可以显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威力。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高度评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又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孙中山如此，对鲁迅也应该如此。
之七：关于在“鲁艺”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新中华报》上有一则《柯仲平启事》，其中提供了一段“经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的“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这段话中讲到“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应该各自看到自己的不足，把各自的“自大主义”去除；应该“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文化的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毛泽东这段话是在哪里讲的呢？柯仲平没有交代清楚。《新中华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发表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文中谈到边区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在统一战线上一道工作时，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先生的演讲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应该随时想起的。”接着就引述了他记得的毛泽东的话。在哪里的演讲？没有说。由于排印窜行，这段话已由柯仲平于五日后的下一期《新中华报》上更正过一次，然后又在再下一期《柯仲平启事》中提供了毛泽东对这段话的亲笔订正。这两次更正，也都没有说这段话是在哪里讲的。
唐天然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他说：“据一些参加了‘鲁艺’成立大会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没有讲话”，而毛泽东到“鲁艺”住地作报告，也提到“亭子间”和“山顶上”的文艺工作者要团结，现在有文字纪录流传，“但那已经是五月十日”。所以他推断，柯仲平记忆的那次讲话“有极大可能”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招待边区文化人”时讲的。唐还据此批评王燎荧同志《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引用这段话，说它出于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实在是一种误解”。(《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记忆常常不可靠，于此又得一证明。因为这段话正是出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档案中保存着这次讲话的纪录，内容完全可以同《柯仲平启事》中提供的那段话相印证，当然要丰满一些。可惜这种纪录未经毛泽东亲笔订正。档案中还有毛泽东到“鲁艺”的演讲纪录，也是未经毛泽东审定的，但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唐所看到的有文字纪录流传的五月十日在“鲁艺”的演讲，到底是四月十日的讲话记错了日子？还是四月二十八日讲话记错了日子？还是五月十日的确又有一次讲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未提起四月二十八日到“鲁艺”的讲话，却有一条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并引述了讲话的许多内容(没有交待资料来源)。唐所说的五月十日讲话，是否就是《纪盛》一书所说的五月十二日讲话？从《纪盛》所述五月十二日讲话的许多内容来看，相当一部分可以同档案中四月二十八日讲话纪录相印证。《纪盛》还提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毛到“鲁艺”讲话，并介绍了讲话的许多内容(都没有交待资料的来源)，现存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印证。也许都是回忆的吧，不知内容和时间、场合的准确性有多大。总之，在毛泽东文献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确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唐天然还批评“历来‘毛泽东论文艺’的辑本从不收录柯仲平提供的经毛泽东订正的这段纪录。”这个批评是对的。这次《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弥补了这个缺陷。
之八：关于浪漫主义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因突击开荒延期到五月十日举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都题了词。据许多人回忆，毛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题词的原件或照片据说没有保存下来。人们的这个回忆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前面我刚刚举例证明回忆不都可靠。关于某次讲话的一般内容和讲话的确切时间、场合，如果没有留下笔记或当时的文献，是不大容易记得清楚的。绝句、律诗之类的短诗好记多了，也容易忘记中间的一句半句或者记错一字几字。鲁迅写《范爱农》，追记自己当年所写的《哀范君》的三首诗，不是“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中间忘了两句”吗？后来查到当时发表此诗的报纸，他“记得”的六句中，不是还有六个字有出入吗？但是，像“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样的题词，我相信不会记错。而且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方然一九三九年秋写于延安文协的文章《延安底文艺工作》，其中引述了这个题词，并说它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创作方法”。方然此文写作时间离题词时间不久，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记载，在文献价值上要比多年后的个人回忆文章高得多。以此文为根据把这个题词收入《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是合理的。
创作方法，当时苏联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这个影响，中国当时也曾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抗日的现实主义”自然也是由此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提出和把“抗日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联系的提法。这说明毛泽东作为唯物主义者，当然是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但是他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新民主主义论》)者，所以他又不赞成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记述。他认为，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此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的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我认为，毛泽东对浪漫主义的上述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建国以后他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联系他给“鲁艺”一周年的题词，可以看出他这条思路的一贯性。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大书小识
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