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OED例句谈腐败，最好的切入点是已废的第七义——女子失去贞操。早在一四二○年有人写道：“女子必先腐败〔为行文方便采用这丑恶的译法，请读者诸君原谅〕而后有身孕。”天主教称圣母受孕于其母为圣灵怀胎，不受原罪玷污；据《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是上帝之子，诞生后玛丽亚竟不失童贞。常人都出自普普通通的娘胎，腐败与生俱来。《韦氏辞典》第三版收有这么一条例句：“从亚当受造为人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是昏蒙腐败的。”可以推知，腐败实际上与基督教里人的堕落(fall)意义相通。培根在《论善与性善》一文中说，“过度的权欲使天使堕落；过度的求知欲使人类堕落。”在此，把“堕落”改为“腐败”并无不可。这一类腐败的典型就是为追求权力和知识向魔鬼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当今人类在培根的另一说“知识就是权力”(或译作“力量”)的鼓动下企图征服宇宙，那野心堪称腐败的极致。也许有鉴于此，有人认为人类连畜生也不如。在《格列佛游记》中的马国，人被称为雅虎(Yahoo)，他们襟灵溷浊，热衷于无聊的纷争，而马匹则是聪敏忠厚。斯威夫特在小说第四部分第七章有感而发：“和人类的种种腐败相比，这些四足的造物优秀而有德。”
如果原罪说难以接受，我们还得像这条例句作者那样承认“人之常性特别容易腐败。”富贵(即俗话“发”)惑乱人心，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富豪大亨相信钱能通神使鬼，敢于违法乱纪。他们寄希望于“腐败公道，以钱财和其他酬赏为贿求得释罪。”OED援引了“腐败”的这一用法。以财富腐败社会和公道的富人早为自己的家资所腐败。钱眼成了汩汩 不绝的腐败的泉眼。这种为富不仁的思想与“人富而仁义附”(《史记·货殖列传》)的观点相左，然而常见于中西方典籍。《利维坦》中还有一句被OED收入：“法官多偏曲，不能主持正义，腐败行为时时发生。”如果法官好利无耻，以诉讼为业的律师往往更腐败。就是民选代表也经常不能自律。OED中不少关于腐败的例句与选举中的营私舞弊相关，大多取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书刊：“他否认曾意图以腐败的方式拉票。”“这届议会的真正罪恶不是放纵无度，而是腐败。”“这些可被视为由行贿者(corruptor)收买的选票。”“投票没有在小选区根除腐败。”“出巨资腐败选民。”这些例子间接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的现实(参看乔治·爱略特的小说《费利克斯·霍尔特》)。面对这些公共事务中的腐败，英国政府通过众多的法案(尤其是一八八三年的“反腐败行为法”)整肃选风。古代雅典实行民主政治，公民不断以最简捷的方式——抽签——临时推举公职人员，人人有机会直接参政。在现代某些实行代议制的国家，旷日持久的竞选靠昂贵的传媒工具作形象包装销售，以雅典人的标准来看，这大概容易产生腐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对另一种隐而不显的社会腐败的批判俯拾皆是。这种腐败形神毕肖地体现在狄更斯《艰难时世》中那位冷漠无情、以白手起家沾沾自喜的新贵庞得贝身上。维多利亚哲人出自深厚的人间情怀对扭曲人际关系的“现金交易原则”(卡莱尔)、削夺生活中“温馨与光明”的“市侩文化”(阿诺德)以及丝毫不能体现社会正义的“进步女神”(罗斯金)鸣鼓而攻之。他们的道德文化批评加深了后人对腐败的认识，并已成为传续不绝的人类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上半叶，麇集工业城市的英国劳工对腐败有更痛切的体认。他们的工作场所像“新巴士底狱”，妇女和儿童也在矿井里被用作驮兽。劳工蚁居的棚户区里污水遍地，腐败物质散发恶臭并传播疾病。这些由自由放任经济造成的贫苦无告者的惨状被英国政府称为“邪恶”(参看一八四二年下院的劳工卫生状况报告)，没人会心安理得地把同胞的苦难视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代价”而有意忽略。一八三五年，年轻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访问了这个集财富与赤贫的国家。在曼彻斯特他处处看到“个人的动力，没有社会的规划。”面对工业革命，他发出如此的感叹：“文明正在创造奇迹，文明人却几乎重新沦为生番。”(《英格兰和爱尔兰游记》)需要祛除这些“邪恶”的时候，“市场”竟千呼万唤不出来。在社会压力下英国政府对经济加以干涉，颁发了工厂法，对滥用权力的工业家实行强制性约束。
