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六旬以上的读者都会记得——可惜我已忘记是五几年了——《人民日报》一天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学的论文。作者正是吕荧(所以他不仅是杰出的翻译家)，而他的名字下面还有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说吕荧(特别加了“同志”二字)在反胡风运动中，由于不理解(原话已忘，反正是为他开脱吧)等等等等，以致犯了错误(以有别于“罪行”)。然后又夸了几句他的美学思想。总之，是借登他一篇文章而为他平反。
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一些懂点洋文的牛鬼蛇神(如金人和我)以及冯雪峰、绿原、牛汀等安插在一个编译所里。所长是楼适夷，所里又莫名其妙地安插了几位响当当的人物——可能是为了掺沙子。在那个所里有一位不上班的成员，他就是吕荧。
从吕荧命运的变化，我就想到已故的胡乔木。据我所知，吕荧之从阶下囚突然又变为学者、翻译家，都是胡乔木之功。当时他也是《人民日报》笔政的主持人。
因而我又想到已故诗人学者梁宗岱。三十年代我编《大公报·文艺》时，他曾是在诗歌方面我的主要支持者。然而一九四九年后，宗岱却以什么十分难听的身份(好像是“恶霸地主”)关在广西监狱里。一九五六年当“二百方针”提出时，宗岱突然由戴手铐脚镣的囚徒又恢复成中山大学的教授了。接着，他的诗集也又面世了。使他的命运这一骤变成为可能的，也是胡乔木。
资深进步记者刘尊棋五十年代初和我一样战斗在国际宣传战线上。突然，他的命运起了骤变。一夜之间，他由红人变成了黑人。先是北大荒，后来就进了洞庭湖上的劳改营。一呆就是二十年。(见李辉：《迷雾生涯·刘尊棋传》)。七十年代末，他一下子又由阶下囚变成(应该说恢复为)三十年代初就献身革命的响当当的老干部了。在刘尊棋命运的这一突变中，胡乔木又起了巨大作用。
胡乔木是开国后我的第一个上司。那时，我的岗位在国际新闻局。那可是牛鬼蛇神的聚处。当时我在英文组，诗人戴望舒在法文组。我们大概都不适宜搞文艺，幸而还会点外文。一九五○年冬，望舒不幸因肺气肿逝世。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那时我们局就设在民国初年国会的旧址——如今已拆掉盖起新华社大楼了。身为新闻出版署领导的胡乔木也来参加追悼会了。他不但来了，还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悼念演说——他不但演说了，而且即席(手里没有讲稿)接连背诵了好几首望舒的诗。
那阵子，我们这些没喝过延河水的人，很怕听报告。不但往往得席地而坐，而且长得要命。唯独听胡乔木的报告，觉得是享受。因为他大段大段引的，不是马列经典，而是普希金或莎士比亚。他不是站在高处训，而是平坐在一起谈心。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一位画家亲自告诉我的。一天，胡乔木忽然翩然来到他在三里河的寓所。谈起三十年代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他忽然说：国民党是一小撮，共产党就全国而言，也是少数。真正的大多数是第三种人哩。
另外一位朋友，是新时期突然被吸收入党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上边决定劝他退党。他住在三层还是四层，我忘记了；反正不是一二层。胡乔木就亲自爬了那么多层楼梯，气喘吁吁地对他说了声“请退”。弄得这位朋友倒不好意思起来。因为这明明是一个电话或下个条子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
自然，我也看到过胡乔木的严厉。也是五十年代，大约是在文艺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临散会，乔木忽然作了开除四位老党员党籍的宣布。六十年代，我同那四位中的一位(金人)同事。我问他当时他如何感觉？他告我：晴天霹雳。
总之，五十年代当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时，胡乔木总是在想方设法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也改善一下我们的命运。一九五三年当冯雪峰奉乔木之命来我家商量把我由对外宣传调到作协——也就是文艺归队时，我感到这一点。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他要我担任文艺部顾问时，我也这么觉出。用意无非是让我们这些身无党籍、不通马列的半废品，多少也起些作用，只可惜他的这种可贵的用意并不符合当时日丹诺夫式的总趋势。一九五七年我沦为右派后，时常对胡乔木怀有负疚之感。
八十年代初，我曾编过一本《杨刚文集》。当书稿已送到印刷厂后，胡乔木忽派人向我索该书稿，当时我还颇为紧张，因为杨刚在五七年 是自杀而死的。死之前，在《人民日报》社肯定曾有一段紧张日子。于是，我就把书稿调回来送去。不几天，胡亲笔开列几篇应收未收的文章题目，并且主动为此书写了序言，其中最关键的一段说“一九五七年十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不要为此着急，她仍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十月七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周恩来同志和其他熟识她的同志都对她的不幸逝世，非常痛惜，认为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
这样用表彰来改正，使得杨刚生前的戚友读了都感到莫大温暖。
每个人都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也未必是一致的。三十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及浙大读的是外国文学系。《人民日报》还曾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过他的旧诗词。他不仅写过《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有人写写他的传记。他不属于“右派打得越多越过瘾”的那种斗士，而是常常希望让每个中国人，不论其政治地位或一时行情如何，都能发挥些作用。
当然，健康的国家，还得靠健康的制度。然而，不论如何，在寒冷的日子里，即便是小小一盆炭火，其温暖也是令人终身难忘的。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