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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是道地加料的英国留学生。十六岁赴英，从中学读到大学，一九二二年二十六岁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他是《现代评论》周刊的创办人之一，因一个时期主持“闲话”专栏闻名。围绕着这个杂志和稍后的《新月》月刊，陈西滢与胡适、徐志摩等组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九二九年他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到一九三五年再度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抗战胜利后为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做国民党政府外派的文化官员至一九六六年退休为止。然后定居伦敦，一九七○年客死于异国他乡。
除了在《现代评论》和《新月》时期他集中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散文，偏爱地翻译梅兰克(Leonard Merrick)、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今译曼斯菲尔德)两个英国作家的作品外，陈西滢后来很少使用他的笔。教书，出国，他仿佛从写作界消失。这个年少气盛的评论家与鲁迅冲突一番之后究竟抱着何种心情甘愿隐退，应当是传记作家最感兴味的关节。总之，他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就把一生大部分的文章写完，经他亲自编定的《西滢闲话》几乎便是他的主要散文创作。
“闲话”，本源于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絮语散文体。斯梯尔和艾迪生办的报刊，取名《闲话报》(一译《闲谈者》)、《旁观者》，哈兹里特的小品集称为《席间闲谈》，很明显，欧美派的中国作家由此受到过启发。不过，陈西滢与那一位专学兰姆的散文家梁遇春有点异趣，并没有操着拉扯闲散的笔调写拉扯闲散的题目，他的“闲话”大都是时评、戏评、影评、书评、作家评，切入时弊，臧否人物，偏离《伊利亚随笔》的正宗，更加中国化。据梁实秋回忆，一九二八年六月出版的《西滢闲话》是新月书店最畅销的书籍。此书一九八二年有上海书店复印本。另一本《西滢后话》，一九七○年六月台湾萌芽出版社出版，读过的人就很少了。它搜集了陈西滢“闲话”外的散文、译文、杂论、剧评，内容比较芜杂。我有幸见到的一本，是陈的女儿陈小滢女士不远万里自英国爱丁堡寄来的。《后话》本应将《闲话》遗留的文字一网打尽，但可能是在陈西滢逝世当年匆促编就的缘故，实际只选了七篇散文、一篇小说，又把部分翻译作品混编进去，漏下的东西仍不在少数。如一九二八年《新月》上的《西京通信》一至四就都未收入。
陈西滢最受注意的时评虽较繁复，且引人非议，可历史经过沉淀，面目大致显露清楚。对于所处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他并不苟且，“闲话”含有相当的批判锋芒。他讽刺京津、津浦铁路线上“镇威上将军”麾下如虎如狼的官兵“德政”(《行路难》)；说民国以来军阀开战全是抢“饭碗”，反对民众去与其他军阀演什么“反奉联合戏”(《吃饭与火并<SPS=0021>》)。一般说，我们很容易因他在女师大事件中维护教育当局，而错认他有官方立场。实际上他指斥政府的腐败，很是尖刻：关税会议在居仁堂吃一席饭，某部竟借口报销三万多元(《捞油水》)。在外国参加该会的委员抵京前，花了五万元去洗掉前门、南池子一带“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字句(《粉饰》)。他不无夸张地宣布中国的共产制度已经实行，与苏俄不同，“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共产》)。这是一种受西方民主浸染的新型的“国民”姿态，可以恣意地议论时政，还似乎拥有“平民”代言人的身份。中国这批具有欧美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往往取“平民”的视角。有趣的是散文家陈西滢唯一的小说《菊子》、诗人徐志摩的小说《家德》，表现日本弃妇、中国家仆的遭遇，叙述者都是站在弱者一边批判整个社会的。
陈西滢对“五卅”事件的态度基本鲜明。做为一个受英国及其文化熏染极深的人，他还是迸发出对殖民主义列强应有的义愤。从《五卅惨案》一篇开始，他就表示支持上海的罢工，虽然并不赞同盲目向英宣战，但说“如果英国人与我们宣战，或是逼我们到不得不作战的一步，那么我们也只好作战”，不能“只看了物质方面，把一切气节，人格，名誉都丢掉了”(《智识阶级》)。“五卅”过后不久，他目睹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霞飞路上的花园别墅，全为黄头发蓝眼睛的所占有，内心不禁发生“恐怖的梦魇”：“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外国人的中国”(《“乌龟坐电车”及其他》)。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也不比别人来得弱。
