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好古未必知古，对历史的偏爱不等于可以轻易发现其科学的真谛。应当说，在数量与质量方面于世界均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并不是板结的枯田、封弃的废井，其意义，正如曾经当过对历史学有特殊偏爱的毛泽东的先生的杨昌济教授所说的，“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法耳。”(《劝学篇》，《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199页)
要说认识中国历史之丰饶壮美的真面貌，从而使之“能大放光明”的最合理的“取之法”，历代史家辛苦探求了许多世纪。现在看来，大致在立场方法上冲脱旧轨，视界更为宽广，角度更为新异者，可以接近成功。
对历史学稍有兴趣的学界朋友都会记得，十年前，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印行后，曾经怎样往中国史坛送进了清新之风。事隔十年，今天我们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黄仁宇先生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则更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中国历史作总体考察的视点之颖异，以及其认识方法对于中国史学界富有启示性的意义。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个到二十个的小朝代，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我们仍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之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也有了元朝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219页至220页)形成这种认识的基础，首先在于作者能够“放宽历史的眼界”(139页)，“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142页)，“从长时期大眼光看”(64页)民族历史的“大传统”(59页)，“纵谈大历史”(99页)，“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184页)，从而占据了历史观察与历史研究的优胜的基点。而许多代史学家的实践连结成的史学史久已用事实证明，“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153页)另一方面，作者又以鲜明的态度反对随意“简化历史”(164，193页)，他特别强调：“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对于这种“细微末节”的研究，“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156页)显然，片面地以所谓“宏观”研究为由轻视考据基本功的修养，甚至习惯于研究程序随意简化的空疏的学风，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们体会，以“大眼光”看“大历史”的成效，或许还体现于在进行总体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历史各个阶段时代风格的准确把握。近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没有充分重视文化形态在历史进程中作为流体的变易性。鲁迅曾十分注重文化风格的时代比较。他由汉镜的装饰，遥想到汉代的<SPS=1804>放(《坟·看镜有感》)，由周鼎除锈后“金光灿烂的”外观，推想当时“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他曾经赞美“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致李桦信)，并指出宋以后，则豁达宏大之风消歇，“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坟·看镜有感》)这一认识在热热闹闹的文化讨论中却几乎没有得到继承。人们褒贬扬抑，往往只对中国文化作简单的凝定的理解。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则可以看到，作者以“大眼光”透视历史，怎样真凿地发见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出的差异。以两汉历史的研究为例’书中写道：“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史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经过历史比较，作者还指出：“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这或许不能归咎于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的资质，“一个国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42——43页)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讨论最热烈的课题之一即儒学的性质与地位，作者经过分析也指出：“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的大综合”，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涉及灾异，“董仲舒的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16页)，“从长时期大眼光看”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19页)
讨论中国历史，不能不注意到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规模和效能。黄仁宇先生发现，中国古代这种看似完备而精致的政治形态，其实质其实是虚空脆弱的。在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各种政治思想得到推向实践的机会。“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12页)这种定式形成之后，遂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古来形容中国两种传统政治风格之一的“霸道”一语(另一种所谓“王道”，其实质可以说是伪善的“霸道”)，或许可以归纳中国政治的许多不合理性。黄仁宇先生说：“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13页)秦汉以后的政治形态，也表现出“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36页)这种“超时期的早熟”，与“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统一”有关。“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然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21页)
有的学者曾经说，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二十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政权架构之上层的宏大华美，未必具有底层完备坚实的基础。历史事实确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不过，恰如“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后汉书·孔融传》)，而早慧掩盖的心理缺陷，有时甚至终生难以纠正。中国政治“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15页)就汉代历史来说，“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各级官员，“无非皇帝的代表”，“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之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27页)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各级行政机构作用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而且“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64页)中国古代往往“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这是和“中层脆弱，法制简单”相关联的。黄仁宇先生还指出，“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60页)只是我们对于古代民间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道德力量撑持政治体制的作用，也缺乏具体的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弱点后来越来越突出，以致“在一千多年之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96页)，主要是由于其陈旧古朽的框架尤其不能适应经济的新生。“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118页)，“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64页)中国官僚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175页)自宋代以来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188页)，“一种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176页)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而经济管理形式的变化，势必将牵动政治体制，“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183页)
中国专制主义王朝应付经济变迁的政策转变，有时呈现对危局并无补救的怪诞现象。例如对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官商体制，黄仁宇先生指出：“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内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这或许乃官僚政治的本质使然。“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这种政治体系，“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168页)“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旁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的施行。”(115页)
影响历史面貌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政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10页)黄仁宇先生强调，“历史并非全是人为”，讨论许多历史问题，其实“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28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概念并加以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各民族居住地方的自然类型与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许多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大体与长城相一致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区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致界限。而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曾经使这一界限南北摆动，这一事实也对政治局势和文化形态产生影响。已经多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影响，甚至有人论述北方草原游牧族南下与北迁，往往恰与气候转寒转暖的变化相应。而北方农牧区界南移导致的东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对于中国文化史的意义，更是尽人周知的。
历史记载常以假像掩盖着真实。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史者立场的差异。”(23页)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真实“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49页)有时需要从“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的奥妙。”(57页)历史就是如此，因为“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断，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世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60页)
历史研究当然不是简单地钻在史籍中爬梳、整理、考检、搜寻。如果仅仅如此，历史将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就要求历史学者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演进的规律和特点求索真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英国状况》)不过，中国的历史学者是在较为特殊的学术背景下工作的。就传统而言，“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橥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37页)历史家也是如此。人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许多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184页)，“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多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193页)海外学者有时以为，“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197至198页)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自序》中说：“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叙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通常不使用“影射”的手法，却有时仍要苦心洗刷莫须有的关于“影射”的疑忌。黄仁宇先生特别说了上面的话，似乎也正因为“禁忌”和“惯技”可能都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长期以道德为施政原则，以道德为执法依据，朝中的权力斗争，也“以道德的名义作张本。”(43页)将道德作为执政标准是相当危险的。这是因为“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像不可捉摸。”(99页)中国传统史学还有“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183页)的情形。“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172页)可是，“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和至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164页)黄仁宇先生还告诫人们：“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139页)
的确，无论是封建道德抑或其他道德，以及相类的种种观念形式，都不足以完满地解释历史，也不宜作为比量历史的尺度。历史研究的学术的独立性应当“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其利弊可以通过对司马迁和班固学术贡献的比较得到说明。《史记》和《汉书》，前者为“成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的私人著作，后者则具有正统地位，表现出国史的色彩。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史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指责司马迁不遵从儒学道德标准。黄仁宇先生说：“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17页)可能司马迁的这种作风，正是史学研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黄仁宇先生感叹道：“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迳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9页)
这也是我们读《史记》和《汉书》时的感受。以拘执呆板和生动活泼的比较而言，这同时又是我们读今世史学家不同风格的论著的感受。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版，4.50元)
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