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意外事件虽使伏尔泰在法国上流社会的锦绣前程就此中断，但却将他造就成一位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蒙泰斗。从封建专制的法国到已经资产阶级革命而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使伏尔泰得以把这两种制度作一直接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便是其不朽之作《哲学通信》的产生。在这二十五封通信中，伏氏娓娓道来，将英法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一一详细比较。由英国军事的强大追踪至经济的繁荣，由经济又追踪至商业传统，由商业再追踪至政治的民主，最后归结为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这部著作的法文本刚一秘密问世，巴黎高等法院即以鼓吹信仰自由、对宗教和社会秩序会引起极大危害为由，将其列为禁书，下令焚毁。
作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博大与深刻早已为人熟知，无需笔者在此赘言。近日重翻此书，引发笔者兴趣的不是关于宗教、政治、军事及商业的通信，而是以前不甚注意的“谈种痘”，介绍牛顿力学及“谈研究文学的老爷们”和“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等几封看来“无关宏旨”的通信。
在这几封信中，伏氏以艳羡的口吻谈到了“文人”在英国的崇高地位。“在英国，最鼓舞艺术的，就是艺术所受到的尊敬：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是我却在二十家住宅中都见到波伯(笔者按：即诗人Pope，一译蒲伯)先生的画像。”“牛顿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受到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所应得的荣誉。国家的要人互相争夺执绋的荣幸。请您走进西敏寺去。人们所瞻仰赞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塑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伯拉图的塑像一般；而我深信只要一见这些光荣的纪念碑决不止激发起了一个人，也决不止造就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一个成绩卓著的人总能在英国获致财富的。”(《第二十三封信》)甚至王公贵胄“都不怕失去贵族的资格而成为非常伟大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家。他们的著作比他们的门第更为他们争光。他们像寒士等待出头那样研究文学”。(《第二十一封信》)当然，他看到对文人的崇敬更得益于一种民主的氛围。“在伦敦差不多有八百多人有权公开发言，主持国家的利益；差不多有五、六千人希望轮流到他们来分享同样的荣耀；其他一切人自称为这些人的评判者，每人都可以发表印刷文件说明他对于公共事业的想法。因此，整个国家都感到学习的必要，……这种研究自然而然地就引导到文学上去。”(《第二十封信》)
伏氏之所以能注意到文人在英国的备受崇敬，固然与他在本国的受辱有关，但他的文化史观，怕是更为深刻的原因。
大英帝国的富强与文人地位的高低间究竟关系如何，可暂且不论。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达颇得益于文人地位的崇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士志于道”，肩负着传承、捍卫足以“尊于势”的“道理”的神圣使命，故为四民之首。文章不是用以糊口的末技，而是“肇自太极”为“天地之心”，用以载道的千秋胜业。舞文弄墨之辈甚至被喻以天界星体。科举及第为“蟾宫折桂”，文彩斐然是“文光射斗牛”，而北斗魁星附近的六颗半月形星群，则是文人专属的文曲星(亦称文昌星)。记得刚刚知晓这些时，突想起当年戴红袖章“大串联”挤在火车行李架上一遍遍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情景，不禁倒抽口冷气，真没想到中国的文人也曾有过那般辉煌的时刻。难怪众人催胡屠户打范进一个嘴巴以治病救人时，这胡屠户却百般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不敢做这样的事！”打完之后，胡屠户的那只手还真的隐隐作痛，弯不过来，只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儒林外史》)
但中国文人的处境，往往又应了“捧得高，摔得重”这句俗话。既以传道卫道自命，当世事不济、“天下无道”时，便只得唯“士”是问了。如清初大儒颜习斋总结明亡殷鉴时，对读书人便语极刻薄：“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编》)即便平时，也不乏《儒林外史》类对文人酸腐的嘲讽。《随园诗话》就记有一首名为《道情》的讽文：“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
这些呵责和嘲讽自有相当道理，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文人的地位。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对“道”，即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承阐发，是一种读书人责无旁贷、而旁人亦无法取代的天职。
使读书人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是现代社会的诞生，使读书人由“士”演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现代化社会的主要特点便是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技术高度发达、信息高度密集、专业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大量专门人才。以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问，为一门门专科知识所取代。文章诗赋曾是“取士”的重要标准，现在则沦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且为各类专业技术知识考试替取。知识类型的分化，使“读书人”经过不同的专业训练后开始担任各不相同的社会角色、接受各不相同的身份认同。具有统一价值标准的单一的“士”，终于演变成各类专家。这种专业化与分工化，便建立了各不相同的意义体系，各有一套专业价值标准与精神世界。因此，即便对同一事物，化学家、物理学家、生态学家、各类工程师、电脑专家、医生、法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间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自都以自己的专业内容和利益为视角、标准和根据。
反对分工、强调通才、坚持“君子不器”的儒家正统观念，在分工愈来愈细、似乎就是要以所有人为“器”的现代化潮流面前几成绝响。当然，在对现代性进行反省时，儒家的通才观念不失为一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但目前尚看不出“通才”取代“专才”的可能性。甚至神圣如社会正统意识形态，其解释权也由“天下之士”的天职而分化成一种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意识形态专家赖以谋生的专门职业。意识形态解释、传承的这种职业化和技术化，便是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功能具有本质不同的重要标志。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冲击下，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更加迅速地被“消解”为各类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其尊卑贵贱，都要通过在“市场”这个大考场上的拼搏竞争而一见分晓。而且，在强调“合理化”的现代化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作用日益淡化。这些都使知识分子迅速由“中心”滑向“边缘”。以前，知识分子总居舞台中央，无论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闹剧，扮演正角还是反角，是为刀俎还是为鱼肉，其命运总为万众瞩目。或是举国“共讨之”“共诛之”，或是普天为之同洒一掬热泪。现在却日渐冷落，难免有些自怨自艾。虽然少数人文类知识分子由于其功能主要是从事有关价值、观念及符号等精致文化的创造性活动，追求生命的本体、终极意义，因而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但他们的活动与遭际，亦已失去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轰动效应”。那种一部小说、一篇论文、一出戏剧乃至一首小诗、一通发言都可能引起全社会心灵震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此中人须耐得住寂寞。想来胡屠户再无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虞，打过范进的那只手，也肯定不会隐隐作痛了。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化社会中，在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市场法则”支配下，精致文化的“地盘”日益缩小，强调官能直感的通俗文化、痞子文化却大行其道。且看正在接受专业训练、但专业角色还未最后确认的大学生群体中，十几年前流行的是批判的批判理性的觉醒绝对精神社会良心存在与时间之乎者也浮士德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的热点却是玛多娜杰克逊金利来吃进抛出一无所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
当今世界，皓首穷经早成笑谈，于是各种“白话经典”便乘虚而入。当人们连白话经典都不胜其烦时，“漫画经典”、“滑稽经典”就应运而生。在此类经典的大举进攻面前，当代阎百诗顾亭林们顿时溃不成军，只得徒悲天道渐失，向隅而泣。
“文言—白话—漫画”，经典载体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而语言形式由“象形”向“形象”的回归，必然造成人类思维由精致抽象向简单直观的退化。这倒也罢，“人生识字忧患始”，倘真能就此渐脱忧患，亦是人生一大幸事。
一九九二年深秋于东厂胡同一号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