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是手抄本《儿童杂事诗》，时间在他离沪返京后。我当时忙于编辑工作，不及细看，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分明一只小荸荠”。由于我的几个女儿，童年时都梳过这种发式，这一句便记得特别分明，随后就把这本诗集放在书箧中，再也没有翻阅过。
二是一幅小立轴，上面写着谢夫人说周姥的故事，也是他一向欣赏的。谢夫人的反唇相稽至今还未过时，虽然《艺文类聚》将她划入妒妇行列。
三是五○年到北京时，谢兴尧兄送我一张扇面，是张大千的钟馗，另一面却是白面，我趁在京的机会，到苦雨斋请他配上字。
四是他给我的四十几封信，笺式一律，内容多已忘却，只记得有回答我“沙皇”的原义是怎样，龙是什么东西之类。信的结末，多半要写上几句近来北京的天气如何。后来见面时，我曾经问他：我信中提的某几件事情，你怎么不回答。他说：“凡是我不想回答的，就不再在信里说了。”这话等于没有说，在他或许是“一说便俗”，我也只得默然了。
这几件手迹，不言而喻，现在已经片甲不留，连同他签名送我的好多本书。近年来，陆续得到岳麓书社重印的旧作，虽已非原貌，却得之不易，此外还有两本《知堂集外文》。说是集外文，其实也可看作集内文了。
知堂的文集，我个人最爱读的，还是中期写的《夜读抄》、《苦茶随笔》、《瓜豆集》、《苦竹杂记》等，后期的如《药堂语录》，便觉涩味过重，情趣稍逊。
这两本书的特点是短，大部分不满千字。内容还是风土人情、草木虫鱼、童心女权、掌故佚闻、评诗论文，给予我们以流连的，一是见解，二是文风。琐琐写来，涉笔成趣，如在夜航船中听野老聊天，说完大家喝一口茶，会吸烟的就吸几口。这样的书，如果不是知堂写的，值得不值得出呢？还是值得出的。如用前人的分类法，应是属于子部杂家类，，也即笔记，但他比前人的笔记多了一种境界，里面有外国的事物，如谈鳄鱼，他就从潮州的谈到非洲的，谈《伊索寓言》，他会联系到晚清的官场心态。有的是临时从书上去翻检，但多半是腹笥中早已有的，到作文时便左右逢源，摇笔即来，是融合而非凑合。
两本书的后面都附有索引，从索引看，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鲁迅名字占得最多。
鲁迅和知堂，都是身跨两个阶段的人，即“五四”前与“五四”后。前一段的大先生事迹，知道得最多又最真切的，自然要推二先生。鲁迅逝世后，在众多的纪念文中，知堂写的那两篇，显得平实而亲切；鲁迅对知堂自寿诗的评论，也不失为持平之论。收集在这两本书中有关鲁迅的文章，写作时距鲁迅逝世已在十年以上，也即墓木已拱。这些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如在《历史小说》中，说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严格说来，《故事新编》与历史小说尚有距离，鲁迅自己也说过，知堂要不提《故事新编》也可以。所以，我总觉得，这中间未始没有骨肉之间的存没之感。五十年代时，知堂已经年逾七十，真正说得上老人了。
又如在复辟避难的回忆中，他对鲁迅当时的行动记得那么清楚，接下来又抄了自己的旧日记：“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又抄了鲁迅的日记：“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义兴局为齐寿山所开店铺，也可说共经患难的了。
知堂文作于一九五七年，距避难时正好四十年。逝者如斯，他执笔时对当年兄弟二人避难移居的旧事，感情上是否特别有所感触，旁人自然无法臆测，但也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起来。“无情未必真豪杰”，周氏兄弟又是写抒情文的高手。鲁迅如果活到一九五六年左右，还不到八十岁，我甚至有这样想法，尽管这是很主观的：说不定两人有重见的机会。这时内战停止，大陆统一，九世之仇，尚能成为百年之友，何况兄弟。
两本书的另一重心是妇女问题，这是知堂一直在谈论的，至老未变，他为此还写些谈恋爱，谈通奸的文章。闻舒芜兄已辑有专书，可惜我不曾见到。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他的态度前后还是一致，但有一点却不同了，就是过去写的文章，只是空言无补，最多起呐喊作用，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解决。这也是事实。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妇女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样，社会问题至少有一半是悬而未决，例如卖淫。我们还希望，五十年代的人说的话，到了九十年代，不要使他们失望。
围绕着妇女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知堂的美学观点。他讲究趣味，却讨厌旧文人对缠足的赏玩，他很喜欢李白《越女词》的“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说明唐代还是天足，又赞赏《江南好》词中的“大脚仙”。他对肉体美的要求是丰满结实，这和他的研究希腊文学不无关系。在新文艺作家中，用文学的语言，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用政论的体裁，多方面地痛恶“金莲癖”的，恐怕要算知堂了。
他批评《水浒传》的缺点，“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至于翠屏山的一场，难道真是如金圣叹所说，故意要犯重复而写得两样以见手段么，我觉得还是喜欢那么写，其居心更是不可问了”。我也觉得，潘巧云之被杀，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知堂对别人的同情武大，似乎不以为然，这当然有些偏，他的原意，是想指出，这些悲剧的造成，还是因为女人在婚姻上的不自主而得不到情欲上满足的缘故，以男人的三妻四妾和女人的活守到死作对照，还是在替女人说话。在《美妇人》中，又举了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为例。平心而论，《水浒传》写这几个女人还是写得出色的，特别是潘金莲，作者写的时候是进入角色的，下意识里面未尝不在欣赏她们中间偏又要折磨得非死不可，仿佛含有妒意，这也可说是一种变态的性心理在作怪。作者大概有一种成见，女人是万万美不得的，一美就要惹祸，美因而成为女人的克星，美与善只能对立不能统一，这和老套话的尤物惑人原是相通。按照作者的成见，倒也合乎逻辑：潘金莲如果不美，又怎么会使西门庆起了勾引的念头呢？俗称《水浒》有“四大淫妇”，除上举三人外，还有一个是卢俊义夫人贾氏，小说里没有正面写她的风情，想起来该是很美的，到了京剧的《大名府》里，就以淫妇姿态出现了。
乡土之恋也是这两本书的一个重心。水声禽语，土膏露气，时时饱溢于笔端。其中有一篇《绍兴山水补笔》，原是忆旧，并非旅行者的游记，但大可作游记读。东南一境，得知堂一文而更可徘徊，文中又提到了陆放翁在沈园的故事。放翁写两首《沈园》七绝时，年已七十五，离开与唐氏的沈园的邂逅也已四十余年。时间固然可以淡化人的感情，然而情之所至，又每每不受年龄的限制。陆唐在夫妻感情上原是亲密的，不幸，唐氏却不见容于婆婆，这也是旧时代的中国妇女额外的负荷，难怪放翁一闻姑恶之声如此懔然了。
《夜读抄》的《姑恶诗话》中，举了越城东南一隅的几个古迹后，接下来说：
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这四字是借用毛晋《放翁题跋》中语)之情，深微忧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栏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获萧萧，犹为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贴切了。
这一段文字实在写得淡而有味，可作绝妙小品读。《夜读抄》初版于一九三四年，这次为了写稿，重新读过，还是令人掩卷冥思。陈衍《宋诗精华录》对《沈园》也有精切的评语：“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意思是，在有限的人生中，不忍见到此事；在无限的文学生命中，不可不有此诗。今天的越城东南，天灯柱自然不会存在了，但石桥石阑，不知依然无恙否？石头应该不会烂的。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