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春秋左传学史稿》字很大，便于老人，随手翻阅，生些遐想。沈玉成、刘宁父女合著此书，十二章中后四章讲清代及现代的左传学是女儿写的。刘著书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生，能花费这样大的劳力和心思写出十万言的四章书，广搜资料加以排比评论，虽有父亲指导，也是不容易的。不免多看几眼，又想谈几句。
书中引《诗经》句中有个字印成盐字的繁体，实是另一字，从“古”而非从“卤”。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谱”印成“表”。用“形式逻辑”和“模糊数学”不准确，这是现在常见用法。引用国际上研究只有陈旧的高本汉的书，不知查过袁同礼编的近几十年外国汉学论著目录没有。作者刘宁论述三顾(顾炎武、顾栋高、顾颉刚)和左传学中其他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和说法。最后一章说到现代，有那么多长辈先生，自然比前面讲清代古人更难，但也不仅排比且有评议。不过讲辨伪而说了一通曹雪芹的像和诗的近人近事，以今例古，似可不必。结论是这类争执应当结束，说得很好，但未明白说出如何结束。左传学历时一千几百年，有多少是探讨《左传》本身内容意义的？试用当代新解说的有几个？这和“红学”相仿。该结束的不断，该创始并发展的不兴，无可奈何，何止这两学？
罗嗦半天，我要谈的不是左传学，不过是书中两次提到的“科学方法”。她先说，“历史考证法的始倡者是胡适”。又说，“自胡适将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则用之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开始”。这是把顾颉刚的“提出了大胆而科学的假说”认做“发端于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归纳和假设”，把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做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里面有误会，正和有些人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当做杜威的实用主义类似。虽然胡适自己这样说，但我觉得杜威的哲学很难懂。他虽来中国作“五大讲演”，由胡适翻译，但在中国起作用的还只是他的教育思想，由他的另外弟子改造应用而流行。中国的实用主义有自己的传统，不是杜威的美国式。胡适的“实验”往往是他的《尝试集》中说的“尝试”，不是科学实验。他所谓“求证”不等于数学物理的证明和推导，也不是可以重复对比的实验，不定量，也没有操作规程，尽管考据早有一些不成文的严格规定，但向来并不严格被人遵守。
科学方法的形式很多，原理原则也不止一条，但只要是科学，其出发点就只能是同一个。出发点不同也很有效的方法不能说没有，但不必叫做科学方法。科学指的是近代科学，特别是，但不限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下面抄几位科学家自己的说法。
伽利略无疑是近代科学的创始者。他在《两门新科学》中写出三个人的生动对话。他说：“我的目的是提出一门新科学来处理一个很古老的课题。”他用问答方式讨论并且解说了他的观察实验和发现，不是出发于“假设”，更不是先要打倒亚理士多德才“假设”重物不比轻物落地快。
牛顿更是不可否认的科学家。他有一句名言便是“我不杜撰假说”。尽管“杜撰”的原文拉丁字fingo(feign)还可以有别译，但万有引力断然不是从“大胆假设”得来的。牛顿的这句话的全文是：“直到现在，我还未能从现象(观察和实验)中发现重力之所以有这些属性的原因，而且我不杜撰假说”。(参看《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牛顿在《光学》中较详细地说明他用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里，应该像在数学里一样，在研究困难的事物时，总是应当先用分析的方法，然后才用综合的方法。这种分析法包括实验和观测，以及通过归纳法从中作出普遍的结论。……在实验哲学中是不应该考虑什么假说的。……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复合物论证到它们的成分，从运动到产生运动的力，一般地说，从结果到原因，从特殊原因到普遍原因，一直论证到最普遍的原因为止。这就是分析的方法。而综合的方法则是假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它们发生的现象，并证明这些解释。……”(《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中译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笛卡儿是近代思想的开山祖师，是发明解析几何的数学家。他开创了“一种以在逻辑推导中极为方便的符号语言来表示几何形状和物理过程的强有力的数学方法。他的著名的《方法谈》的开头两章说明他的思想历程和他在二十三岁时所达到而且开始运用的方法，联系到这方法与几何、代数、算术相关的数学意义。他列举的四条最先完整地表达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的出发点，不可断章取义。