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情形来看，政治文化更是传统文化宏大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准确的认识，则难以全面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关于政治种种所谓“突出”、“挂帅”、“第一”等说法，其实都可以在深远的历史地层中找到古根。千百年来，人们相信“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礼记·祭统》)，一代代最富于学识的中国人大多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政治生活，即政治学说的创制与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较人才流向之倾斜更为突出的，是全民性的社会观念的畸变。人们看到，中国古代不仅政治组织之完备，政治人才之密集，政治机略之成熟达到惊人的地步，政治意识实际上也上升为民族精神的基本构成，人们很自然地把政治尺度作为评判善恶是非的最高标准。
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可以真正认识历史的中国，同时，也可以更真切地认识现今的中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神奇的内容，可能就是民众顺从意识的古老的形成方式了。按照鲁迅的说法，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科学的说明，则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令百姓的灵魂都浸没在迷信中，从此毫无生气，奄奄一息，“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于便废。”(《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二)》)
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中对于君主的迷信，对于长官的迷信，对于天命的迷信，对于先祖的迷信，对于圣贤的迷信，对于功臣的迷信，对于清官的迷信，以及对等级制政体的无条件服从，对“大一统”政治模式的盲目尊崇等等，都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也就是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一八九一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说到的曾深入德国“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的“对国家的迷信”，“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的崇拜”。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祭政合一制度实现神权与政权的结合，“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淮南子·<SPS=0623>论》)，又使“天命”与“天道”成为政治权力的保障。而先祖迷信的政治效应，则形成了中国政治牢不可破的宗法秩序，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先祖崇拜与尊古的政治原则。圣贤作为政治偶像，作为理想政治的象征，作为政治人格的典范，在政治生活中也长期发生着非同寻常的效力。“尊尊贵贵”、“上下有序”(《续汉书·舆服志上》)的等级制政体的巩固和“民敬官长，比之父母”(《宋书·刘秀之传》)的全民性的权力崇拜的形成，也体现出中国封建政治迷信的历史文化作用。甚至通过对神界的政治学透视，从至尊之神的权威所反映的神界的等级秩序，从忠义之神的荣誉所反映的神界的伦理秩序，从叛逆之神的悲剧所反映的神界的法纪秩序，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封建政治迷信在人界政治生活中的全面的渗透性影响。
弗雷泽在《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一书中曾经指出：“在一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进化阶段中，我们大家，或者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有益的社会制度部分地是建筑在迷信这一基础之上的。”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某些合理的制度建立在今天统统被斥之为迷信与愚昧的信仰的基础上。他特别强调：
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统治机构，特别是君主政体政府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
政治迷信的功用曾经表现出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弗雷泽又指出，这一结论成立的条件，“仅仅限于人类的某些部族及历史的某些时期”，而且当时那些制度“其主要基础极有可能是某些比迷信更坚实得多的东西”。弗雷泽认为：
没有一种仅仅是建立在迷信，也就是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制度是能持久的。一种制度，假如不是适应了人类某些实质性的需要，假如它的基础不是牢牢地建筑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之上，那么它就一定会灭亡，灭亡得越早越好。
政治迷信与建立在政治迷信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应当一同灭亡。
雪莱曾经在一首政治诗《一个共和主义者闻拿破仑垮台有感》中揭露政治迷信的丑恶。他写道：
……除开暴力和欺骗，
美德还有一个更长久的仇敌，
那就是陈旧的风习，合法的罪行，
和时间的最丑恶的产物：血淋淋的迷信。
政治迷信成为陈旧的风习，则往往导致罪行合法，于是成为血淋淋的史剧中“暴力和欺骗”的丑恶的最佳配角。
中国历代专制帝王都特别注重诱生民众的政治迷信，利用民众的政治迷信，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动为奸诈，托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潜夫论·忠贵》)封建政治伦理、封建政治道德、封建政治法纪、封建政治秩序，都建立在封建政治迷信的基础上。正因为面对跪伏着的民众，皇权才显得高大。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在行政权力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中国历史上所谓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局面的实现，基础正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瞒和骗”。“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鲁迅：《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所谓“治之本”。(《管子·权修》)《韩非子·心度》中就明确说，治国正如用兵，当“朋战于民心”，“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利用政治迷信以征服民心，统制民心，维护君权至上的地位，就自然可以实现政由一统，，天下大治。
