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这样做显得合乎情理的原因之一，与这部专著(共九章)前八章所探讨的对象——王韬本人有关。王韬是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十九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以及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他都占有显赫的地位。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①印行于世，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于这些史料对了解王韬生平中许多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重要方面——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实质、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大有裨益，故此这些信息对中国读者似乎更有用处。
除此之外，在原书的最后一章，我力图探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它们关系到十九——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虽说倘若今天重写此章，我会在结构上作部分调整，但这些问题本身对我来说却与二十年前同样重要。的确，可以雄辩地说，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四个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来影响已日渐开放，遂使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凸显出来了。
我先概述一下本书末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再说明若让我重写此章，我可能会作哪些修正。我所使用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一一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阐明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的诸方面之后，我在这结论性的一章中从写个人传记转而写集体传记，探讨了十二位开拓者的经历，其中八人(包括王韬)与沿海文化密切相关，而其余四人则是中国内陆的产物。
当初，我便公开承认这一构架“本质上是尝试和探索性的”，并对之作了许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与此书保持一定距离以后，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疵玷所在，以及补救之方。我要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换句话说，我把变革过份地雷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过分地雷同于上述三个忽视或贬低了内在变化的论断；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即本书所谓“合法化”，又极易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中国化”(或反西方化)；最后，我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对变革的阻碍，而几乎只盯住了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当然，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是保留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我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等，而更要紧的是，我将费点儿笔墨来说明——对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跟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何不同。例如，冯桂芬提出的改革中国地方政府的深远主张，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受到了内生的刺激；在把这种主张溶入十九世纪六十——八十年代的中国世界时，其遇到的障碍可以说不亚于王韬之流在努力改革时所面临的障碍。②但就王韬的情况而言，由于他的改革方案有那么多都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而冯桂芬的障碍则更多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例如，重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在若干处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十九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如果不是统统)归结于“西方的挑战”。除了从目前的观点出发我将尽力避开“挑战”这一术语外(因为它太基于主观的价值偏好)，我还要在此指出更基本的一点，即中国所推行的受西方启示的变革(开始是在技术领域，但最终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常常被论证为一种防范战略，以阻挠部分或完全源于本土的更为根本——因此也更具威胁性——的变革，而且当改革的提倡者为政府成员或社会精英时，尤其如此。换句话说，与西方有关的变化在特定环境下亦能与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较为保守的力量联合。所以，并非仅因其受西方启发，就能保证它必然具备更为“激进”、“根本”或“威胁体制的”品格。
最后，也许从我刚才的几点陈述来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现在重写此书的最后一章，我将不会如此匆忙地否认沿海地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仍是中国革新的主要源泉。自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策倾向的主要特点已经是向外部世界开放，而且其速度之快是在七十年代初完成此书时难以想像的。虽不能说近年涌入中国的外来影响全都由沿海输入，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这样；而且就对受外来启发的变革的接受性和容纳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广州这类沿海贸易集散地与辽阔的中国内陆之间，仍有巨大的反差。
由于同一原因，在毛泽东之后的岁月里，整合与接受由外来专利(尤其是西方专利)所引起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仍然受到一贯的重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力量。虽说——而且部分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在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中，形势危机时水流尤其湍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同样，它还使深受外来观念影响的人在更为广大的中华世界中居于极端边缘和十分脆弱的地位。虽然这些受西方影响的个人的实际观念与一世纪前的改革开拓者差别极大，但他们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诸如使自己在中国社会合法化，使他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合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韬及其同时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后一部分所探讨的主题无论多么幼稚，却仍可以说它并非只涉及了晚清，还更针对着中国历史的较晚阶段。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麻萨诸塞，坎布里奇(《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美〕柯文著，雷颐译，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文章标题由本文译校者雷颐、刘东所加)
①《王韬评传》，忻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② 冯桂芬的改革论文于一八六○——一八六一年写于上海，题为《校<SPS=1712>庐抗议》。由于文章十分激进，所以在他生前从未刊行。他死后其子仅印行了其中一些无关痛痒之作。直到一八八五年，即在这些文章写成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得以全部发表。也只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激烈变革时，根据光绪皇帝本人的谕令，这部著作才在中国官员中被广为传播和研究。
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