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亭同志是做实际工作的。他具有做实际工作的地方干部的宝贵品格——务实、了解下情、“天生地”反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但另一方面，熙亭的特点在于他好读书、能求解、爱思索、善总结、喜写作，他具有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文人的品格。他内里颇秀气，肚子里有名堂。因此，他被选择去搞最不易搞的宣传文化。因此他最终并未在“仕途”上有所发扬光大。
不当省文化厅长以后，他告诉我他正在写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写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我且信又疑：爬格子是个苦差事，历史题材就更麻烦，熙亭抓了一辈子开会汇报简报批转传达典型示范，面对的是河北省的丰富而又贫瘠的土地；他上哪儿“抓”宋神宗、王安石、苏轼去？
三年过去了，他的小说出来了，他是说干就干的而不是放空炮的。他的小说的特点在于他运用他自己的丰富的政治经验、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以今解古，创造性地分析解释琢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悲喜剧。其实研究历史学也好，写历史小说也好，做历史评析也好，都是今人运用今天已获得的知识观点材料来照耀探索旧人旧事。问题是今人与今人不同：张三是个书呆子，他心目中的历史便只有各种古籍的摘引传钞考证——当然这样的功夫不可没有。李四是个清谈家，他写出的历史题材的东西就必然是清谈堆积，辩论大全，“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议论空疏狂妄，“赵括谈兵”，夸夸而已。
熙亭的可贵处在于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结合，济世的愿望与经验以及尚不能完全为世所用及对某种不正的世风的合乎分寸的不平之气的结合。他写出的历史小说有了他的个性，他的印记，他的活气、正气和不平之气。也有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启示。
或谓“借古喻今”乎？历史与现实，小说与生活的作用是相互的，正像人们运用今天的经验和知识去探索(不是裁判！)历史一样，读者也可以从历史的回味与描绘中得到对于理解现实生活的某种程度的启示或参照。启示就是启示，参照就是参照，可能是举一返三，可能是由此及彼，可能是取其一端而本质大异，可能是忆苦思甜悲旧而喜新，也可能是忆荣哀耻有所警戒有所提防，可能离现实很近，也可能很远很曲折，可能有表面的相似点却实质上迥然相异，也可能表面上相反而实质相通，可能是正面的以古衬今，以今衬古，也可能是反衬。文学的妙处、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的妙处恰恰在这里，供你分析思索，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常有不同的新发现新启发自然也有新驳难。如同读“参考消息”，如何参考，并无死的规定，而且，有会参考的，有不会参考的。有参考得丰富的，有参考得贫乏的。唯独不能把这种古今通变弄成A＝A’、B＝B’ 的一对一的关系，捕风捉影的“影射”关系，指桑骂槐的妇姑勃<SPS=1631>关系，写小说而这么干，只能是七流以下的小说，只能是作家的穷途末路，作家的堕落。搞评论而这么干，只能是七流以下的评论，只能是评论的穷途末路，评论的堕落，有时还加上不怀好意。读历史小说而这么读，不如去读标语口号传单。写历史小说而这样写，不如去写匿名信、恐吓信、揭贴。
可喜的是郑熙亭同志的小说不是这样的。他的小说给我们的是兴趣、思索、多方面的启发，独到的会心，不泥不安的解说，而不是简单的比附判断。我祝贺他的成功。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