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致军政部长何应钦函，是保释关押在中央军人监狱的政治犯郑超麟。《全集》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编入，无署名及年月日。
陈独秀来函，是请蔡致函军政部保释郑超麟。《全集》据陈独秀来函原件编入，末署“独秀手叩 七月二十四日”，未写年份。
何应钦复函告知“已饬由军法司饬中央军人监狱长，通知本人觅保出监就医矣。”《全集》据何应钦复函原稿编入，末署“弟何应钦谨启八、二十五”。
可知蔡元培此信，必作于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之间。
至于年份，三信都未写明。《蔡元培全集》将它编入一九三二年。这是不对的，应编入一九三七年。理由如次：
一、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在这之前他是国民党当局悬赏缉拿的要犯，过着十分秘密的地下生活，决不可能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给蔡元培写信。
二、陈信中说：“在报上见先生病后已复康宁，至为喜慰。……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查周天度著《蔡元培传》所附年表，蔡氏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病，大病了一场。不但报纸上作了报道(见陈信)，还惊动了不少党国要人。在《全集》第七卷所收的一些函电中可以看到。如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复许世英李烈钧函：“弟去岁抱病旬馀，幸调理得宜，日渐恢复”(第150页)，一月五日复王世杰函：“弟近日正遵医嘱，安心静养”(第151页)，二月一日致杨虎函：“弟病体初愈，尚待调养”(第166页)，三月十一日复洪逵函：“弟近来身体尚未十分恢复，十三日开董事会成立会及第一次常会，拟请云五先生代表”(第175页)，六月十一日蒋介石来电邀赴庐山“莅临训导”，十五日蔡复电蒋介石：“培大病后，尚需调养，近日亦曾发热，一时未克启行，拟于七月中旬再定行止。”(第183页)这些材料，正好与陈独秀函中问疾相印证，足为此信作于一九三七年之一证。
三、陈信中说：“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那是因为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七月十七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了高级会谈(蒋介石、周恩来)，决定了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大局的这个大变化，就不可能有“近来保释之人颇多”的事情。这也可以作为一九三七年说之又一证。
四、何应钦复函作于八月二十五日，告知他“己饬监狱长通知本人觅保出监”，据《郑超麟回忆录》附录《陈独秀与托派》一文中说：“我至八月二十九日才出狱”，正是何应钦复信之后四日。这更可作为一九三七说之铁证。坐牢的人都希望早一天出来，不会在军政部长答应保释之后再拖五年又四天的。
陈致蔡函中说：“前承盛情，致函军政部请释放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蔡致何函也说：“前函关于保释现押中央监狱政治犯郑超麟事，谅达召览。”可知蔡在此之前就写过信，何给碰了钉子，因为那时没有释放政治犯的空气也。蔡的前一封信，未见于《全集》，不知是何时写的。《全集》第七卷有致杨虎函一通(第27页)，也是为保释郑超麟、贺贤深(即何资深)事，《全集》定为一九三六年所写，或者是有根据的。那么，上次致何应钦函，或即写于同时。
陈独秀致蔡元培的这一封信，在新华出版社所出的《陈独秀书信集》中定为一九三一年写，这就错得更厉害了。一九三一年七月间郑还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候审，未至监狱，和信的内容也就有明显的矛盾了。
上面的论证，应该是很有说服力了，已经无可置疑的证明了这几封信是写于一九三七年。除此之外还有更权威的人证。郑超麟本人写给我的一些信件中谈到此事的一些细节，现在摘抄如下：
“一九四○年四月我回到孤岛的上海，遇见汪原放，他告诉我：陈独秀写给蔡元培营救我的信，是他持去蔡家交给蔡元培的。他说，蔡殷勤招待他，特别关了房门询问‘陈先生健康和生活’。至于营救我的事情，蔡毫不推辞，立即拿起笔来，在汪原放带去的代拟信上签字。汪原放说，蔡元培是好好先生，有求必应，人家写好信要他签字，他就签字。”(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信)
这封信寄出之后却没有能起到营救的作用。何应钦不买账。他在这信上批道：“此老爱管闲事，相应不理可也。”这个批语，郑超麟是从同情政治犯的狱吏沈炳铨那里知道的，“沈炳铨有朋友在军法司，他的朋友告诉他这条批示，他转告我”。(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九日信)
前面已经说过，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当时没有释放政治犯的空气。可是陈独秀知道，这封信只是请蔡在汪原放带去的代拟信稿上签名，并非亲笔信。陈独秀以为这也许是没有得到何应钦重视的原因之一，所以他这次给蔡元培的信中才有“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的话。
现在收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的这封信，就是蔡的亲笔，所以他存留了底稿。而这以前的这一封，是在代拟信稿上签名即寄出，未抄存留底，所以在《全集》中未能收录了，只是从后信的内容中知道前此还有一信而已。
因为大气候有了大变化，何应钦对待这一封信的态度也跟对待前一信截然不同，不再写“相应不理”的批语，表示同意保释。正如郑超麟给我们信中说的，何的“信内说已许可我保释了，这是‘顺水人情’，因为此时国民党已决定释放政治犯了。”(同前信)
这信中还说：“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南京开始轰炸以后的若干天，沈炳铨到监房来通知我：政治犯分批释放，过两天就轮到你。×××保释你的信，也发生了效力，但已不需要了。沈炳铨说的当是‘蔡元培’，但我当时慌乱，误以为‘于右任’，因为我的爱人去找于右任写信，于右任确实写了信，他是上大校长，我是上大教授，有这样一种关系。我同蔡元培确无关系。虽知道陈独秀托他写信，也知道他的第一封信遭何应钦拒绝，故对他不存希望。直至今天我才纠正五十五年前的错误。”(同前信)
蔡元培致杨虎信保释郑超麟、贺贤深二人。郑在这信中说：“贺贤深即何资深。那个告密的叛徒始终以为他姓贺，至于误资为贤，那是机关书记写错的。这个错误救了何资深一条命，因为他是从济南越狱出来的，他生怕国民党会把两案联系起来。”这一点小掌故对于看懂蔡元培致杨虎函有帮助，就附带抄在这里。
读书献疑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