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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族文学之所以多年来未能独树一帜令研究者另眼相看，原也事出有因。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并非以本民族语言创作、而是借用汉文达意的满人文学作品，便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出生背景，消融在浩翰的汉语文学海洋中。语言中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思维特征，满族作家由于放弃满文写作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今日仍无法估量。不过，改操汉文，也无形中获得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补偿，满族文学作品因此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满族文化也为更多的人所知悉与喜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满族文学(文化)已有足够的了解。
清代满族文学研究虽不是一片无人开垦的生荒地，但题目的集中与狭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大量原始资料尚被尘封、湮没的状态下，自然谈不上研究的深入。有感于此，作者一反多数研究者抱定一家一书仓促立论成文的作法，耐心地从卷帙浩繁的原本典籍读起，以期获得较为完整、亲切的历史文化氛围感受。并经过比较甄别，将有价值的作家与作品汰选出来。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先已问世的《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立足于扎实、雄厚的资料基础之上，《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的撰写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鉴于当代人对于满族文学零散片断的了解，以“展示了清代二百七十六年满族作家文学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轨迹”(《前言》)为目标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在分章布局上便采用了以点为主、点面结合的写法。尽管建基于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体例，因其呆板与缺乏整体观照，已招致不少研究者的批评，然而，对于人们较为陌生的满族文学史，这种方式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评述手段。除冠于卷首的总论二章外，该书处理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对各种文学史必定论及的纳兰性德、西林春(顾太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名家名著，均给予专章详加论述；而一般人少有所知，作者又以为其创作为展现满族文学特色不可或缺之大家，也安排了较多的篇幅，分章缕述，如满族文学遗产自觉的整理者与继承者铁保，文论家裕瑞，散文家麟庆，子弟书作者鹤侣，便经由著者的绍介，从不同方面弥补了我们对满族文学成就认识的阙失；另有数章从主题学的角度，对清代满族作家文学中表述较多的尚武精神、北京民俗、人生取向、边疆风情作了集中阐述，将一些散落的文学珠玉连缀在一起，从总体风貌上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特色，使前述的作家作品论相得益彰。就知识的满足来说，我应该感谢第二类章节的设立；而就整体的感受来说，我更欣赏第三类章节的专题分析。因为在我看来，研究满族文学史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之处，即在于发掘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意味。这一点，由于满族作家所操汉语及所受汉文化濡染之深而更形重要。
作者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属于第一类的作家作品专论中，便力求与普通文学史有所不同，突出其中的满文化背景。《红楼梦》一章可为范例，标题为《产生<红楼梦>的满族文化氛围》，已显示出著者的追求。她没有照通常的写法，以次罗列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是另辟蹊径，单从别家文学史所不言的满族文化角度切入，便别开生面。书中相当细致地剖析了满族服饰、语言、习俗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如被程刻本删去的六十三回中关于芳官改妆的一节文字，著者即注意到其中芳官的男性旗人装束与满语区分“我们”与“咱们”在汉语中的移用；而从满人重内亲、重小姑等尊重女性这一与汉人不同的习俗传统中，解读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其言便不再成为离奇荒诞不可解的天下怪论。自然，服饰、语言、习俗尚属表面层次的文化特征，而由此开掘进去，著者便触及到潜藏其内的气质、意识等民族文化底蕴。如将贾宝玉置于乾隆年间众多满族作家中来讨论，便从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共同心态与生活方式里，发现享有特权的满族文人的多情与脱俗，是贾宝玉形象产生的生活基础，从而断言，“贾宝玉可能是纳兰性德、可能是曹雪芹、也可能是脂砚斋，而绝不可能是汉族文人笔下也具有叛逆思想的汉族公子杜少卿，因为贾宝玉是一代满族文人的典型代表”(102页)，这一点在其承受的精神痛苦更复杂深重上可以得到证明。而由芳官的服饰所引发出的一段对话中，著者也窥见曹雪芹的满族优越感与对满族入关一百多年后民族尚武精神丧失的隐忧，并结合与之交往密切的满族文人圈子里的流行意识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透视出《红楼梦》与众不同的主题，即满民族历史悲剧的再现。从四大家族盛衰史、封建社会兴亡史一类小说社会学研究的结论中，推出民族兴衰史的话题，在我看来，它应比失之浮浅的家族史与失之笼统的制度史更切近作品的本真。当然，由于《红楼梦》“满纸荒唐言”的特殊叙述方式，也为作品的阐释提供了歧义并存的可能性，作者的说法因此未必成为定论，但它总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思路与有根据的一家言。
