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例
《大清律例》成为废纸快一百年了。这部书从前在官府和私家都有，现在也值得翻看，因为其中不但有“律”而且有“例”。这些条文和案例曾经主宰最后王朝的千百万人身家性命。“例”不是举例，而是有法律效力的另一种法律，仿佛是习惯法，不成文法捐官都是“援例”，没有法，不能立这种法。“下不为例”是指以后不能援这个“例”。“破例”，“照例”，“例规”等等都是由此义而来。“例”比“律”更多，更有效。“例行公事”不过误事。“援例”可以将“斩立决”改成“斩监候”即“死缓”。钱花够了，刑名师爷可以在“律”之外找出“例”来变更祸福。武林决斗也是照习惯之“例”。从有文字的“例”中可以窥见更广泛流行的无文字的“例”。
读书短札
止默
苏格拉底之死和I.F.斯东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了。这两次审判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当时都没有法院案宗或任何其他正式纪录。起诉方面没有正式的诉状留下。有关审判的全部情况都是他们两人的忠实弟子后来所转述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他们的同时代人关于他们受审和处死情况的独立和客观的记述，甚至连一鳞半爪的暗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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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在苏格拉底的案件上，我们在他弟子柏拉图所记的他的自辩词中，看到了他转述的起诉书。但是里面寥寥数语，既没有具体的罪名，也不知道是根据哪一项或哪几项法律提出控告的。
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和苏格拉底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了。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神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不过在苏格拉底身上，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为了他的信仰？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他的著作。在他的许多弟子中间，留下著作的也只有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人。多亏他们的记述，后来才有苏格拉底的事迹和学说传世。但是即使在这两个亲炙弟子的笔下，苏格拉底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如果当初只有色诺芬一人的回忆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述流传下来，那么甚至最后一杯毒酒也不足以使他名垂千古的。因为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俗不可耐，完全是个市井人物，出言陈腐庸俗，有时简直是个十足的市侩。他甚至可以向雅典的一个著名荡妇开玩笑地自荐为她拉皮条！要是当初苏格拉底申辩生效，被判无罪释放，安度晚年，寿终正寝，说不定我们如今只记得他是雅典一个不起眼的怪人而已，至多是喜剧诗人所喜欢取笑的对象，就像阿里斯多芬喜剧中出现的那样。
后人心目中的苏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大部分是柏拉图所创造出来的。直到今天，我们无法知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柏拉图妙笔生花的结果。柏拉图原来是想从事戏剧创作的，但在一见到苏格拉底之后就拜倒在这个老头子的脚下，转而从事哲学的探讨，为了表示决心，还烧掉了所写的悲剧诗作。可是他并没有丢弃他的文学才华。正是靠柏拉图的文学才华，苏格拉底才得以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据不朽圣人的地位；但是也是靠苏格拉底如簧之舌，柏拉图的著作才得以世代传诵。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抽象的形而上学写成富有戏剧性对话的哲学家。没有人会把康德或者黑格尔的著作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他记述苏格拉底受审和处死经过的四部对话录都可以作为悲剧作品而流传下来，它们的文学价值不下于哲学价值。凡是读到《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心平气和地向他的弟子们告别时的人，很难不掉眼泪的。我们也无不为苏格拉底在《自辩词》中向法官陈述的最后几句话深受感动，不论我们已经读了多少遍。柏拉图的记载达到了戏剧造诣的顶峰。苏格拉底像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一样成了悲剧英雄。
但是，我们的问题仍旧是，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从容赴死的？
除了柏拉图和色诺芬以外，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为他画的形象就只有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了。他为苏格拉底写了一部喜剧《云》，还在其他的几部喜剧中让他出场。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但是作为喜剧诗人，他对苏格拉底作了无情的嘲弄，在舞台上出现的苏格拉底成了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实在有损这位哲人的尊严。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有关苏格拉底的一鳞半爪，已是相隔两代以后写的了。也许时间的间隔，使亚里士多德具有了历史的眼光，不像他的老师柏拉图那样五体投地拜倒于太老师的脚下。但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同他的老师有分歧，所谓“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说真的，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放在一起参照来读，仿佛是旁听一场针锋相对的哲学和政治辩论。亚里士多德提到苏格拉底的话不多，而且散见各处，但对于我们了解苏格拉底不无帮助，因为亚里士多德同当时的苏格拉底崇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一种极为严格的态度来看待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贡献。
但这仍无补于我们揭开苏格拉底为了什么殉道之谜。
后人要解决这个谜，直接的纪录既告阙如，间接的证据又极其有限，所能做到的只有从这些有限的二、三手资料，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一些极不完整和极不确切的了解，来作一番常识性的推测，难免以今拟古，穿凿附会。但话又说回来，历史上有多少事情完全是原来的面目而没有后人的穿凿附会的成分呢？甚至近在我们在世之年发生的事尚且如此，何况二、三千年前的古人！尤其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物的生平、学说、审判、殉道的有关著作多如牛毛，浩如烟海，当然其中不乏严谨之作，但穿凿附会者亦大有人在，久而久之，就很难辨别真伪了。
