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新权威主义”之说甚嚣尘上，赞成的与反对的各执一词，讨论得好不热闹。但是曾几何时，它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再重提，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今天我旧事重提，倒不是想重新挑起论战，只是在事过境迁之后，从译名角度提出商榷，因此纯属技术(谈不上学术)问题，与政治无关。
考“权威主义”一词译自英语“authoritarianism”，它与另一词“totalitarianism”可以说是穿连档裤的兄弟，只是在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抬头以后才开始在西方政治学界出现。它们与其说是像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那样的一种自我标榜的政治学说，倒不如说是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者任何现代形式的独裁制度的一种鄙视和厌恶的贬称。两者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独裁制度。但也有不同的方面，根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成名作《极权独裁与专制政体》中的说法，即一个是出现在工业化的社会，一个出现在不发达的或者发展中的社会；一个是对人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的生产、分配、消费到意识形态、思想、言论、文化等等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控制，所以叫做“totali-tarianism”，另一个则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强制性的统治，所以叫做“authoritarianism”。有人仿“全面战争”“全面动员”等把前者按照字面直译为“全面主义”，显然没有表达出这种统治的反民主、反自由、反宪政的性质；同样，把后者译为“权威主义”也多少掩饰了它的反动性，因为在汉语中，“权威”不失为一个含有褒意的词。
这里就牵涉到英语与汉语用词的一种细微差别。英语中的名词至少从字面上来说多半都属中性，很少表露它的褒贬含义，而汉语名词甚至在字面上褒贬含义都很强烈。比如“materialism”，我们译为“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我国意识形态上的地位，与“唯心主义”相对，就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褒意。但是“materialism”在英语中是个中性的词，它可指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也可指“物质至上”，甚至“追求物质享受”，比如如果你提到“American materialism”，连美国人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恭维话。而“idealism”除了“唯心主义”之外，还有“理想主义”这个崇高纯洁的含义。因此在把英语中的中性名词译成汉语时，需要按其具体场合(即上下文)所指，在汉语中采取一词多译的办法，区别其褒贬含义。如果一味按中性字面直译，往往造成误解，比如“美国唯物主义”岂不令人误会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流派，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
“Totalitarianism”从字面来说虽然也是个中性的词，不过与上述两例相比，它没有同时兼有褒贬的含义，它只有贬意一种，因此没有必要按中性字面直译，历来都译为“极权主义”，取其全面控制无所不用其极的意思，比起令人莫名其妙的“全面主义”或“全权主义”，不失为一个画龙点睛的好译法。甚至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主义者都知道这是西方政治学家的骂人话，他们是决不会以此来自我标榜的。
而“authoritarianism”，由于与之对等的汉语“权威”有明显的褒意，把它照字面直译为“权威主义”，等于把贬意译为褒意，就比“全面主义”更加不妥当了。因为它所指的远的如佛朗哥、萨拉查、李承晚、蒋介石，近的如朴正熙、马科斯、杜瓦利埃这样的小独裁者的令人不齿的反动政权，何来“权威”可言。或谓不是有人称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吗？这恐怕是一种名词的错用，李光耀是英国自由主义堡垒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他所倚仗的应该是法制的理性权威，而不是武力的恐怖威权。
既然“anthoritarianism”并不是什么光采的词，因此还是应该还它本来面目，不妨把它稍作颠倒，译为“威权主义”如何？这样“新权威主义”就成了“新威权主义”，也许争论当可以由此平息，谁愿意步李(承晚)、蒋、朴、马的后尘呢？
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为了译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仅仅“人文主义”一词，就伤透了我的脑筋，真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蜘蹰。”
“人文主义”的英语原文是“humanism”，这个译名在中国学术界早已确立无疑。余生也晚，不知当初此译是否取自《易经》上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此译当是十分妥切。但是“humanism”的多层含义，有时并不是“人文主义”一个译法所能到处应用，以不变应万变的。关于“humanism”的多层含义，阿伦·布洛克也曾有过他的感叹：“我一生在牛津大学度过。在牛津大学，人文学渊源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伊拉斯漠、约翰·科莱特、托马斯·莫尔，以及文艺复兴的‘新学’。也许就是因为如此，人文学的含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深究。一直到我快六十岁的时候担任了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后……我才发现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词，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这些词意义多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使得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伤透脑筋，感到头痛。”
阿伦·布洛克当然没有想到为此伤脑筋的人之中，还有翻译者。我自从大学时代起，对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也是认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深究的，一直到我快七十岁翻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含义多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所指，以致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在中国，还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有译为“人文主义”的，有译为“人本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也有译为“人性论”的，更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译为“唯人论”的，或仿“哲学”、“科学”而译为“人学”的，总而言之，名目繁多，莫衷一是。有时使不知“人文主义”西方渊源的人如堕五里云中。其实这些译法大半都是“humanism”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下的不同侧重，因此译法的不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也不免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正如几个瞎子摸象一样，争论来争论去，说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比如“人文主义”有“人道主义”的内涵，而“人道主义”则专指人类的同情心。以后者的狭义的“人文主义”与前者的广义的“人道主义”相论争，是永远争不出一个结果来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
译余废墨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