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93107001>
也许因为瑞斯自己一生太坎坷，所以她专门写一些倒霉的女人。她是威尔士人后裔，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十七岁到英国读书，后来一直在欧洲艰难地谋生。在二三十年代里，她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呕心沥血，写了几部篇幅不大、但颇得好评的作品，后来便销声匿迹了。人们以为她已死去，其实她却历经战时艰辛，家庭变故，疾病折磨，挣扎在贫困线上。她常常衣食无着，绝望酗酒，也曾几度精神崩溃，甚至被短期拘留。一九五七年后几位偏爱她的文化人把她重新“挖掘”出来，大力相助，她才得以聚起力量继续写完《茫茫藻海》(一九六六)。也许由于瑞斯的戏剧性复出恰逢其时，她的简洁生动、具有鲜明女性特色的作品得到了评论界、特别是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高度重视，声誉蒸蒸日上。此后她的旧作纷纷再版，短篇作品、自传和书信集都陆续问世，传记、研究文章和专著连篇累牍，势头至今不衰。她的短篇《让他们叫它爵士乐吧》最近(一九九一年夏)还在伦敦被搬上了舞台。
瑞斯的主人公大都身无分文，彻底的“无产”而且“无靠”。她们不断地求职，不断地失业。运气好时也只能在巡回歌舞团跑跑龙套，或有一搭没一搭地打打零工，教教家馆，工作艰辛而又不稳定，毫无安全感，不时要靠直接地或变相地出卖肉体维持生计。难怪《夜航》(一九三四)中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歌唱演员安娜和情人约会时，脑子里联想到的却是黑人奴隶的命运。这些类似奴隶的女人体验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求职或供职，经由一个又一个她们多少喜欢或根本不喜欢的男人转手，不断地贬值。生活似乎只是时饥时饱地在一个个寒酸的、脏兮兮的旅馆或出租房之间打圈子，没有出路，也没有尽头。
不过，对于安娜们来说，不幸不仅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选择。这使得她们与英国文学中原有的简·爱型个人奋斗者迥然不同。她们总算是出生在中产阶级的边边上，有相当的教养，并非不可能谋一种职业，或通过婚姻向上爬，求得男人的庇护和社会的承认。女友早就传授经验说：“跟男人打交道，就得趁着你能捞的时候尽量多捞。”可是安娜们执拗地拒绝了这一金玉良言。她们时常靠男人的同情怜爱或一时的情欲而苟且生存，却不肯以色相为资本，有计划地挣钱。在《离开麦肯齐先生之后》(一九三○)中，麦肯齐给朱莉亚一张一千五百法朗的支票，企图就此摆脱她，她一时恼怒，轻蔑地扔回支票，并将手套摔到他脸上。后来她偶然得机会回伦敦，看到母亲故世，妹妹疏离，又与一个男人往来并分手。待她再度流落巴黎街头，重又在一家小咖啡馆遇见麦肯齐时，她啜着酒乞求说：“借我一百法郎吧，求求啦。”在人生路上兜了个圈子，她连早先那点愤怒和尊严都维持不起了。但她宁受此时的屈辱，不悔当初的冲动。这些女人率真任性，有时自暴自弃，有时狂躁失度，有时依傍乞怜，却决不有计划地累积钱财，不追求可靠的丈夫，或讨好可能带来长久收入的情人。
《夜航》一书或多或少地展示了女主人公不肯进取的心理根源。“人们都说，‘要上进。’不错，有些人的确进身有方。可有多少人呢？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她算挺能进取的，不是吗？‘卖唱姑娘嫁了大家子弟。’可那又怎么样呢？要么上进，要么退出，他们说。要么玩儿转，要么玩儿完。”①安娜的这段内心独白清楚地表明，“上进”有具体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自于“人人都说”以及种种关于“成功”的故事)。而她对此提出了质疑：有几个穷姑娘能实现嫁阔佬的“进取”的人生计划呢？而即使如愿以偿，又怎样呢？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安娜不幸生于西印度群岛，在大英资本主义帝国的边缘。那里一切剥削和压迫都是以赤裸的，残忍的原始形式进行。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揭示出，一旦到了白人殖民者大肆进行掠夺、欺骗和屠杀的现场——非洲腹地，欧洲人打算从道义和经济上拯救世界的神话就土崩瓦解了。的确，殖民地的生存方式剥光了绅士淑女的道德外衣。安娜的舅舅是老殖民者的后裔，养了成群的混血儿女，粗鲁直率，厚颜寡耻。她的后妈海斯特到美洲不久，自以为公正，文雅，要强，实际上更是一脑子的偏见和虚伪信条。安娜用方言和黑人说话她都不许可。安娜深知白人的家业是靠罪恶积累起来的。童年时看到过的一张奴隶名单常常象难以摆脱的梦魇纠缠着她。由此她看透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剥削，对敛聚财富、增殖资本的“伟业”怀有本能的憎恶和恐惧。有她舅舅这样的绅士和海斯特这样的淑女为例证，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编织出来的个人奋斗的神话对她全然失去了说服力。“淑女，”安娜憎恶地想，“有些词儿长着那般又细又长的脖子，你真恨不得把它拧断。”
这不肯进取的女人是“没有钱，没有德”的另一类人。她同情所有的畸零者，同情罪犯，妓女，以及“所有不丰腴饱满、光洁滑润、心满意足、笑容满面、目光炯炯的人们……所有从不举办或参加茶会的人们”，“所有的傻瓜和失败者”。体面的有产人士也总能在这绝望的女性身上认出“异己分子”。其中一个女主人公在故事中被称作是“蛮子”，“布尔什维克”，说她“有一天会到苏俄去”；另一个则被人看作“代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她知道自己的对头是谁，苦难的根子何在。《午夜，早安！》(一九三九)中的萨莎曾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老板来视察，她心惊胆战，老是出差错，心里明白好不容易谋来的饭碗保不住了。她大哭一场，最后挟绝望之勇冲进老板的办公室：