但他单独面对“民众”(不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时的讥刺态度，就时常引起人们的争议了。他说中国人“实在是‘程度不够’”(《智识阶级》)。他的许多讨论中国“国民”的文字，有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官僚的一面，也有一个因向往西方而脱离中国人生实际，轻视群体，对芸芸众生居高临下的一面。他说中国的官绅还没有走出“中古时期”(《捏住鼻子说话》)。他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优良的人种”，指明“躺在汽车里肥头胖耳的大汉，他的聪明也许还赶不上坐在前面，手敏目捷的车夫”(《节育问题》)。真是挖苦得可以。不过美国兵打了中国车夫，围观的中国路人敢怒敢言不敢动手，却招来他极度轻蔑的一声“呸”，确实过分了(《参战》)。所以，北京女师大事件突起，他站在一旁指责学生动用群众力量“压迫”了校方，主要便是这种态度作怪。他维护章士钊、杨荫榆的言论，都有他本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作基础。他实在是维护自己的思想自由，既有批判政府、批判殖民主义、批判强权政治的自由，也有批判国民、批判群众的自由。你看学生在段棋瑞政府门前喋血，他不负责任地说杨德群之死是受人利用的，但还表示“像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爱国民众，只有在文化优异的中国才看得到”。(《文化的交流》)陈西滢自称尊重一切信仰，他在日本旁观选举，私心希望“政府党得到一种挫折”，“无产党多占几个位置”，同情于在选举广告战中因资金不足吃亏的“无产阶级”。(《日本普选》)这是他坚持信仰自由的典型表现。但是经过许多次事件的现实刺激之后，他不免流露出悲哀怨怼的情绪，在《表功》一文中感慨地说：“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权的声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在以好恶为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了解。”这是陈西滢一段颇为重要的“夫子自道”，故意用第三人称的口气间离人我，呈现他在历史面前多次碰壁之后，自嘲加上自赏，加上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话说得够坦白的，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陷入困境的真实缩影。
依我看，陈西滢散文里的文明批评，文艺批评，放言高论书籍、电影、戏剧、版权、展览、医疗、节育、人口，真要比时事评论高明些。中西文化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界经久不息的话题，我们讨论和实践了一个世纪，似还没有尽期。陈西滢主张全面地改造中国的旧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部分。他最着力抨击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口号演变为中国精神文明从来都在别国之上的言论。他看到旧文化“同化力非常的大”，西式的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华土壤就会变质，线装书读多了会染上种种陈旧思想，所以认为“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辟一片新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结论比鲁迅还要温和些，叫做“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再论线装书》)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当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时候，陈西滢大不以为然。他基于上述的思想，一再地说，中国这所旧房子要紧的是“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而不是清理“破烂家俱”，认定胡适带头回到故纸堆去，动机名曰“捉妖”、“打鬼”，结局倒是掩盖了大部分国故癖们一个个“在垃圾桶里淘宝，灰土堆中搜珍奇”。(《整理国故与“打鬼”》)这在“五四”退潮的背景下，是属于较为激进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观点。
一个民主性作家的文艺观念如陈西滢在他的散文中所传诉的，也相当地富有“五四”色彩。他没有介入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与“新月”派的论争，我们无法想当然地去作推测。陈西滢的文学时代在一九二九年之前。他倒是在二十年代明确地反对拜金艺术，嘲笑用洋钱堆积起来的美国商业文化，赞美卓别林电影的某种超越性。他始终卫护白话文的地位，听到一丝涉及“五四”文学革命这一直接成果的危言耸听，比如说什么白话文体流行会造成学术著述稀少等等，便会挺身驳斥，十分敏感。他不懈地做白话、文言优劣论的比较，说明“一样的一个意思，一样的叙述，白话可以得最多数的了解”，“白话文重自我的表现，文言文却重模仿”(《争点》)，意在把白话文推行至广远，防止它在青春期受到旧势力的颠覆。陈西滢是纯正文艺的促进论者。
