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怀是从近来上海朵云轩以港币拍卖书画及深圳征集作家手稿引起的。朵云轩拍板的丰子恺一幅画，达港币十多万元，连汪兆铭写给陆丹林的一幅立轴，只是一首七绝，也大致每字达万金，实在令人觉得是新奇的事！想起丰先生生前每幅漫画的稿费，为我所亲自致送的，竟不逮身后万分之一，不知他九泉有知，作何感想？
便先从丰先生说起：四五年前，我偕友作湖州地区之游，夜宿桐乡，次日便到石门和乌镇去访子恺和茅盾两先生的故居。两地邻近，半小时车程可达。茅盾的故居是在镇的市中心，路面狭窄，尚存百年前的旧观，不像绍兴鲁迅故居门前已辟建为水泥的大马路。两者房屋的建筑都是江南风格，只是绍兴特有的“马头墙”，为湖州所无。浙东西房屋建筑之不同，端在于此。
两先生故居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但级别有所不同，这个我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便先说说丰先生的故居。
丰先生的故居也在石门市镇上，但不如茅盾故居在市的中心，它也保持百年来浙西建筑的格局，历劫多次倒并未大损；只是一扇大门曾遭火烧，虽焚焦却未全毁，所以还在使用着，作为一个纪念。旧居当然髹漆得焕然一新，据说是由一位新加坡的禅师捐资数万元修建的。旧式的房屋当然间数很多，主要几间都悬挂着子恺的漫画，裱得很讲究。我仔细观赏，发觉都是一些复制品，竟找不到一幅真迹，不免颇为失望。忍不住请教工作人员，她说：真迹虽有，但不能挂出来，那都是珍贵文物呀！
所以六七年后朵云轩拍卖丰先生的画高达十多万港币之巨，就不足为怪了。我之所谓“失落”，也便在此。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我请他所作的画，总不下近百幅之多，不但仅仅致送极菲薄的稿费(大概每幅只有三至五元，当然那时用的是银元)，并且制版之后，从不曾有过保存下来的念头。想到一个人在世时的落寞和身后的隆誉，不免有些茫然，这大概也便是所谓“失落感”。
我所遇到的文人学士，其品谊之高洁，待人之谦和，殆无逾于丰先生者，真真可说是一位长者。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不但长斋茹素，还留起了长须。在未晤面前，已先见到照片，是摄于杭州之“缘缘堂”的，三绺长须，手执书卷，坐在水阁上，真是有柴桑翁的气概，令人敬慕。但是到了到缘缘堂晋谒时，才发现是位才入中年的人。所谓“水阁”，也只是这位艺术家摄影时取景取得好，其实仅仅是杭州普通住家有一小块池沼，后面并无烟波浩淼的水域。他有过一篇《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散文描绘这所住所。便是这样一个普通住所。也在日寇侵杭时化为乌有了。
丰先生及其以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中心的一伙新文学家，包括夏丐尊等先生，都是以教育后进为职志的，在经亨颐的领导下，创办了坐落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是举国闻名的一家中学。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几次三番要想转学到春晖去，不知为什么竟未如愿。后来又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这是全国唯一的除了幼稚园外以“园”字命名的学府，前几天还有一位中年编辑持原稿来问我“园”字是否是“院”字之讹。这个学园什么时候停办，我便不很清楚了。
抗战开始，丰先生便携眷西迁，他执教是哪所大学我也记不起，只晓得并不是西南联大，而是由桂林转到贵州的。这种颠沛流离的徙移生活，他每天还持笔记录下来，名之曰《教师日记》。我向他索稿，便给我这篇连续刊载达二年多之久的长文，作为我编辑的杂志特稿。每一期他总还要为文章配置一二幅漫画的插图，可说是图文并茂。那么多插图的原稿，当时竟并不知道珍惜，制成锌版后便随便丢弃，寸缣无存，真是可惜的事。要是能捐献给故居陈列，那是多么好的事！在杭访问临别际，他叫我稍候，立刻就笔挥毫，给我描绘一幅扶醉的小像，还题上一首七绝，前后不到一刻钟便成。可惜连这幅画我也不曾保留下来。
茅盾的故居的文物级别大致和鲁迅的同一规格，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童年时代所读的书和所作的文，因此想到这位大师少儿时代所打根基之深厚。现代少儿功课繁多，精力分散，自然很难和百年前相比了。我和茅盾先生倒有多次交往，而且并不是我这个末学后进向这位大师执经问难，而是相反的他要向我求教，这就使我在前辈长者之前毫无<SPS=1659><SPS=1667>不安之感。原来在四十年代中期我弃文就律，在上海当律师，而茅盾却被房东告了一状，要他迁让所租房屋。那时上海房屋紧张不下今天，而且房屋是要用金条“顶”的，不免是一件麻烦的事。