它也不是包括全部，更非没有缺点，只是出发点。以后的许多发展都不是另外有什么出发点。这大概已成为科学界的常识不需要有人再提了。他说的四条的大意是：第一，不接受任何不能由理性明确认为真实的东西。第二，分析困难对象到足够求解决的小单位。第三，从最简单容易懂的对象开始，依照先后次序，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达到更为复杂的对象。第四，要列举一切，一个不能漏过，才能认为是全面。简单说就是：一、审查依据。二、将复杂对象解析到简单才着手。三、由简单逐步引向复杂。四、要求全面。这四条合起来很可能就是我们平常不自觉的接收、分析、综合、理解外来信息的自然程序。不过是脑中运转极快成为习惯，所以不觉得。这是脑中的抽象转换过程。是不是和笛卡儿的通连几何图形及代数符号的解析几何也有相通之处？是不是连所谓电脑也是如此？
《方法谈》在三十年代已有汉译，现在又有新译，不过我劝读者参看法文原文，或是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文，只看前两章到他讲几何代数算术部分就可以，不是研究笛卡儿。文很短，不过万言吧，很有趣。因为全文开头第一个词至今我也没想出汉语中有什么相对等的词(“理性”的俗语说法)，所以劝大家参照原文。他和伽利略、牛顿写的都是三百年以前的文，用词有些古老，但并不难懂。
这种科学方法的出发点在自然科学以外也多被应用，成果辉煌。我想举两个毫不相似的例证，只论学术方法。一个是《资本论》，笛卡儿四条全合，且和牛顿、伽利略相同。一、排除不可靠的说法。二、将资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单位，商品，再解剖其中的价值和劳动。三、从此开始一步步引向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运转。四、任何一点也不漏过。看马克思自己的《第一卷第二版跋》就可知道。马克思也是数学家。另一个是王国维。他的一些古史考辨文章之所以成功而为人称道也是不离这个出发点。因此，他用之于新开辟的园地和对象，无论是甲骨文献、蒙古史地、宋元词曲，都可以有创获，一新耳目。恐怕他是得力于读康德，受了那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康德也是科学家，提出过天文学的星云说。
从三百多年前的这个出发点到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方法大有发展，都没有离开，更不是违反，这个出发点。尼采、柏格森等人不用这种方法，他们也不说自己用的是科学方法。泰戈尔明明白白反对科学的割裂、分析、抽象，而主张对宇宙人生直观亲证整体，复归自然。他当然不说“亲证”是科学方法。他要求具体，反对科学的抽象。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是牛顿说的分析方法，倒像是牛顿说的综合方法，从想当然的原理(假设)出发，先“假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牛顿，见前引文)顾颉刚也是这样。郭沫若研究甲骨卜辞自己说为的是给恩格斯的既定原理加些证明，其实也许更为的是参加当时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史论战。所以陈独秀的《实庵字说》就和他针锋相对。同一原理，同一资料，结论大不相同，这是先有了结论分属“两大阵营”之故。两人用的方法并无不同，出发点不是笛卡儿、牛顿、伽利略的。
欧洲中世纪有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英国奥卡姆的威廉是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他提出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名言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所谓“实体”即“共相”、“本质”、“实质”等可以硬加上去的经院哲学的抽象普遍概念。他主张唯名论，只承认一个一个的确实存在的东西，反对唯实论，认为那些空洞的普遍性概念都是无用的累赘废话，应当依此原则一律取消。这句名言和这一原则被称为“奥卡姆剃刀”，被教会认为异端邪说。他被捕后越狱逃出，逝世后留下了这把“剃刀”。现在凡事讲求效率，思维也要“经济”，恐怕有不少古人古书需要“剃头”。《左传》真伪和层累历史问题就可参照现代阐释学方法来解说。作研究首先需要考察所问的是不是经院哲学式问题，不会有一个答案，或者是在《圣经》里及教会中早已有了答案。所有无谓的多余的空话废话可以一刀剃去。剃不动不要紧，那是另一回事。胡子太硬，而且有些胡子还是必要的。现在不是要结束，是要另行开始。要有王国维，但不要拖着辫子去投湖。
这本左传学史是父女合作的书。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此时两代人怎么样了？子女可以接着父母的路走，但不必跟在父母后面走。走路要先问什么路，什么方向，怎么走，记住无形中有一把剃刀被历史愈磨愈快。
(《春秋左传史稿》，沈玉成、刘宁著，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8.40元)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