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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哲学家、一些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同的是，在半个世纪前，洪谦先生就已主动、自觉地学习研究当时欧洲新兴科学技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崭新哲学思想——维也纳学派哲学。先生接受了极为严格的训练，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并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获哲学博士学位，继而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在所有成员中，他是唯一来自东方国家的。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唯一”，这个损失怎可弥补？！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洪谦先生所引进的那种随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界后继乏人。维也纳学派哲学，正是那随自然科学最新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形态之一。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创始人(也正是洪谦先生的哲学博士导师)石里克来看，他受业于量子论的创始人M.普朗克。在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的时间和空间》中，石里克根据A.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物理学的新成果，对时间、空间这类概念进行了新的哲学总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从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总体上来看，其直接的理论先驱是E.马赫，马赫又可溯源于英国的经验论代表人物D.休谟。但是，维也纳学派根据爱因斯坦等现代物理学的新发展，改变了休谟经验论和马赫实证论的形式；换句话说，维也纳学派用G.弗雷格和B.罗素的数理逻辑改造了以往的实证论、经验论。马赫的实证论重观察、实验；而维也纳学派更重(现代)数学、逻辑。“逻辑实证论”(或称“逻辑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醒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逻辑”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而非传统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强调了“逻辑”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的特殊地位。这表明，维也纳学派在哲学中建立和推行的，是一种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对科学的基本命题作出逻辑分析；而不再保守诸如马赫实证论所注重的观察、实验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命题、语言文字相关，而与事实无关；观察、实验，则是针对事实而言。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对欧洲哲学主题由“思维”向“语言”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其波助其澜的，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都有系统而又准确的介绍。
当然，这既不等于说，维也纳学派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而改变的唯一可取的形式；也不等于说，现代哲学的发展只能以自然科学为根据。在这一方面，联系到我与洪谦先生的交往，不妨多说几句，同时也可以看到先生哲学倾向的另一些侧面。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两翼，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既然哲学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的基础上建立？既然，哲学可以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随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从哲学史来看，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直未能被公正地对待。伽利略的科学理论，起初是在达·芬奇的艺术理论启发下形成的，这一点也早被“健忘”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许多大哲学家甚至根本不关心、不讨论艺术问题。偶有涉及，也常常只是作为对科学问题思考的哲学成果的一种应用、推广；美学，也只被作为哲学总体的一个局部、一个分支来对待。熟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名著的人都知道，按西方哲学界流行的看法，它是认识论著作，是一部奠定欧洲近代认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维也纳学派也这么看，并且又一直在努力肃清其中的形而上学残余。而我则想反其道而行之，从这部著作中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导出新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已经这么做过)。因此，我写下了大标题就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形而上学导论》一文。
这些用心如此昭然，当然躲不过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基本宗旨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先生的法眼。所以，当我把手稿送给洪谦先生看时，他翻了翻，对我说：“我不搞形而上学。我把它转给贺麟先生去看吧。”过了不久，贺麟先生把我叫去，他说，他也一向重视并且研究了康德的，受洪谦之托，他仔细看了我的这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如果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他可以推荐。两、三年之后，我又请洪谦先生看《康德自然哲学在现代受到的挑战》，他看后对我说，“看得出来你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也下了功夫，可是你的兴趣还是在形而上学方面，你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种思路’”。一九九○年九月，我从西德回国后不久去看洪谦先生，我对他讲述了这几年我在美因兹大学怎样从E.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入手，又在海德堡大学怎样从H.—G.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回溯到海德格尔乃至古希腊的柏拉图等人。先生听得极有兴趣，并不时诘问、讨论。先生对我说：“你把你以前的一些想法已经搞得像点样子了，我希望你能坚持搞下去；不过，我并不赞成你和你提到的那些人的哲学倾向。”
尽管维也纳学派并不是现代哲学的唯一模式，其理论本身甚至也有某些偏颇之处。但是，维也纳学派借助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推动哲学形式的变革，功不可没，不可低估。洪谦先生把它引进到中国，作出了系统而又准确的把握和介绍，的确功德无量。
