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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是一个真艺术家最优秀的品格，而潮流几乎可以说是艺术的危险敌人。潮流常常是浅薄、怯懦的庇护所，保持独立则需要有实力和勇气。巴列霍时代的拉丁美洲文化人多数以追上欧洲的先锋派步伐为荣，巴列霍却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怯懦或贫乏是大多数先锋派所以形成的原因”，这些人求救于先锋派文学，并以“专业秘密”自我保护。他对于阿根廷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博尔赫斯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激烈批评至今是文学界指责他“偏激”的论据。
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来自区区小国秘鲁的巴列霍从未完全信任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文艺流派，认为它的纯艺术倾向掩饰着一种资产阶级的味道。巴列霍珍视的素质是“真挚”，是“发自内在生命的、本土的冲动”，他认为“真正的新诗应基于一种新的感悟，新诗是简朴的，富有人情味的，初看也许并没有新意的。”后来，感悟便成为围绕巴列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词汇。
巴列霍属于进步诗人的阵营，但是，某种倾向一旦形成潮流，即便属于左翼，也会与巴列霍发自内心的彻底的艺术精神产生冲突。他曾这样批评稍后于先锋派文学流行起来的印第安主义文学：“文学的印第安化应出自印第安式的感悟，而不是出于印第安主义运动的意愿。”
巴列霍永远不曾是一个冷漠的个人主义者、哲人，他的诗充满了对人，对穷人的深刻同情。但是，从语言的艺术性来说，他的诗却是“先锋派”的。他写的为数不多的社会性题材的诗，包括直接描写劳动者的诗都充满了象征，隐喻，语言从不粗制滥造。有感悟的后人从巴列霍的诗中读出了《圣经》的先知谙味。像《圣经》的警世语言一样，巴列霍的诗并没有能被他所热爱的穷人，被同时代的人读懂，他应体会过“寄意寒星荃不察”的痛苦。只有他为西班牙写的诗是个例外。这些诗曾在战壕中被传抄，并首先经共和派战士之手以极简陋的战时方式出版，巴列霍也因此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到过某种满足。
巴列霍是一个富有深刻人道主义的诗人，他的人民性使他接近人民的事业。他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数次访问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但他从未使自己的艺术创作从属于政治，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也带有浓厚的拉丁美洲特色和基督教精神。他曾热情参与支援西班牙共和派的活动，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没有像其他一些拉美艺术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他的彻底性导致了他的独立性，他的独立性导致了他内心的孤独和孤立的处境。如果一定要给他加上一顶政治帽子，巴列霍也许有点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的味道。他曾写过一篇题为《艺术与政治》的杂文，明晰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家必然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政治上的短视与高尚的人性、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相悖。但是艺术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参与政治，不是筑街垒，蹲监狱，而是唤起人们新的政治敏感，是给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艺术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显示于第二天，而可能显示于几个世纪之后，“否则还要这些精神大师干什么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马雅可夫斯基无法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德鲁莱德也无法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
巴列霍一生没有摆脱贫穷的困扰，赤裸裸的饥饿是他生活和诗歌的一大主题。尤其在流浪于巴黎的日子里，他靠给报刊投稿为生，多次濒于流落街头的边缘。从巴列霍的书信集中，可以读到许多让人感慨不已的段落，有许多几句话甚至一句话的电文向朋友告急：“四月份身无分文。”为了获取一份微薄的西班牙奖学金同时又不失去在巴黎的撰稿人工作，他不得不编造谎言让别人代领奖学金，甚至编过一份在西班牙外省旅游以至无法去马德里领奖学金的美丽信件，其实他当时根本未去过西班牙。伟大的诗人就这样被生存逼迫到屈辱的边缘。巴列霍曾万分感慨地说：“靠艺术创造解决了生计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他们的头上永远带着荆棘冠……看来我生就要做一个高贵的穷人。”但是巴列霍从未在贫穷面前屈服，顽强的生命力使他在饥饿之中走完了四十六年的旅程。有人说他最后的不明原因之死一是出于神秘的精神因素，二是出于长期饥饿。贫穷增强了巴列霍精神的彻底性，穷国穷人的地位与艺术家的边缘地位相一致。巴列霍多次以“穷人”为题作诗：