近年来在这“苏学”门下又添了一位半途出家的老将：著名左派老报人I.F.斯东。他在一九八九年以八十一高龄去世之前，刚刚出版了生前最后绝响《苏格拉底的审判》，不仅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和钦佩，就是从其内容引人入胜，趣味盎然来说，也使这部本来是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跃居畅销书目，这在出版界实在是件难得的事。尤有甚者，作者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剖析苏格拉底的反民主立场和雅典民主政体之不足，更是令人折服。I.F.斯东不愧是独立新闻从业者的楷模。可惜的是国人对他可说是一无所知，我们只知美国有个写名人传记的欧文·斯东，却不知还有个无畏的新闻斗士I.F.斯东，而在他身后，他还将以“苏学家”之名传世。
在美国新闻史上，不乏声誉昭著的新闻从业者；其中有在新闻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上大有建树的发行人如普利策、赫斯特、鲁斯等，也有在新闻的采访和报道上独具特色的记者如斯蒂芬斯、派尔、莫罗等，更有因撰写评论时局的专栏而见重于当道的专栏作家如李普曼、艾尔索普、赖斯顿等。但是够得上新闻从业者典范的，恐怕只有I.F.斯东一人而已，不论别人的名声是多么煊赫，事业是多么庞大，影响是多么深远。因为只有斯东所追求的不是个人事业的成就，而是他始终坚信的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因为只有他具有一个新闻从业者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
斯东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凡六十五年，先后曾为美国八家报刊(主要是中间偏左的报刊)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撰写过社论。冷战期间，这些报刊相继停刊，斯东的名字虽然没有上麦卡锡的黑名单，但没有一家主流报刊敢雇用他，使他面临失业的困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屈服，这反而激发了他蓄愿已久的独力办报的念头。他以六千五百元的资金(其中三千五是他领到的遣散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I.F.斯东周刊》，一不靠广告收入，二不靠财团资助，一人身兼发行人、主编、记者、校对数职，居然维持了十九年之久，订户从五千增至七万，最后只因创办人健康欠佳才忍痛停刊。这在美国甚至世界新闻史上都堪称奇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畏强权，致力于揭露当政者见不得人的政治隐秘，成为美国新闻界唯一的荒野呼声。他不仅不容于当道，而且在主流同行中也被侧目而视，但他们也不由得钦佩他人格的高尚，认为他不愧是那种为苏格拉底所自况却又没有做到的牛虻。(他的长期订户名单读起来仿佛是一本思想学术界名人录，其中有爱因斯坦、罗素、罗斯福夫人、吴丹……甚至玛丽琳·梦露有感于该刊对政府所起的舆论监督作用，私人出资为全体国会议员每人订阅一份.供他们免费阅读。)
但是斯东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在七十高龄之后，为了继续从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论探索，居然重新拣起大学时代的希腊文学习，以求能够不必依靠译文而直接阅读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把言论自由起源探索到希腊古典文明时代，是因为斯东认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但是他越是学习希腊文，希腊诗歌和文学，“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像越是教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污点。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呢？”
为了解答这个痛苦的谜，斯东穷十年之功(不要忘记这是从他七十岁到八十岁的十年)，遍读了希腊文学和经典著作原文，其间还参考对照了各种各样的英、德文译本，终于写出了《苏格拉底的审判》，自称“这本书就是这个痛苦折磨的结果。”他在书中对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问题上长期以来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柏拉图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且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关系)上与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这些分歧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的分歧，而是牵涉到雅典人当时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的权利的基础本身。苏格拉底所宣教的“知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极端蔑视民主和自治的学说都是与这种权利背道而驰的。在平时的情况下，宽容的民主制度可以允许这位哲学家在市场上大放厥词，甚至可以把他当作笑料，但是一旦当雅典民主政体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像公元前四一一年、四○四年、四○一年两次被独裁专政所推翻和一次有被推翻之虞的时候，雅典的民主派不免慌了手脚。尤其是在独裁专政政权的领导人中不乏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如克里底亚斯之流。因此即使在独裁专政被推翻，民主政体得以恢复之后，看到苏格拉底依然纠集一批年轻狂妄的富家子弟于他门下宣扬反民主的学说，老笑话就不再可笑，恼羞成怒的雅典民主派就再也坐不住了，由三个公民出面，对他提出了控告。
根据柏拉图的《自辩词》中所引的苏格拉底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它说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了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SPS=1284>，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色诺芬的《言行回忆录》里说得更简略，只说苏格拉底被控“教导他的年轻朋友蔑视现行制度，使得他们狂暴起来。”这大概可以作为柏拉图版本所说“腐蚀了青年”的内容：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SPS=1284>和蔑视现行制度。