“五四”文学有丰富的内涵，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基本矛盾皆包含其中。陈西滢本来也是善于发挥文学的社会效用的，但骨子里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家”“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创作的动机与态度》)，很容易被看作是倨傲地鼓吹“天才论”的。但如果全部纵览他的文字，他倡导的实在是一种多元的读者接受层面应有多元的文艺对应的理论。他把为多数人的民众文艺和为少数人的智识阶级文艺，分得很清。他曾批评搞新剧的人，忘掉了“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把“纯粹的对话剧”在一个早上硬要塞给广大的中国观众是“此巷不通”的。指出民众的戏剧应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有做，有说，有歌，有舞，有声，有色的戏剧”；而新剧属于“一种庄严的艺术的试验”，应当送到小范围的实验场地去进行，应当采用西欧存在的“小戏院的制度”。(见《民众的戏剧》、《小戏院的试验》诸文)基于这种文艺观念，你才会对他一会儿说“文学是没有平权的”，天才作家的文学绝对“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剽窃与抄袭》)；一会儿说五卅运动中“如果所有的传单都写得像《伤心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那样简单明了，我们那方的反响还可以大得多”(“他们那方”指市民群众，见《干着急》一文)，不以为怪了。这种关于文艺多层面功用结构的看法，显然有相当的道理。高下文野之分并不一定便包含对下层文艺、民间文艺的藐视。
说到陈西滢的“闲话”式散文，一般公认它如行云流水，绵密，默然，雍容。他自己对白话文章有一个很中肯的见解，是“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浅些”(见《理由》)。他的文字正是流畅明达的一路，注重驱遣自己的个性，不做掩藏真情的作戏似的“讣闻式”文字。他总以要说“心腔中的话”自许。时有风趣，间发妙论，娴熟地运用他特有的反语、快语、警语、睿语，英国随笔的轻松随意之中暗藏着机锋。比如某大学当局借口王尔德坐过监牢而禁排其戏，只允许读、排莎士比亚的剧本，陈西滢便煞有介事地“进一个条陈”，说“这个端是千万开不得的，应当赶快禁止的。莎士比亚不是相传为了做贼，偷了人家的鹿，犯了案才逃到伦敦去的么？”(《“非利士第恩”》)英国一个主教说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讲离英独立史，造成了中国的革命，陈西滢讽刺说：“如果以为几个学校里的几本教科书里的几章就造成了一个革命，他的头脑也好像只配讲讲经吧。”(《妙论》)他的语言直白、巧妙而有深意，议论风生，并不十分讲究文学的华美和意境的圆润。类似这种行文，“中国人生得快，也死得快。在生死之间，那半生半死，不生不死的日子却过的不很快”(《贫民与节育问题》)，最是他的风格。还有叙写人物，如记述孙中山先生、刘叔和、罗曼·罗兰、法朗士等，也极尽其能事，惯会选择细节，夹叙夹议，保持对所敬重的人物之间那种亲切、平等的关系。但也有例外，便是对吴稚晖出格的推崇备至。吴稚晖在“五四”时期曾有一定的影响，所写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上下古今谈》等，在通俗地宣传现代新思想方面曾有贡献。他的著作气势庞大，写得俗白、跌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沙汀、艾芜这些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回忆，是当时进步青年的恩物。吴稚晖赞成“清党”，思想趋于反动，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大致上陈西滢褒扬他还是他民主精神最为显耀的时候。但是陈把一种私淑的情感带进文章里，对吴稚晖已近乎仰视，恐怕有违他一贯遵行的英国散文的传统。他究竟是个中国文人。
当作近现代文化思潮的资料看，陈西滢的书尚有价值。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十年代末期曾有较为“光彩”的一页。《新月》的历次被禁，撰稿人和编辑者被新建的国民党政府下令拘捕入狱，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不可能有真正超党派的政治、文化批评发生。这是一种历史的机缘。陈西滢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文章也当放入这个思想、文学派别里去考察是无疑的。就像自由主义思想是从西方移植来的一样，陈西滢又是把英国随笔小品移植到中国散文土壤上来的一个，这种文体建树的特殊性理应给予恰当的评价。在陈西滢的文集出版的今日，《西滢闲话》和《西滢后话》仍是了解他的主要著作。《后话》可能得到其夫人凌叔华的认可，但毕竟是他人编定的。《闲话》的编辑历程却很能体现陈西滢的曲折心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文坛曾发生过一次所谓“闲话事件”，许多的文化人卷入其中，关于陈西滢是否讲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话，因当事人的否认，查无实据，变成一桩无头案。但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陈西滢与周作人也同样发生过争论，朋友反目，确是事实。《闲话》当年出版时，作者自动剪除了有关这部分的内容。据说六十年代在台湾重印该书，侨居英国的陈西滢又将他与鲁迅论争的部分文章删却了。这些删改当然会增加后人甄别的麻烦，为了保存历史真相，有必要记此一笔。但从研究陈西滢本人的传记来看，这又是他心灵史的一个记录。他是怎样想的呢？是忘却？是忏悔？还是英国绅士式地讲究“费厄泼赖”(Fair play)？这倒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大费思索的题目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改毕于东土城下
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