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与哭》却让你无法这样读。人物的语言绝无这种单纯的典型风格，几乎是个个患了杂语症似的。一个人的语言中搀杂了多种声音，一个人说出的话中表达的观念似乎包容了多种观念。这种“杂症”似乎很后现代。
尽管作者试图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企图给人一种陌生化感觉，以此促使读者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但他几乎忘记了语言这个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时间我们甚至难以区分这些人物的语言特征，如果少了叙述者的提醒。即使是叙述语言，也经常与人物的语言混杂。
“在那些枯燥的日子里，我们撒酒疯呀，打架呀，拍婆子呀，谁也管不住。”(扬子语)
“我没有一点希望。你说我是一个颓废派，是的，就是！我胡说八道，我又哭又唱，我弹着吉他走向绝路……”(宋晖语)
“黄秀英爱跟谁睡觉就跟谁睡去吧！跟男男搂着，跟男男亲嘴，跟男男搞大肚子，我绝对没意见。”(宋晖语)
“他……根本不是同意我的话，而是拿我开涮……‘我跟你说正经话，你耍什么贫嘴呀？’”(这是那个高雅的林兰的话吗？)
谁能分清并确定发话者的身份和言语特征？
“冰冷，僵硬，森严的夜。
树叶哗哗的响声像河边的流水声。”
这是一个老女人的语言。
“这一大片乌云又好像抖落下来许多的云絮，它们的黑影不慌不忙地掠过了夜色朦胧中的房屋和树木……”
这是小伙子扬子的语言，怎么与前一段无区别？
还有书中各种人物语言中都穿插着的北京胡同串子、痞子们也说的语言；返城知青们的语言时常让人难分彼此。
我说不上这到底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
但奇怪的是，这种杂语并没有引起多少阅读的障碍，我几乎一口气把这书读了下来。这是因为小说中那浓郁的原汁甚至浓汁的生活太有魅力。作者忠实地向我们展示着一个特定时代北京青年的生活——七十年代初、中期，中间闪回着“文革”中中学生的片段。作者更关注的是北京胡同中那些青年，他们的苦闷、挣扎、向往、堕落，全是些最平常但也是最残酷的生活与生存场面。小到他们的打扮：光头、一身蓝、国防绿、白边儿懒汉鞋，瘫在破平房里的老女人，头发脏成一大疙瘩，父子为家事大打出手……大到国事政治，对“四·五”运动的预示。扎扎实实的描写，真实的再现，几乎令人读着透不过气来。不禁感叹作者对生活的记忆之坚实细腻。
可能正是因为作者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太杂乱太沉重，可能一群特定时期不同身份的人们使用着不少相同的语言，可能在一个特定时期里某种共同的情绪决定了不同身份，不同教养的人们用一些共同的语汇表达自己。这些造成了目前这本小说里的杂语特征。正如目前北京人老老少少追时髦，几乎人人爱用“丫挺的”之类表示自己的情绪，有时你无法以此判定发话者的确切身份。杂语往往产生在一个杂乱的年月。
但《歌与哭》的“杂语”中绝不只是对特定时代里杂语的真实记录和再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时有混乱，说明了小说的不成熟。分清“杂语”与“混乱”之处是必要的。前者对评估人物的语言特征和价值取向是有益的，而后者则是败笔。
(《歌与哭》，施言著，漓江出版社一九九○年版，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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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