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历时甚久，影响深广。中国封建晚期史学呈蓬勃发展气象，浙东学术厥功甚伟。到黄宗羲由理学而治史学，更为“浙东学派”的肇始。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此语点明“浙东学派”的宗旨。以后清代学者以乾嘉学派为代表虽重“经”而不重“史”，但一世才俊之士对史学并未稍有懈怠，即乾嘉巨子如钱大昕亦以史学名世，他的史学成就极为后世推崇。
古代史学在总的方面为封建统治服务，自然有其局限性，但一般说，史学重实录，贵信史，所谓“事得其实”，“纪实考信”。宋吴绩曾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日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有是书，斯为事实。……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所以中国历代评史者皆以直笔、信史作为史家的标准，而视“臆说”“诬书”、“曲词”等为秽史。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中国学术实事求是的传统，主要正来自史学；在思想上能突破陈说而开一世之新者，也往往得力于史学功底。“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史学从来不是与现实隔离的。
近代史学较之古代史学更上一层楼。首先敲新史学的大门者是梁启超。梁于一九○二年撰《新史学》一文，开篇就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唯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认为，“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这些都是说得不错的。而他所期望者是要有一场“史界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见《饮冰室文集之九》)但真正敲开新史学之门的，首推民初王国维。王国维为学的特点如汪荣祖所指出：一是取地下实物(王国维最先用甲骨文研究殷卜辞)与我国古籍互相释证；二是取边疆民族(辽金元等)的史地与中国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学说与中国固有文化互相参证。所以新史学之开创，王国维功最不可没。后继之秀为郭沫若、陈寅恪、胡适、吴宓等人。特别是陈寅恪，陈之治史方法基本上与王国维同，不过其道路更为宽广而已。陈能用二十多种外国语言治史，他不仅接触更多的清代档案并敦煌石室，还能将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如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融会贯通。就史学真功底与治学的严谨态度来说，陈居胡适等人之上。陈寅恪虽不直接参与政治，但在研究中并不回避政治。例如关于魏晋玄学，他特别指出：自然、名教之争，与魏晋斗争直接有关，凡怀魏室而不趋赴司马者，皆标榜老学之学。(见陈著《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这也就是所谓“事得其实”，非作者主观得之。
“五四”以后，史坛新人虽少，但颇多学兼东西之士，他们在中西文化接触中寻求创造性的综合，既维护中国文化特性，又吸收外来学说，期在思想上自成系统。当时，北大、清华两校先后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特别是史学，培养学子。清华国学研究院由吴宓、胡适主其事，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人为导师，招生授业。王力(语言学家)、高亨、徐中舒、周一良等皆出其力。旧北大的哲学系以研究哲学史和宗教史为主，金岳霖、冯友兰等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长期主持该系的汤用彤先生则治宗教史，其佛教史著作说明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
中国史学界至今留下了一件憾事，这就是“五四”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没有很好继承、吸收中国固有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方面，未能足够尊重中国文化之特性。而且一般说，对史学本身也重视不够。这不能怪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他们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吴晗等为代表，曾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有偏差。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回答得清楚的。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就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什么是这门历史科学本身的活水源头呢？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史实中求出的史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运用这种史学观来研究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即过去的和当前的事实)，才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断那个论断，才有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为学的根本来说，“论”从“史”出，古今皆然。孔子没有历史资料作不成《春秋》，马克思没有历史资料也作不成《资本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皆从马克思的史学观出。而这个史学观本身又要继续不断地从新的历史资料中去求证并获得发展。因此，《资本论》也好，《共产党宣言》也好，其他马克思著作也好，其具体论断都要根据新的历史资料求得修正与发展，否则，马克思主义将因断绝其活水源头而成为一潭死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一辈子也没有放弃历史研究，以便从新的历史资料中进一步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补充并发展自己的认识。马克思在完成全部《资本论》草稿(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后又回过头去研究世界史，写出厚厚一部《历史学笔记》，就是明证。很可惜，马克思那时尚无机会接触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史籍。
从历史规律得出的史论即历史观，自然反过来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起指导作用，否则我们的行动与为学论世就会如盲人骑瞎马，无所适从。然而，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我们的行动，仍须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具体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论”出发。从“论”出发的研究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只不过是以一己之意志裁断史实，玩弄概念，出入教条而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兴起了一门“经典原理学”，而且成为权威学。各种原理学独霸讲坛，历史不过作为阐释原理的附从。为学求知从原理入手，处事论世从原理出发。大概是五十年代后期吧，又兴起了一场所谓“史”、“论”之争：“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来？记得当时正是当局按照共产主义原理(具体地说，按照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原理)，企图将我国刚诞生的极不成熟极不完备的社会主义超高速地推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去的时候，这种政治气氛使争论无法正常进行。争论虽无明确结论，好像至少在气势上是“论派”即“原理派”占优势，史学还被斥为不过是一种“史料学”。从此，“原理学”的权威地位更加确立而不可动摇了。
这自然令人想起几百年前朱熹和吕祖谦的那场争论：一曰“会归一理”，一曰“从史实求史识”。同是理学家，差别有一大截。我们的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学人中间，实际上也有这种差别：一曰“独尊原理”，一曰“实事求是”。古今虽异时，所争颇相似。(顺便提一下，去年赴福建参加一学术会议，会后上武夷山谒朱熹庙，登朱熹赏月亭，在赏月亭上我油然想起了那场争论。)七、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以后，“原理派”的气势不那么盛了，但习惯势力仍在。有人谑称“原理派”盘踞的地方为“神学院”。当然，这不是说原理不重要了，而是反映人们对于统治甚久而且招来严重恶果的教条主义习气深为厌恶。教条主义不除，马克思主义难以恢复原貌。“原理派”的最大不幸正在于他们忘记了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而他们的最大弱点则在于他们始终不懂得史学的重要性，而唯物史观在他们手里也变成了几条简单的“原理”而不再是方法。
今天，二十世纪开创的社会主义正面临着最大的考验和全面改革。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审视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已形成的观念。迫切的问题不在于弄清究竟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要确实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上来(这种史学观是原型的，不是“原理派”改造过的如《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之类)。
教条主义、“会归一理”这一套，全是唯心史观的表现。为了将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应用于中国实际，扎根于中国土壤，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贯通，我们既需要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也有必要重视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回头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可能涉猎到的中国大量史籍，写出几大部中国历史学笔记来。不这样，就很难谈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很难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