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见，李约瑟书第二卷，是第一部论述中国科学思想史的专著，而中国人自己的专著反付阙如。最近则有幸读到董英哲著《中国科学思想史》；全书共四十余万字，论列了从先秦直至清初的中国科学思想，从而填补了我国历史研究中一项重大的空白。从此，我们也有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了；而且从此，科学思想就正式被提到了思想史的议程上来，开始在它所应有的席位上就坐。这实在是值得欣慰的事。我想任何一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都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的制约，即(一)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之际(科学、崇教)，(二)人对人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政治、伦理)，(三)人对自我的关系，即内心生活(心灵、个性)。过去讲中国思想史的，大抵眼中只有第二个方面，几乎绝口不谈第一个方面对人们世界观形成的作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弥补思想史研究中这第一方面的缺陷。然而研究科学思想史的人，由于偏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来观察历史的缘故，故尔每每不免有凿空立论的毛病。董君此书总是从实处落笔，先谈科学与科学思想本身的进展，再发而为议论并作出自己的评价，使读者感到立论之平实而有据，欣幸自己读后之有收获；不像是某些思想史著作那样常常不免于空洞乃至浅薄，使人有不堪卒读之叹。
　　作为一个读者，在充分肯定这部开拓性的著作的艰巨之余，却仍然感到有所不能满足而迹近苛求的是：(一)它和历史整体(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的联系不够密切，这一点或许是一般专史听难以避免的；专史每多从技术性的角度着眼，而不是首先从历史整体着眼。通史则每每忽略技术性的因素的作用。这正是通史和专史双方的研究者需要互相补充的地方。(二)它只写到清初为止，而有清一代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内容(我以为它是远近前代的)遂付之阙如。今天论清代学术的，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清代汉学即是考据。这种看法，我以为是片面的。实际上，清代学术思想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训诂考据，一是天算。大概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率多不研究天算，遂以清学等同于考据学。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戴震、焦循、阮元都是当时的数学大师；尤其是焦循沿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路而建立了一个数理模型的哲学体系，其理论价值与地位足以和笛卡儿相媲美，两人代表中西两大不同的科学思维体系。可惜清代大师们思想贡献的理论价值，至今似乎尚未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认同、重视和应有的评价。无论如何，科学思想史及其在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一个富矿，尚有待治思想史的学者们去勘探、去发挖、去开采。
　　自从本世纪初G.Sarton的工作之后，科学史研究在西方已蔚为显学。第二次大战后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九五七年)和科学哲学家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九六二年)两书，分别从历史的和科学思想的角度各自提出了一套颇为成熟的理论，都曾经轰动一时而名重当世，但他们都是以近代西方科学革命的一幕作为其立足点的，——尽管这场革命的影响已经是世界性的，并不仅限于西方。早在一九二五年怀德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就曾这样评价近代西方的科学革命：自从一个婴儿诞生在马槽里(指耶稣基督的诞生)以来，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和牛顿这四个人所完成的工作，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伟业。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应该说这桩伟业在人类历史上甚至于要比耶稣基督的诞生更为重要。以中西历史对比，那么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并没有出现过象西方那样的一场科学革命和科学思想的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不应该努力从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来。希望今后我国史学界能把精神更少一点地放在辗转抄袭、人云亦云的空头说教上，更多一点地放在实实在在的深层历史研究上，从而把我国的历史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理论层次上。
　　
　　(《中国科学思想史》，董英哲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二月版，9.00元)
　　品书录
　　何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