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前所未见的发展机会使“镀金时代”前所未见地腐败。惠特曼在《民主的前景》(一八七一)里预感到金元帝国的金元崇拜和随之而来的腐败正在危胁到美国的未来。然而，惠特曼一面以失之空洞的美国式豪迈颂扬民主的理想，一面又谴责大众歇斯底里的发财欲和愚蠢庸俗的“消遣”。他不能接受民众自发的选择，于是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身份：渺视庸众的民主派。当年令惠特曼痛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今日以软饮料和只求票房价值的娱乐片为前导风靡世界，这成功正是他心目中美国民主的“巨大失败”。其实，战后美国腐蚀人心的拜物教是战前美国商业精神的延续。在英国女作家哈丽特·马蒂诺根据自己的游历写成的《美国社会》(一八三七)中有此一句：“把财富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追求使很多美国人腐败”(转引自OED)。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流行价值观念的靡烂腐败从不讳言。《韦氏辞典》第三版中一条例句出自本世纪作家布鲁克斯·艾特金生之手：“机器奴役美国，实利主义使它腐败。”(比较爱默生：“器物跨在鞍上奴役人类。”)值得一提的是《英汉辞海》编者也用了这一句，只是“实利主义”(mate－rialism)被改为“唯心主义”(idealism)。这样的点窜使前后文义<SPS=0769>牾，实在荒唐，但也许是歪打正着——如果把“唯心主义”再改为“理想主义”。这“理想主义”指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玩弄一些似乎代表了美国“理想”的高尚概念，赢得国内外天真汉的支持和好感后便放手追求自身的利益。正是这种霸道又自私的“理想主义”使它腐败。
这种虚伪在小说《民主》(一八八○)中受到一番奚落。作者亨利·亚当斯的门绪和经历非常特殊，他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不可谓不了解。在小说第四章，保加利亚驻华盛顿公使约可比公爵突然谈兴大发，说道：“你们美国人自以为超越普遍的法则。你们不重经验。……没有任何社会像美国这样容易腐败。……城市腐败，乡镇、县和联邦的立法机构和法官都腐败。在公共事务和个人交往中，人们处处不守信义……。你们在参议院的先生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文明世界的领袖，决不会沾染一点欧洲的腐败。说得对——对极了！”此话说给谁听？——腐败的楷模参议员拉特克利夫。
《民主》匿名出版八年后美国最著名的乌托邦小说《回顾：二○○○—一八八七)问世。作者贝拉美目睹当时私营企业为追逐利润不择手段，百弊丛生，于是出自简单的愿望把二○○○年的美国描写成一个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均富使百姓真正平等的理想国。小说主人公在一八八七年的美国看到政治腐败与混乱无序的竞争并生，他称政客和公务人员“腐败但盅惑人心有术”(第六章)。这种以如簧之舌博取民众欢心的本领叫“demagoguery”，就希腊文词源而言是民主(democ－racy)一词不光彩的亲戚。民主的本意是大众的统治，即一切是非曲直都交由神圣的数字裁决，而大众的领袖称demagogue，他长于鼓动宣传，照希腊哲贤的看法是民主社会的特产。现在demagogue是十足的贬意词，指妖言惑众者、煽动家。晚年的奥登(W·H·Auden)写过这么一条箴言：“在一个半文盲的国度，煽动家讨好青少年。”确实常见不解世事的青少年稍加鼓动就跳到台上成为运动领袖。但奥登说得又不对。在个别文盲率几等于零的国家，选民偏爱空洞无物的口号式竞选。政客则以华而不实的许诺、对或真或假的政敌或“邪恶帝国”耸人听闻的指责和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事务的简单解释而赢得选票。
比哗众取宠者更具煽动性和腐败力量的，还是金钱。莎剧里最不值得同情的人物要数理查三世。他欲以重金雇佣杀手为他消除隐患，那赏金被他称为“使人腐败的金子。”侍童当即为他物色了自以为生不逢时的提瑞尔，“金子对他抵得上二十个雄辩家，一定能买得他赴汤蹈火，不辞艰险”(《理查三世》，第四幕第二场)。原来野心勃勃但又抑郁不得志者犹如干柴，遇到腐败的火星一点便着。倘使雄辩术和金钱双管齐下，腐败的威力就更难估量了。在莎剧《裘力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意欲煽起罗马居民暴乱的怒潮，不过他在曲尽其妙的演讲里却口口声声说明无意激起公众的愤怒，于是效果立竿见影：民众几分钟前还对参与谋杀凯撒的勃鲁托斯欢呼不已，此时却在安东尼的撺掇下要焚毁他的住房。安东尼固然长于修辞，然而他成功的要素是收买了民心：他说发现了凯撒的遗嘱，凯撒遗赠每一位罗马市民七十五枚银币。这样的腐败术真是高明巧妙，问题在罗马市民是不是腐败？