就书中叙及的情况看，清代满族作家的创作相当活跃。并且，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满人处于养尊处优的特权地位，一些著名的汉族文人也常与之结交，或贪图实利，或虚与周旋。这在纳兰性德与徐乾学、严绳孙、顾贞观、姜宸英、朱彝尊等人的关系中尤为明显。徐氏将自己编纂的解经著作拱手送给纳兰，称为《通志堂经解》，显然是看中其父大学士明珠在朝中的权势；而姜宸英虽为纳兰之逝撰写祭文，感念其能容忍自己的狂态，但据全祖望《翰林院编修湛园姜先生墓表》所述，性德曾教姜氏“少施颜色”于明珠幸仆安三，以得重用，姜氏即投杯而起，曰：“吾以汝为佳儿也，不料其无耻至此！”则见出其人绝无势利考虑的骨<SPS=1923>之气。也正是借助与汉族文人间通行的诗文应酬，今日已鲜为人知的满族作家，当年却有着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不难想象，其间不乏虚誉的成分。而从满族文学的历史发展着眼，分辨权势与才华、虚荣与实绩便显得格外重要，必须谨慎从事。作者从大批作者中遴选出的铁保、裕瑞、麟庆、鹤侣等人，均以其独特的贡献，丰富了清代满族的文学创作，专章论述便显示出对他们的文学史定位。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清代满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突出民族性固然应该是少数民族研究关注的重心，不过，任何一个民族都并非生活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与异族的接触必不可免会带来文化的交流，对于成为统治民族的满人来说，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满族文人既然采用汉文写作，便注定与汉族文学有着分割不断的联系。文化交流又绝非单向的输出或输入，满族作家接受汉文学传统与形式之后，也以其独到的运思，反转来予汉族文人创作以影响。这方面的情况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为此，我们不妨对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作一点历史的追踪。
该书在体例上别具一格，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作者的生平。全书三集，以记叙事，以图绘形，两者配合，共有记二百四十篇，图二百四十幅。作者称之为“作者以特殊形式自编的年谱”(179页)，确乎不错。道光年间，这种图文互证以志生平所历的著述形式颇得作家青睐。仅举所知，与《鸿雪因缘图记》先后撰成面世的，便有张维屏的《花甲闲谈》、胡斯<SPS=1068>的《陔余丛录》。二人同居广东，平日诗酒之会，多有酬唱。二书体式亦相近，均分十六卷，凡三十二图，各系以历年相关诗作及师友投赠篇章，“聊志生平阅历而当卧游耳”(胡斯<SPS=1068>《陔余丛录·小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则一反张、胡之作记文少而韵语多的格局，改以散文笔调叙述，并随处录入旧日诗章以为点缀，因而自成一体，现出新意。加之阮元、祁<SPS=1069>藻、龚自珍等一班汉族文人名士为之作序揄扬，此书遂风行一时。四十余年后，王韬于一八八七年著《漫游随录》，也仿照《鸿雪因缘图记》的写法，兼取张维屏、胡斯<SPS=1068>之笔意。他更将自己的海外游踪纳入图记，不仅在游记文中别辟天地，而且充分发挥了以图证文的功用，使未出国门的读者也能一睹异国风情，卧游世界各地，所谓“佐谈屑、扩异观”(《漫游随录·自序》)，当日之计，实莫善于此。即使今天，此类著作也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北京古籍出版社数年前重版《鸿雪因缘图记》，便是为其形象地保存了许多北京地方史料。而这一段满汉之间的文学因缘，则证实了满族文人并非只是被动的汉文化接受者，有才华的作家总会以其独创性，在文学史上留下印痕。
说到北京地方文化，不可能略去满族不提；尤其经过老舍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的渲染，旗人生活已成为北京历史风情不可或缺的一景。而在北京方言、风俗这些最具地方色彩的文化因子中，也积蕴着满人的创造。因此，读张菊玲书中《色彩斑斓的北京民俗图》一章，便很有兴味。久居北京的满族文人，真正把北京琢磨透了。除《鸿雪因缘图记》的散文记述外，形诸诗篇更是文人的拿手好戏，作者举例最多的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一百零八首，文昭的《京师竹枝词》十二首，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诗中地道的京味，今日读来，仍不下于老舍作品给人的亲近感。得硕亭的“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写“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草珠一串》)的风气，可为老舍《茶馆》第一幕的社会背景作一注脚。而文昭的“四时景好是八月，单夹绵衣可乱穿。晌午还热早晚冷，俗语唤作戛戛天”(《八月》)，北京口语的运用也可与号称“语言大师”的老舍媲美。
印象中，北京旗人最会消闲。泡茶馆、玩鸟，不过是其中最常见的方式。除此之外，几乎世间有一可以把玩、品味的东西，便有精于此道的玩家。古董、京戏，甚至鼻烟壶、鸽哨、蛐蛐罐，都能玩出名堂。旧日北京懒洋洋的生活节奏，私心以为一半由满人造成。古语所说“玩物丧志”，移用过来，正是对玩得花样百出的满人的恰切批评。“丧志”还是儒家功利意味很重的话，若换一副道家的眼光，这样玩法未始不是超脱世俗的表现。与张菊玲书中《满族文人的人生价值观》一章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所谓“追求闲适恬淡的人生”与“参禅味道之风”，便并非只是诗文中的套话，而是浸润在满人心理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对这一人生取向的形成原因所作的解释是：“满族人折节读书、赋诗著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等等，原来就不是祖宗传承下来的本务，因此他们不像汉族文人受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一心读书作官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满族的特权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而贵族文人更无须为生活奔波，不必那么热衷功名富贵。”(71页)说得很有道理。而指出满族文人的走向闲适与恬淡，“是以丧失生命搏击力为沉重代价的”(同页)，也批评得深中肯綮。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能够转化为积极的艺术成果，则又是文化史上的幸事。
满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地位，实行了优待八旗成员的政策，旗人月给钱米，而不得自行置产营业，由此养成了京城满人游手好闲的风习。虽然由于人口繁滋，国家负担日重，旗人生活仍多入不敷出，八旗生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享乐成性的生活方式既已定型，便一时难改。旗人长期的闲散优游对于国家经济自是重大损失，过剩的精力转向自娱，倒于消磨时光中使艺术感觉变得更敏锐精细。艺术鉴赏是一件不只需要钱、而且需要闲的事项。大批旗人颇为讲究的“玩物”，促成了北京民间工艺的兴盛发展，而今日此类工艺品的失传与粗糙，思想起来，或许和旗人命运的改变不无关系。回到文学，无论是读得硕亭的《草珠一串》、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间对北京民俗、各地风光、人情世态的品鉴所透示出的人生趣味，正与上述的“玩物”自遣并无二致。从这个角度领会清代满族文学作品，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一九九二年三月九日于蔚秀园
(《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张菊玲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版，2.15元)
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