我这一副筋骨属于别人；
也许我曾偷了它们！
我所给予自己的
或许已曾分配给他人；
另一个穷人将端起这杯咖啡，
假如我未出生！
我是个可卑的窃贼……何处是我的归宿！
在这薄寒的早晨，大地
人烟浮扬，又如此清冷，
我多想敲开每一间小屋，
向不知是谁请求宽恕，
并为他制作一小块一小块的新鲜面包
就在此地，用我心中的烤炉……！
艺术家的贫穷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且不论，我总觉得在出于艺术世家的宫廷乐师和双耳失聪的贝多芬之间，在称“不受贫困之扰是哲人幸福”的叔本华和穷乡僻壤的穷人教派之间，在谈论什么姿式最优美的林语堂和在糊窗户纸上的作画的陈子庄之间，更值得信任的是后者，因为他们的彻底精神经受了物质的考验，并不断得到清贫之美的养育。
没有潮流的庇护，没有团体的依托，没有物质的保障，彻底的艺术家的必然命运是孤独。巴列霍作为一个拉丁美洲艺术家，更有一层世界边缘人的孤独。失去了祖先的纯血统，失去了母语，失去了本民族历史的延续性，而那一颗高山印第安人孤傲的心却顽强地在异质文化中搏动。有人评论说，常常出现在巴列霍末句诗中的“我不知道”就像高山印第安人的口头语“有什么办法呢”，都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
敏感的天性造就了诗人的气质，诗人跋涉一生，追求结合以战胜孤独的天命，诗是诗人人生旅程的注脚。趋向宗教，寻找爱情，强求于历史，我们从巴列霍的诗中读着旅人的艰难步履。有人评论说，一切真正艺术家的真实性在于他的语言。我以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艺术解决是人生解决的补充或补救，语言只是一切真艺术家无可奈何的手段，因为所谓彻底的、纯粹的艺术家，说到底，不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艺术天赋，而是由于他是一个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大写的人。《特里尔塞》(这是一个无法译出的变形词)是巴列霍一部最引人注目的诗集，语言诲涩而优美。许多当代评论家津津乐道地、猜谜般地解剖《特里尔塞》的语言功能，而我觉得《特里尔塞》是化作呓语的个人心迹，是巴列霍藉语言进行的殊死搏斗。它是巴列霍个人的财富，同时却说明了书面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局限性。当心灵的冲突激烈到了某种程度，不如变文字为抽象的色彩或音乐，或者干脆变成沉默的宗教。
巴列霍死于西班牙内战是幸运的，他部分地感到了结合。他以超历史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倾注了最后的热情讴歌宗教式的希望。写完《西班牙，我喝不下你这杯苦酒》(此处的“杯”来自宗教词汇“圣杯”)便安详地死去，最后的呓语是：“我要到西班牙去。”在场的著名医生都未能诊断出任何确切的病因。毕加索以他临终的安详面容为灵感为他勾勒了遗像。巴列霍曾就西班牙内战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个人如此渺小，从未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如此有限。这种感觉使我沉重。”如果巴列霍当时不死，他还会遇到新的冲突。衰老能平熄一个普通艺术家的激烈，但真正的艺术家至死都不会安宁，因为他所追求的绝对只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中。
巴列霍在后世的命运也是耐人寻味的。为什么会在世界年轻化的六十年代突兀涌现出那么多的巴列霍的读者。这说明时代也像一个人，当它获得了敏感性，就会嗅出巴列霍作为一个彻底的艺术家的本质，六十年代追求的就是彻底性。当大多数先锋派艺术家在潮流过后销声匿迹时，巴列霍却被当代人一点点地再认识。当代人居然也能发现巴列霍的诗具有《圣经》一样隽永的魅力。不合潮流者有希望永恒，以生命唱出的歌包含跨时代的生命力。对巴列霍的热爱从来没有达到普遍的范围，他的读者不在于多而在于坚决。他的诗歌对西班牙、拉丁美洲一些大诗人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波多黎哥这样一个小国影响了整个知识界的精神生活。这种形势正如某位中国作家曾说过的：“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
同时，在新的时髦中，评论家们五花八门的技术语言，关于版本无休止的争论，巴列霍的私人朋友对每首作品所做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也使人感到艺术家命运可悲的一面：生前无人理解，死后任人宰割。正像梵·高，当年穷愁潦倒，今天被高价拍卖，让人啼笑皆非！
不管别人、后人怎样认识自己，巴列霍深知他没有能够说出所有想说的话：
我只有本领表达死亡，／却无法表达生命。
一九九三年初夏
César Va11ejo：Obra Poética，Edición Crítica，Américo Ferrari como Caordinador，México，1989
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