由此我们想到英文里表指政治和公务中腐败的专名Tammany。代表了上升的中产阶级利益的纽约坦慕尼社于十八世纪末成立后不久并入民主党，它乐心慈善事业，为没有财产的白人男子争取选举权。但是在这些堂堂正正的政治目标背后，坦慕尼社以小恩小惠笼络民心，以期拉得更多选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坦慕尼社挟民众或民主之威把持纽约政治。贪婪无道但口若悬河的政客在平民的授权下实行贪污腐败的统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城市的耻辱》(一九○四)中指出，坦慕尼式的腐败是有群众基础的腐败，“民主式的腐败来自人民的腐败，普通老百姓的腐败。”可见一个社会若以私利为行为的唯一动因，百姓“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纵有民主之制也难逃腐败的厄运。甚至还可以发问：没有沛然德教，百姓趋利归恶是否犹水之就下？极重教化之功的古典民主派穆勒在《论代议制政府》中称羡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公民，说他们在各种欲望与要求发生冲突时善于从全民的福祉考虑作出超越小己利益的决定。这是有感于十九世纪英国的现实而发。可是从阿里斯多芬的喜剧来判断，雅典公民往往愚昧无知而又残忍好战。那些民众领袖则善于抓住时机煽扬人性中卑劣腐败的本能。雅典的民主是一味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民主。帝国的开创者勤于征战，他们带给城邦的不是“克制和正义，而是港口、海军船坞、壁垒和贡金”(柏拉图《高吉阿斯》)，偏偏是这类人物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遭受雅典霸权之苦的弱小城邦自然会把雅典的民主视为灾难。然而，。当贪得无厌、对自己企图征服的对象又所知甚少的雅典民众向西西里派出远征军时，他们已给雅典的衰败播下了种子。难怪柏拉图提出民有民治的政府是否能真正民享的论题。
柏拉图认为那些攻城掠地、不顾克制与正义的人是腐败的，但是后者却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腐败雅典青年，并以民主的方式处以刑罚。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一听关于腐败的各种说法后面不同的声和音是必要而有趣的。剑桥近代史教授阿克顿勋爵在上世纪末说过“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这和他反梵蒂冈的自由派神学观、辉格党人的身份以及“辉格党对历史的理解”(史学家赫·布特菲尔德语)有无关涉？为思想而生活的十九世纪英国知识分子代表约翰·亨利·纽曼在一八四五年提出腐败是分化瓦解，最终失去统一(《论基督教教义》，转引自OED)。令大诗人叶芝惋惜的“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傅浩译文)的局面正是纽曼所言的腐败，这与腐败一词的本意即有机统一体的腐化分解相合。纽曼在一八四五年背离了牛津运动的立场加入天主教。从他对腐败的解释约略可见他对导致基督教分化的自由派神学的批判。伯克在一七九二年就指出权力的腐蚀性，然而他的立论与阿克顿勋爵恰恰相反：“权力是一种使人腐败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低下而又有利可图的权力”(转引自OED)。“有利可图”原文是jobbish，由job(谋生的行当，贪污渎职的行为)派生而来。仅从此一句话我们就发现伯克不愿看到有人把公职当作稻粱谋，并听出了他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余音。在权力的金字塔，究竟上层还是下层更容易腐败因有关国家的政治文化规范而异。哈佛社会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版，一九八八)中论述道，在有的国家，上层官员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从官僚的台阶往下看，越往低层腐败行为越多(第63页)。
亨廷顿研究变化中社会得到的结论是，要使政治稳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在逐步完善政治制度化的过程中扩大群众的参与，而不是反之(暂不提亨氏最近提出的文化冲突论)。当然，西方学者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五花八门。在本文开篇提及的不慎误用OED定义的文章里，作者引述了罗宾·西奥博尔德对腐败问题的看法。西氏认为常设反腐机构和进行反腐运动无法肃清腐败，原因在这种手段“依赖于更大的权力控制”。要阻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就必须“下放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把那些该属于个人和企业的权力下放给个人和企业，他们会成为这权力的忠实而尽责〔职〕的看守者。”显然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的老庄学说：政府无为好静，对一切不加管理干涉，社会将自化自正。原来把狭义上的腐败从“道德的堕落”分离出来为的是以根治腐败为名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暗示某种经济模式必然多腐败(这完全不能为经验所印证，不值一驳)。幸好，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在今日世界已像是走了气的啤酒无人问津，更何况里根经济学还被人目为产生腐败的温床(法国《新观察家》，一九九三年八月四日)。