他那时深居简出，要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罗弋，不便到庞杂的律师事务所去，经人介绍委托我办理这桩诉讼，却要求研究案情须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里。对这位素所尊仰的“当事人”，我当然唯命是从，所以有机会得与大师有几次杯酒言欢的机会。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诉讼的胜负，而是怕到法院应诉，要是给那时的跑法院新闻的记者看到茅盾成为被告出庭，那便会被渲染成为特大新闻，而且还要暴露他隐蔽的住所，所以他认为是一件棘手的难事。茅盾虽然在创作《子夜》时对上海工商界情况下过一番功夫，可对打官司却并无研究，因此而着慌。我对他说：“沈先生，您不要着急，这房屋纠纷是民事诉讼，被告可以不必出庭，您只要委托我为代理人好了；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桩官司保你不会败诉而迁让房屋。”于是我仔细告诉他《民事诉讼法》程序和当时有关房屋纠纷的判例。他当然非常高兴，频频举杯，兴致很高，解除了多天的烦恼。
大概有二三次这样的酒叙，于讼事之外，也谈了不少其他琐事。他那时和德祉夫人刚应邀访苏回国不久，谈访苏的经历不少。我只记得他说这次旅程是很为艰辛的，二战结束后交通还很困难，没有航线，只好趁火车，从北平出发到莫斯科得在火车上过半个月。时在严冬，只见火车老是在贝加尔湖旁爬行，整整有十天从车窗看出去便是白茫茫厚雪覆盖的大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真是令人闷绝。我记得比他早十多年访苏的梅兰芳和胡蝶是搭船到海参威才转莫斯科的，那当然要比他略胜一筹。而现在到俄国去，即使走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过七八天便可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了。
他当然歌颂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也赞扬苏联多种先进的科学发明，其中他特别提到苏联那时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服了可以不死，他说那是轰动世界的发明，对西方国家绝对保密。还说他回国时“苏中友协”特地送他几瓶这种珍贵的药品。对苏联有这种奇药，我早从报纸上知道得不少，但实物却并没有地方可买，想不到茅盾能得到这种灵丹妙方。
那桩房屋官司毕竟并未打成，帮那位房东大忙的倒并非国民党政府的法院，而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居住上海的民主人士也遭了殃，纷纷离沪避港，茅盾夫妇也不例外，仓促之间便离开上海，他身无长物，只带些书籍便登上海轮，却不曾忘记托他的亲戚，给我一些礼品并附一封短简。
聘请律师打官司是要付“公费”的，他几次托他的亲戚问我应付的数字，我说能为沈先生效劳是莫大荣幸，哪可收什么费用。但他总是耿耿于怀，濒行还未曾忘却给送些礼品，不料竟便是苏联发明的“不死方”二瓶。
老实说，我对什么“组织疗法”、“无痛分娩”等等从未相信过，这种不死方也作如是观。而且我那时还在壮年，从未想到“死”字，因之长者所赐只好什袭珍藏，始终不想服用。过了五六年，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大人物去了世，我还想起那药为何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再过了三十年，一代大师也离开人间，可见得此药竟和秦皇、汉武所求的药并无二致。
自四十年代和他一别，以后便无缘再见，但七十年中期，我的妻子儿女到北京去，还承邀到他家里去作客，招待殷勤，而我却竟没有偕行的可能，失却再度晋谒的机会，真是生平憾事。想不到时光流失，我也已到了与鬼为邻的年龄，常常会想到一个“死”字，因此也想到茅盾送给我的二瓶奇药，要是它还在，不管灵不灵，我一定会吞服下去。还有他的一通短简，字是写得那末娟秀，想来总是欧、赵一派的书法，现在则只有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的招牌上时常还可以见到他的遗墨了。说也奇怪，另一位前辈朋友巴人的字竟和茅盾如出一人之手，乍看颇难以辨别，而人的生相则巴人粗犷、茅盾秀静，但字迹则类同如此！
年届九十而客死北美的吴文棋先生，我常和他作长谈，他最喜欢谈茅盾的轶事，他俩是大革命时代的朋友和同事，都是黄埔军校迁武昌时的教官。吴先生本姓朱，是《辞通》编者朱起凤的儿子，过继给外家吴氏为后，所以他晚年编《续辞通》是继承父业。吴的书斋挂的全是茅盾的照片和立轴，还有一大批茅盾的书札，他都给我看了。沈、吴两先生都已作了古人，忽然想到清代薄命诗人黄仲则有一首怀念他老师邵叔宀的一首七律：“三年谁与共心丧，旧物摩挲泪几行。夜冷有风开绛幄，水深无梦到尘梁。残煤半落加餐字，细楷曾传养病方。料得夜台闻太息，此行忆我定<SPS=0362>徨。”这个“细楷”，这个“养病方”，现在都“失落”在无何有之乡了，用是惆怅。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