《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典籍告诉我们，这种权威性的著作，只有直接接受外国宗师的指导、嫡派相传的学者才能写出。但是，这样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得外国宗师亲授，并被承认真懂了的人，更是屈指可数。这个“懂”字赢得之难，胡适一案可资佐证。胡适先生曾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按胡适本人的说法，他学得了杜威的那种实验的思想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和〔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并且，“得着杜威的鼓励”，著成“论文《先秦名学史》”。(见《胡适自传》第97、94页，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版)但是，杜威如何鼓励、何时鼓励，均语焉不详。也许，正是在这些地方让人抓住了什么把柄，或者，给了某些拨弄是非的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不免飞短流长。我就曾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胡适把《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送交杜威，杜威看后，竟不知其所云，结果未获通过；只是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期间，杜威应胡适等人邀请来中国讲学，发现胡适在中国名气甚大，才回去给胡适补了一个学位。这个传说是在揶揄胡适，说他并不“懂”杜威。假如他真“懂”杜威，即便他讨论的是中国先秦名学，即便杜威对此毫无知识，杜威至少可以看出胡适是在运用他的实验的思想技术来，可以看懂与杜戚哲学倾向有关的哲学问题。再何况，去外国读外国哲学而做中国题目的中国人也很多，他们的外国导师也并不懂中国哲学、而且在哲学上还不如杜威高明，他们不是也能看懂了这些中国人的论文并给其中许多人以学位吗？
但是，从没有人如此去揶揄洪谦先生，尽管洪谦先生一生在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权势，更不用说像胡适那样显赫一时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中国人写的外国哲学名著发表于四十年代，迄今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了，仍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系统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权威著作。先生立言，虽久不忘。在人们看来，这部著作是一个真正“懂”了的人写的，可以信赖，足资依据。人们一翻开这本书，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真懂”的信息。也正像洪先生本人喜欢说的：究竟懂不懂哲学，你一张嘴别人就会听出来。先生常常慨叹，懂的人往往不愿张嘴，爱张嘴的人又不懂，特别是那些似懂非懂的人最爱张嘴。
懂外国哲学难，而懂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外国哲学尤难。这是因为它专业性强，技术性高。记得冯友兰先生生前就曾经承认过，那些应用西方现代逻辑写出的高技术的哲学著作，他“看不懂”。(冯友兰：《怀念金岳霖先生》，载《哲学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洪谦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也曾从形而上学问题的角度，批评冯友兰先生并没有搞懂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立场。(见《维也纳学派哲学》第181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版)当然，冯先生这类的自认为和被认为的“不懂”，还有其他的原因；另外，这种不“懂”，往往又是意味着哲学志趣的不“同”，如我曾说过的伽达默尔与J.哈贝马斯之间。但是，冯友兰先生自己说“不懂”，确实也包括了某些哲学流派的技术难点。连冯先生这样的中国哲学大家都说“不懂”，可见其难度之大。之所以如此之难，原因就在于，逻辑实证主义除了哲学本身的必要素养之外，还要求精通数学、物理学之类。就是在数学或物理学等方面，只具备一般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必须是专门家才行。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听懂这个学派成员所说的话，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同他们进行对话。洪谦先生的导师亦即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曾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的学生，其博士论文是讨论光学的。学派中的其他人，如H.汉恩、K.门格尔等人是数学家，Ph.弗兰克等人是物理学家。洪谦先生本人，在维也纳大学中也受过严格的数学、物理学的教育和训练。
在西德海德堡大学和伽达默尔教授一起研究、讨论哲学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有时也涉及到维也纳学派。他对我说，维也纳学派对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的修养和技术，有其专业性很高的要求，这对于一般搞哲学的德国人来说，难度也并不小。对于中国人来说，难度就更大了，因为还要加上生活方式与习惯、文化传统和语言等方面由于差距过大而造成的困难。就拿语言来说吧，一个人在中国是学不到真正的德语的。一种语言只有在其祖国才能真正被学到。伽达默尔举了一个例子：非洲有些地方长期以来说法语，甚至把法语作为国语，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并不因此就真正懂得了法语、懂得了法国哲学。真正懂得法语、法国哲学，只能在法国本土。
回国后，我曾向洪谦先生谈及这一点。先生笑着说，你现在是有体会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说，可惜中国许多搞外国哲学的人至今仍不懂得这一点的重要。有的人外文一字不识，照样在那里讲外国哲学，当外国哲学的教授。有的人刚识了几个外国字，连一本外国哲学原著还读不下去，就洋洋几十万言的“大著”一本接着一本。去过外国一年半载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自以为已经精通了外国哲学。而实际上，这些人连外国哲学的门也从未进去过，是名副其实的门外汉。洪谦先生说，最使他头疼的是，这些人常常硬逼着他和他们去讨论外国哲学。他说，有时，他对这些人是很不客气的，并且不论其地位高低、名气大小。有一次，他被邀请和某某人等一起参加讨论会，他对邀请者说：“某某人去，我就不去。”
伽达默尔还对我说过，石里克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意外早死是一大损失。他说，他曾注意到石里克有关“显示”的理论，并从中得到启发。我曾把洪谦先生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下卷)带去他家中，伽达默尔听了我对此书和书的主编的介绍，很有兴趣，让我把书留下来他有空再翻翻，我很高兴地把这套书送给了他。这些，也都可以表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影响和洪谦先生有关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里，洪谦先生这样的人才实属难得，他的逝世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弥补。这样的一种人才，外国也很需要；他们之所以能毅然回国，起码是非常爱国，愿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有用武之地。这一要求并不高，也不过分。但是，应该承认，这种要求的难以满足，除了某些政治原因外，还有不少实际的困难和人为的阻力，这也不必去多说了。
近十多年来，“用‘一分为二’否认‘合二而一’，就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文章也能写、能发表了；区别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的话也敢讲了；但是，人们并不满足，呼唤着胆子更大一点的改革开放。庶几，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像洪谦先生这样“难”得的人才日子不再那么“难”过了；妥善安排、合理使用之类也不再只是一句空话了；那些纯学术的观点，也不再像洪谦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做的那样，要借助海外的刊物、丛书或讲坛去畅所欲言、寻觅知音了……这对于死者，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慰藉么？！这对于生者，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鼓舞么？！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
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