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一些毛泽东诗词在外面传抄，流传中就难免有错漏，而且难免有别人的诗窜入。倒不一定是谁人有意为之，无意间也会有误会。这就发生一个鉴别真伪的问题。
毛泽东在世时，这个问题好解决，问他本人就是了，这是最权威的鉴别。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词六首，就是在传抄中由邓拓搜集起来，《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请张兆和誊写清楚，送给毛泽东本人鉴别，并经他修改，而后发表的。毛泽东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几首词他“通忘记了”。那么，它们得以保存和发表，传抄有功，邓拓有功，《人民文学》编辑部有功。当年经手这件事的《人民文学》诗歌编辑宋垒，最近写文章介绍了这段故事，并且介绍了当年送请毛泽东审阅的原传抄稿。拿它同毛泽东返回来的定稿比较，便可看出，定稿对传抄稿固然有补足漏缺之处，有改正错字之处，更多的是修改重写之处。这一比较，诗人推敲诗稿的匠心，就清楚地表露在人们面前了。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不过，这种澄清似乎并未周知。听说后来在文革初期又流传了别的说法，一说这是毛泽东读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后写的，一说是林彪读毛泽东诗词后写的。这都属于荒谬年代的荒谬传说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还传抄过一批据说是毛泽东未发表的诗稿，不少人曾经信以为真。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文章，结尾的地方，来了两句诗：“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人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翻开了怎样的一页，经历了并清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民都清楚了。这里想谈的只是，读过关锋文章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位作者是不会自己写出这么两句诗来的。那么，这两句诗是引用的谁的呢？当时我也纳闷了一阵。按那时的习惯，这两句，要么是毛泽东的诗；要么是古人的诗，由引用者赋予新的政治含义，这也是仿效毛泽东的作法(如毛泽东曾引用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批修正主义)。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有这么两句古诗，而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诗中又没有这两句。不久，我看到了那批传抄的所谓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其中一首里果然有这么两句。看来，那篇批判大文的作者大概看到了那批传抄诗，以为真是毛泽东的，就加以引用了。不知道他们那时有没有问过毛泽东本人，毛对这批传抄诗有没有什么评论。总之，很快这批传抄诗便被揭穿。它们的作者原来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叫做陈明远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他写的诗颇有豪气，功底也不差，被人误以为是毛泽东的诗而传抄开来。听说他因此吃了不少苦头，这也是荒谬年代的荒谬故事吧。
一九八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他的二十一首曾经被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诗词，尽收在内。
诗作的真伪交给作者本人鉴别固然最权威，但是本人鉴别也有未必能定论的时候。这是因为人的记忆，也难免有模糊之处。“彭大将军”那首六言诗的鉴别，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杭州的《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信，说读者抄来一首诗，传说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拍给彭的一份电报(可以说是电报六言诗了)，请毛泽东校阅并准予发表。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这样一来，《东海》月刊就不发表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解放军文艺》发表了这首诗，根据的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冀鲁豫部队《战友报》发表过的稿子。这次发表，未经作者审核，采取的是读者来信提供材料的形式，是非正式的。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酝酿为彭德怀冤案平反。有同志又提起“彭大将军”这首诗。因为还是联系到腊子口祝捷的传说，所以仍有老帅根据腊子口战斗并非彭指挥这个理由，对这首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后来弄清楚了，这诗不是祝贺腊子口之捷，而是祝贺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击败马家追骑之捷。电报云云，事出有因。就是战斗之前，毛、彭拟了一份电报，主张打击马家军，电文中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诗是战斗胜利后，毛写给彭的，全文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军电传诗的浪漫故事，是误传的了。于是，报上正式发表了这首诗，并说明了写作背景，澄清了过去传闻中的差错。不久，《彭德怀自述》发表，当事人讲述了此诗的来历，并说他当时将“唯我彭大将军”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还给了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记不起了”，加之“腊子口祝捷”的说法对不上号，所以他说“似乎不像”。待到弄清情节，毛泽东已经不在了，无法问他了。但是，后人完全能够根据各种材料作出判断，断定这首诗的确是毛泽东的。《毛泽东诗词选》正式收入了这首诗，当然是在“副编”中。注释对写诗的背景，作了详细的说明。
还有一首词的鉴别，同前一首多少有一点类似。我说的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那首赠丁玲的词。
一九三六年丁玲初到陕北，在保安，“洞中开宴会”，“招待”丁玲这位“出牢人”，毛泽东出席了，并送给丁玲一首词《临江仙》。丁玲后来处境艰难，她自己不会去向人提起毛泽东写过这首称赞她的词。别人大概也不会去提起，何况这首词传抄范围似乎很小。但是这首词保存了下来。这保存过程，是一个读了令人心底发疼的故事。原来丁玲在一九三九年因为陕甘宁河防一度紧张，把毛泽东这首词的手稿托人交给在重庆的胡风，请胡风代她珍藏。胡风把它放在一个信袋中，上书“毛笔”二字，既是毛泽东笔迹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笔所写的意思，如果被不相干的人发现了的话。胡风跑空袭警报也带着它，皖南事变后避难香港，把它托给乡间的亲戚，以后又带到上海，带到北京，一九五五年被捕时给公安部搜走，这倒是到了不会丢失的地方，一九六五年释放时发还，一九六七年胡再度被捕，此稿由胡风夫人梅志保存，红卫兵抄家幸免于毁，一九八○年胡风、丁玲可以说是“度尽劫波”，都回到北京，这才物归原主。这一年《新观察》第七期发表羽宏的文章，披露了毛泽东此诗的手稿和胡风保存此稿的经过。
