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个复杂的万花筒，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写。俗云“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不过背地里议论可以，若是把议论的人和事写成小说出版便会招来麻烦。然而最异想天开的作家也不可能想象出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怪物，通常都是从实际生活中选取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进行艺术加工，塑造“典型人物”，并称这种创作方法为“虚构”。既是虚构，读者自然无话可说。但偏有一类作家，既有意让读者看出自己的写作意图，又怕被人识破之后要吃官司，于是在人物姓名上做些手脚，在具体情节上遮遮掩掩，这样便产生了不同于纪实文学的真人真事的小说。法国《读书》杂志一九九二年三月号(第一九八期)发表了对这些小说的调查，总结出了它们的一些特点，例如：作家用虚构小说的形式描写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受到追究的人和事；对人物姓名和情节略加改动，但仍然足以使读者心领神会；在小说的扉页上声明“与真人真事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不接受任何采访；要求别人不得把小说内容作为资料引用等等。话虽如此，这些小说由于内容和写法都千差万别，出版后的命运也就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作家正面颂扬自己的亲友，例如亚历山大·雅尔丹的《斑马》，写的就是他的父亲帕斯卡尔·雅尔丹。或者是写人所共知的轶事，例如在唐·弗朗克的《分离》中，V是指作家让·沃特兰，K则是女导演狄安娜·库利。我以为有些自传体小说也可以归入此类，例如我国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作者李六如，主人公名为季交恕，一看便知是在写自己。这类小说自然不会引起什么纠纷。
　　第二类是要冒风险的政治幻想小说，往往要涉及政界人物。米歇尔·克莱尔克的《恺撒之子》描写了一八九五年五月的总统竞选，一方是国民运动领导人让一玛丽·巴尔扎尔(显然是指现在的国民阵线头头让一玛丽·勒班)，另一方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部长朱利尤斯·韦尔科兰。巴尔扎尔在最后关头借口心脏不适退出竞选，推荐了无名的斯坦尼斯拉斯·马雷斯基埃。原来马雷斯基埃是韦尔科兰的私生子，因为父亲不认他而心怀怨恨，要在电视辩论时揭他的老底。该书于去年秋天出版，受到好评，但评论界对于韦尔科兰是谁却保持沉默。只有以喜欢笔战闻名的《国际白痴》杂志出来当了一回白痴，宣称韦尔科兰就是国民议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结果该杂志主编让一埃登·阿利埃于十一月份被法比尤斯告到法庭，以诽谤和侵犯私生活的罪名被判处赔偿一百万法郎。至于出版该书的阿歇特出版社，由于其主编与国民议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私交甚密，法比尤斯终于撤诉，由双方协商了结。
　　第三类是最为敏感的揭露隐私的小说。刚刚因患艾滋病去世的作家吉贝尔·布鲁耶，在一九九○年发表了小说《致未能挽救我生命的朋友》。他在书中承认自己患了艾滋病，同时暴露了不少和他有交往的巴黎人士的身分。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有两个：哲学家穆齐尔是个性虐狂，生活极端放荡，其实就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富科(一九二六——一九八四)。另一个是“反复无常的”女喜剧演员玛丽娜，整个巴黎为此都在议论纷纷，因为从书里看得出玛丽娜就是如今还健在的女演员伊萨贝尔·阿雅妮。但是阿雅妮的律师劝她不要起诉，理由是“把自己认同于一个原则上是虚构的人物，就是为作者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一切作了担保”。阿雅妮也认为“起诉就等于承认。要想不为一本使自己难堪的书做广告，最好的办法是毫无反应，被人遗忘。”
　　不过雅克·亨利克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沃尔克曼》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除了虚构的人物之外，他也写了一些已经过去的真人真事，例如画家毕加索，一九二五年去世的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等等。人所共知，萨蒂晚年的生活极端堕落，亨利克自以为是如实描写，还向作曲家表示敬意。不料有个名叫皮埃尔·若瑟夫一拉福斯的人，自称是萨蒂唯一的继承人，向亨利克提出了控告。法庭认为“雅克·亨利克不惜描绘任何污秽的细节，对作曲家重病时的晚年生活进行了夸张和歪曲，把他刻划成一个卑劣的人物……即使是精神分析法的文学，对人物的历史真相也不能如此任意地推论。”根据保护私生活的民法第一三八二条，格拉塞出版社除赔偿原告的名誉损失费外，还要负担在《世界报》上刊登判决词的费用，该书再版时必须在前言中声明：“本书中作者所写的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行为是虚构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总之真人真事小说事关作家、出版社和读者，因此写作时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尤其是在涉及他人私生活的时候。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