作为封建政治道德主体的“忠”及其所导致的深痼的心理残疾，可以作为中国封建政治迷信的典型表征。
孔子要求：“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韩非子也强调“忠于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以忠信事上”(《韩非子·奸劫弑臣》)。“忠”，对于臣民来说，是压抑人性的沉重的心理枷锁；对于帝王来说，则是维护政治秩序的主要纲纪。《孝经·士》说，“士”的行为准则，即“忠顺不失，以事其上”。《荀子·君道》说，“为人臣”之根本，亦在于“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礼记·冠义》所谓“忠顺之行”，《韩非子·忠孝》所谓“忠顺之道”，也体现出人臣对于君主绝对依附与绝对驯从的关系。按照《说苑·臣术》的说法，无条件地自我贬抑，“卑身贱体”，是作为“忠臣”的首要条件。“忠臣”又负有全心全意为最高政治权力献身的责任。诸葛亮说“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谓“危身奉上曰忠”(《逸周书·谥法》)，所谓“杀身以成其忠”(《韩诗外传》卷一)，都说明封建时代“忠”这种反理性的政治原则被推崇到惊人的高度。历史上以“忠”为谥的政治活动家，确实大多归于悲剧结局。清代官吏正式冠服系有所谓“忠孝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的作用就在于皇帝赐死时，可以从容自尽：“或曰如以获罪赐尽，仓猝无帛，则以此带代之，故曰‘忠孝’。”(《清稗类钞·服饰》)
“忠”之忘我与狂热，其实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文化现象。而“忠”的心理影响在中国表现之长久与沉固，则是发人深思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指出，“忠诚”和“封建”是连在一起的，事实上，“臣属的忠诚并不是对于国家的一种义务，而只是一种对私人的义务——所以事实上这种忠诚是为偶然机会、反复无常和暴行所左右的。”马克思在分析封建政治形态时也指出：
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
在封建政治构架内，“盲目服从”，“对权威的信赖”等等，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定式。“国家已经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势力而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忠”的实质，其实就是将这种“崇拜权威”，“对权威的信赖”和“盲目服从”进一步推向极致的典型的封建的“思想方式”。
经过现代政治生活的改造，有的民族的传统的“忠”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化表现出“理智的”特征。科恩在论述“民主与忠诚”时曾经说：“因为民主的实质要求我和所有公民一样有同样权利参与社会的指导性决策，因此，民主可以赢得其公民自然的而且合乎理性的忠诚。”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保持忠诚的那种义务”，“不是任何高层权威强加于我的”，“这种忠诚部分是由于社会赋予我参与政府的权利。”(《论民主》)假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忠”的观念形态在民主政治的影响下转化为“理性的忠诚”，“对民主的忠诚”，可以设想在政治生活中将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政治迷信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是虚妄而且脱离历史真实的，同时，又产生扭曲人格，窒锢人心，扼杀创造性思维的心理效应。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写道：“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么说，‘有神的’中世纪确实使人彻底兽化，产生农奴制和jus primae notis［初夜权］等。”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迷信却往往表现出一种静雅平和的特征。经过千百年专制帝王的刻意伪饰和一代代智学之士的巧妙装点，“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具有繁华而雕蔚，新巧而修文，多元又归于一尊等特点，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征服人心，产生粉饰政治暴力，掩盖政治罪恶的作用，对中国政治表现出深远的历史影响。黑格尔曾经说，“事实上，亚细亚洲全部”“都是专制政体，而且是恶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印度“就是一种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规律的专制政体”，“所以在印度，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政治横行无忌”，然而与印度不同，“中国是一种道德的专制政体”。(《历史哲学》)其区别的形成，或许就有中国古代政治迷信成就了非凡的精致，又实现了非凡的普及的作用。
产生了封建政治迷信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如果分析中国古代政治迷信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不能不考虑到千千万万个体小农户共同托举着专制主义的神圣君权，以及千百年来封建政权长期以宗法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等历史事实。恩格斯曾经说，应当意识到，“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英国状况》)落后的，非科学的，非理性的社会文化，是迷信生成的基础，而小农自然经济相对舒缓的生产节奏和生活节奏，则容易导致倾向于保守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社会的前进受到阻滞。恩格斯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而迷信“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非进取的、保守的、愚昧的政治观念的根源，在于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盲目崇拜权力等封建政治迷信的残余的存在，正是由于陈旧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尚没有被彻底清除的缘故。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任何自然发生与人为铺衍的迷信，都不能避免被社会改革的大潮冲激与清洗的结局。
政治迷信与政治民主是绝对难以并存的。“民主的确要以基本理性能力为前提，在任何社会里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科恩：《论民主》)要推进政治进步，建设民主政治，必须认真洗刷封建政治迷信的种种现代残迹，同时尤其应当注重认真清理封建政治迷信的千百年来的深厚根基。
这种清理，应当遵循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原则。马克思说：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