在我国，中道不行，为时已久。以往的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病，使得权力下放或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控制的理论甚嚣尘上，于是矫枉立即过正。有的人把权力下放当作可以疗救一切的鸡血疗法、甩手疗法和香功，难怪世界银行的专家最近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权力集中是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在没有权力集中的国度政府必然趋于萎顿，以致无法实行有效统治。且看道光年间的中国，市场使得走私更为猖獗，它卷起鸦片毒潮腐蚀国民身心，冲溃国库堤防使之外<SPS=0647>乃至匮竭。当今，握有相当权力的中央政府在基础建设(参看英国《经济学家》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社论《为中央计划一辩》)、金融管理、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加强税收和审计、协调地方利益以及改善社会福利等方面应起更大的作用。唯其如此，市场才能为我所用。
既然已提到“看不见的手”。不妨再谈一谈亚当·斯密。首先，斯密从事著述时英国已是世界一霸，当时并无外国公司凭藉母国的强大以推行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为名对英国敲骨吸髓。其次，斯密固然承认私利是经济行为的动力，但按照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七五九)美德之源不是自私自爱，而是使人具有良心的同情(或同感)。斯密逝世前在该书最后一版(一七九○)增补道，社会风气的腐败起于对财富的羡慕和对穷人的鄙视。看来没有道德律令的约束，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容易把社会引向堕落，因为市场为了刺激消费往往正是靠这种腐败——即反映在目前一些广告和商品牌子上的对财富的羡慕——来运行、发达。斯密所言的道德的堕落却是当前他的信徒们忌讳的话题，希望这不是“腐败”(用作动词)OED释义的原因。其实在《原富》(一七七六)中斯密意识到私利的集合有时不等于公益，易言之，诸小恶未必能积大善。在该书最后一卷，斯密称有的人心量狭陋，不知道义与为善，他们对民生所系的国家利益无法也不会容而计之。如果这种神识卑污、毫无公德的人对自己的企业拥有全权(包括偷税漏税、坑蒙拐骗之权)，他们会如西奥博尔德所确信的那样自觉地“成为这权力的忠实而尽职的看守者”吗？乐观者是有福的——在他喝饮致人性命的假酒之前。
斯密逝世至今，人的经济行为渐次演变为人的本质(homoeconomicus)。在日益商业化的消费社会，人们利来利往，奔竞营求，新的石崇们以争豪斗富来证实他们存在的意义。从英国作家恩莱特(D.J.Enright)的一篇近作来看，因财神的独断专行而产生腐败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金钱说了算
现在金钱说了算。
金钱原来也说话，只是它压低了声，有点不自在。它对自己说得多，还留心谁在听着。它谴责粗鄙。它小心谨慎，生怕说漏了嘴。
如今可不一样。金钱扯着嗓门不停地喊叫。它鄙视伪善。它直来直去，无所顾忌。它向稠人广众宣讲，博得由衷的喝采。它是道德操守的卫士，优雅风度的仲裁。它处处受欢迎，不仅在商店里。(见诗文集《既然如此》(牛津，一九九一)。集中有诗名《市场的力量》，堪称此文姐妹篇。)
金钱自古以来就因“无德而尊，无势而热”(鲁褒《钱神论》)受人嘲骂，然而鄙弃金钱的高论在冻馁者听来却是多么的迂阔与残忍。本想让柏拉图对腐败问题作最后的鉴定，他曾说“贪财使国家腐败”(转引自OED)，可是这不一定是不刊之论。还是让我们无可奈何地分担恩莱特那种不失幽默的悲哀吧。之所以无可奈何，是因我们知道除恶务尽的社会纯洁而严厉，满足人欲的社会腐败而宽容，在两难之间我们犹疑彷徨；之所以无可奈何，是因我们的先人知道，治国以礼义者民多信让，治国以功利者国多富强。言功利不能不言金钱之用。也许义利并非对峙而立，也许民信让和国富强能并行不悖。我们还拭目以待。
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