好，让我们争论个水落石出吧，布兰克先生。你代表社会，有权每月付我四百法郎，那是我的市场价格。因为我是社会中低效率的一员……所以你有权利每月只付我四百法郎，让我住一间小黑屋子，让我穿寒碜的衣裳，让我饱受折磨，生活单调，忧虑重重，心愿落空。到头来人家瞧我一眼我就脸红，说我一句我就哭泣。我们总不能都快乐，我们总不能都有钱，我们总不能都幸运……总得有人哭泣另外一些人才能笑得更欢……你需要蔑视你所剥削的人们。不过，布兰克先生，我巴不得你遭千刀万剐……
可以说，在只有“get on”和“get out”两种存在方式的世道里，安娜们拒绝“进取”，拒绝了由体面的和有钱的“他们”所代表的成功，自觉地选择了“退出”和毁灭。与她们打交道的男人大都注意到了她们的不管不顾、肆无忌惮的绝望。他们说她们是“没有自我保存本能的女人”。她们常常贪杯，在酩酊大醉中打发时日，“醉生梦死”是确切的描述。她们几乎个个都希望长睡不醒。死亡的母题——表现为对夜、对醉、对睡眠的渴望——在每一部小说中都反复地出现。《午夜，早安！》一书连标题都是对黑夜的招呼和问候。在某个意义上，安娜们的自暴自弃是一种有意识的象征性行动，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毁灭式的抗议。然而，这种消极中含有某种自觉的价值判断，某种不肯妥协的追求。如果没有这点积极的成分，恐怕瑞斯也就无从把失望和绝望酝酿成一种艺术了。
说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顶讲究上进的，不知是不是源自过去的士大夫追求“仕进”，追求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的传统。尽管我们文学中的第一号(？)男主人公贾宝玉先生是个突出的厌恶“仕途经济”的不进取派，但他的态度对世人(即使是《红楼梦》的崇拜者)的上进心和成功欲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应该说，贾宝玉的不上进包含了对贾政式的进取和忠孝的认真的反思和摒弃，并不完全是花花公子的浪荡，也不是玩儿虚静恬淡的隐逸。其实，当真落到了“半生潦倒”的地步，也就无从隐逸了(因为中国士大夫的“隐”乃是“出”的另一面，是顶有面子的事)。但我们谈起贾宝玉的“没出息”，大抵就事论事，或是认为这是因为他置身于腐朽没落的封建家庭(或社会)，理当“叛逆”；或是认为这是养尊处优中的颓废，是他享受先人“进取”的成果太多，把“锦衣纨绔”、“饫甘厌肥”的日子过腻了。这些固然都不错，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点，即作为一种原则，贾宝玉对特定时刻里社会上流行的或公认的“上进”所持有的审视和辨思的态度是否有某种普遍价值。我们判明了自己既不属于“腐朽没落”，又还没有享受多少“锦衣玉食”，不言而喻，似乎自然应当循祖训“拼搏”“奋进”。二十多年前最大的进取是“革命”，于是曾有千军万马(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造反。眼下最大的进取大约是赚钱，于是便有纷纷“下海”之潮，经理总经理之多，数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当年的战斗队司令总司令。两种社会行为的内容和意义当然大不相同，但是从赶潮人的个人选择来看，却又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似乎包含两点选择的标准：一是道义上值得嘉许，一是个人利益(地位或钱财)得到增进。当年对许多人来说，显意识中是追求“革命”，也即道义上的正确，在潜意识中才感觉这一取向对提高自己地位(关连职位、工作、户口等等)的作用；而今不少人是自觉地被发财的欲望所驱动，但不免有时也感到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比如“符合改革开放潮流”、“有利生产力发展”或“促进社会进步”等等)。至于真正的个人利益、个人幸福何在(是否就是当大款，作买办或老板，穿高级时装或出入豪华饭店)、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自己所赶的“潮”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效应，自然是顾不上思量的。有如抢上拥挤的汽车或火车，稍一迟疑，就赶不上趟了。沦为“玩儿完”之辈，岂不遗恨千古！
这种心态和瑞斯的女主人公似乎是格格不入。所以我曾以为瑞斯的作品不大合当前中国人的口味。然而实际情况却出我所料。瑞斯在中国挺红，今年里就有两部她的小说翻译出版。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一切在西方最终能“玩儿得转”的东西都有敬意？因为女作家生命最后一程里以及她去世后在英美生成一股逐渐高涨的“瑞斯热”，于是就不能不也波及到我们？她自己也能成为一种正统，一种“经典”，一种时髦，恐怕是瑞斯所始料不及的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以一种“赶潮”的态度来介绍或阅读瑞斯，能够读出她的消极颓唐中的那点认真，那点执着，那点宁死不悔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吗？幸而中国人很多，其中一定有瑞斯的诚挚的读者。
(《疯妻子——<简·爱>中罗彻斯特前妻的故事》，丁颂等译，漓江出版社；此书即文中提到的《茫茫藻海》，一九八六年有王家湘译本《沧海茫茫》)
①这里“上进”“进取”等词的原文均为“get on”，还包含(与人或事)“相处”，“成功”等意。最后两句为“Get on or get out，they say.Get on or get out.”勉为译之，难以传达原意和原风格。
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