我们且来看看雅典所信奉的是什么神<SPS=1284>。古代希腊的人民除了信奉奥林匹克山上的神<SPS=1284>以外，各个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SPS=1284>。在雅典是“说服”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这两个神<SPS=1284>是出于他对雅典民众和议会制度的蔑视。公元前四○四年独裁专政领导人克里底亚斯的主要副手查尔米德斯是柏拉图的叔(舅)，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曾表示在议会上讲话有些胆怯，苏格拉底教训他道：“最有智慧的人也不会使你害羞，然而你却不好意思在一批笨蛋和傻瓜面前讲话！”然后他一一列举这些笨蛋和傻瓜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或者在市场上倒卖的，他们除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外什么也不想……而你却对这些……人讲话感到胆怯？”而最足以表达他的“知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政治哲学的一段话莫过于说雅典议会要处理建筑工程时会请建筑者提意见，要扩充海军会请造船者，议会在这些专门问题上依靠有训练的专家，如有非专家想发表意见，开会的市民便会“一笑置之，不去理他”。唯独在讨论政府基本问题时，“站起来向他们提供意见的，却可能是个铁匠、鞋匠、商人、船长、富人、穷人、出身好的、不好的，没有人想到责备他”对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没有受过训练。考虑到苏格拉底对雅典议会中这些手工匠和生意人的蔑视，控诉他的三个人中主要一个是皮匠师傅也就不足为奇了。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蔑视还表现在他在两次独裁专政期间都没有随民主派外出流亡，也没有出力协助恢复民主政体，而且在当时这些关系重大的冲突中，他没有站在民众的一边。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在雅典最需要他说话的时候，却保持了缄默。这表明他对民众的权利和社会的公正都漠不关心。难怪尼采要说“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从未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苏格拉底不仅蔑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且也蔑视雅典的司法制度。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这类刑事审判一般投两次票，第一次是要表决是否有罪，如果判定有罪，陪审团还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如果正反票数相等，表决按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决，应该说这种判决办法是相当宽容的。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赫尔摩奇尼斯求他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因为陪审员很容易为口才所折服。但是苏格拉底却拒绝这么做，反而口出狂言，自称不同常人，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还说神谕说他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而所有别人，不论多么出名，不论是政治家还是诗人，都是一些笨蛋。他的狂妄自大态度两次引起全场人群哗然，这可不是争取无罪开释的办法，以致第一次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表决他有罪。
据苏格拉底告赫尔摩奇尼斯，他所以不愿为自己辩护，是因为指导他的神灵叫他不要这么做，认为还是现在死去为好，免得老年为疾病所困：“如果我将来眼看着自己衰老下去，而且总是感到病痛，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因此，死是他的选择，他只有从生气的陪审团那里弄到手，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为自己辩护时发言狂妄自大，有意激怒陪审团的缘故。但是陪审团还是相当宽容的，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而且按雅典惯例，第二次量刑表决是在起诉方面和被告方面提出的两个建议中作一选择(不是折中)。鉴于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起诉方面又提出要求判他饮鸩自尽，这很可能会引起陪审团对被告的同情，因此只要苏格拉底提出自愿流放(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最重刑罚)或者付一笔为数足以满足犹豫不决、内心不安的陪审团的罚金，死刑是完全可以免的。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苏格拉底又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法庭的蔑视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陪审团。他先是拒绝提出反建议，认为“提出任何刑罚一举本身就是承认有罪。”继而他又狂妄地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余生中由市政厅免费供他一日三餐！而按惯例，只有值班的市政会议成员、外国使节、公民领袖、奥林匹克优胜者和保卫城市和民主的功臣才享有可以在市政厅免费用餐的殊荣。这是个荒唐的玩笑，苏格拉底也觉不妙，便马上收回，但已晚了，反感已经造成。但他仍不思补救，竟而又提出为数只有一块钱的象征性罚款！他的弟子们都大吃一惊，后虽在他们央求之下他才改为三十块钱(并由众弟子们作保，可见为数也不算少)，但他原先一再反复提出的荒谬建议一定使得陪审团觉得他是有意在开他们玩笑，以表示对这次审判的蔑视，以致以三百六十票比一百四十票判他死刑。换句话说原来判他无罪的人中竟有八十个转而投了他的死刑票。看来好像是苏格拉底有意自己把鸩酒送到唇边。
当然，苏格拉底有权瞧不起起诉方面和法庭，有权宁死也不援引雅典所信奉的言论自由原则，驳回起诉方面的控告，因为引用这个原则就是背叛他自己反民主反议会的立场。他如果辩护获胜，这也不是他的胜利 而是他所蔑视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罪开释只会证明雅典才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可说是杀身成仁，他不仅让自己扮演成西方文明史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而且使信奉倍多女神和阿戈拉奥斯神的雅典违反了自己的传统精神和原则：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给雅典的民主玷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如果这是他的目的，苏格拉底达到了他的目的。
这就是“苏学新秀”老报人I.F.斯东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的原因所作的解释。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日
I·F·Stone：The Trial of Socrates，Anchor Books，Doub-leday，1989.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