这首词作为毛泽东的作品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但有手稿为证，有当事人为证，还有这艰难的、辛酸的、带传奇性的故事为证。《毛泽东诗词选》当然收了这首词，也是在“副编”中。
《毛泽东诗词选》“副编”中还收了一首一九一八年写的七言古诗《送纵宇一郎东行》。这是这本诗词选中最早的一首诗，也是唯一的一首七古。纵宇一郎是罗章龙取的日本名字。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传抄的诗，因为没有听说这首诗曾经传抄开来，那怕在小范围内。这是由当事人罗章龙，在毛泽东逝世后，写的回忆文章中提供的一首诗。
当事人为什么不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毛泽东看看呢？莫非是因为他后来同党分了手，不愿意重提旧事？其实，建国之初，罗给毛写过信的。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给湖南省委一封电报：“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此后罗即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继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
罗章龙回忆的这首诗中，据他最初提供的稿子，有两句是这样的：“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去年读到李锐《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一文，文中介绍了一个新情况，即这两句本来是：“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这个“君”，当然是指纵宇一郎。李锐说，罗在回忆文章中提供这首诗时，“大约是觉得有负故人的厚望，就把‘世事纷纭从君理”一句，改做‘世事纷纭何足理’，把诗人对他的付托改为自负的态度了。”李锐还说，“这次恢复原句，是研究罗章龙生平的邓伍文同志，同罗老又恳谈后，本人郑重予以恢复的。”
我相信这个“郑重”恢复。不过，这给鉴别工作提出一个难题，即当事人回忆的诗稿中，除了不可避免会有记忆错误之外，会不会还有有意的改动？会不会有记不清楚而由提供者代拟补足的地方？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研究毛泽东早期生活或者讲述毛泽东故事的文章，又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几首据说是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诗词。其中有的是根据充分的，比如一九一五年悼念同学易咏畦的一首五古，见之于现存的《易君咏畦追悼录》，又见之于现存的毛泽东致湘生信的手稿，现已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有些则得之传闻，而记载这些传闻的文章，又往往没有说明材料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此人的情况如何，他提供此种材料，有何细节，有何凭据。也就是说，没有拿出人们能够据以对其可信程度作判断的原始材料。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罗元鲲一信，对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提出意见，说：“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得之传闻，诸多不实”，是很值得搜集和研究传闻的同志多多注意的。
这些得之传闻的佚诗中被人引用、谈论最多的有两首，一首是所谓赠父诗，一首是咏蛙诗。而这两首诗，现已查明并非毛泽东所作。
《咏蛙诗》最先是一九八八年《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披露的。一首七言绝句：“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作者认为，这诗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卓尔不群的非凡气势。不久，就有人据此撰文，批评毛泽东此诗表现了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性格。随后，《中国青年报》上有人出来澄清，说此诗是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所写，见之于《英山县志》。此文一出，毛泽东写《咏蛙诗》一说不见人提起了。却又有人把“写诗”说改为“抄录”说，仍旧加以传播，并提出问题：毛泽东怎么会读到《英山县志》并熟记了郑诗呢？也有继续维持“写诗”说的，并提出诗创作中的所谓“同构”现象，说是毛和郑各自独立地写出了内容相同的诗！
我以为，无论是据此赞扬毛泽东的气势，还是据此批评毛泽东的性格，或者是据此提出诗创作的“同构”现象等等，都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确写过或抄过这么一首诗。现在这个前提并不落实。而在不牢靠的前提下，作各种评论和研讨，很难不变成“无稽之谈”。
《赠父诗》流传更广。也是一首七言绝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说是毛泽东一九一○年负笈离家，写诗明志，送给父亲的。后来发现，《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登过这首诗，署名西乡隆盛，原来是日本人写的汉诗。于是不说是毛泽东写的了，而说毛泽东抄过这首诗送给父亲。然而一九一○年《青年》杂志还没创刊，毛泽东不可能从那儿抄来这首诗呀。随后一位有心人查了西乡的全集，里面没有这首诗，倒是另外一个叫月性的日本人写过这样一首诗。于是又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通过什么途径读到日本人的这首诗的？有人设想了这样那样可能的途径。
我以为，同《咏蛙诗》的情况一样，前提也还是要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是否抄过这首诗，此事有没有证据，可信程度多大。这个前提不弄清楚，各种研讨都没有意义。
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考证，在研究毛泽东的人们中，《赠父诗》并非毛泽东所作，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是定论了。然而不然。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第二届北京图书节‘发达杯’金钥匙奖推荐图书知识竞答试题”，头一道题就是这首《赠父诗》，考问的是：“毛泽东的这首诗写于____年”！
大书小识
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