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第303页)
“野蛮”之类的词也许不太准确，但他所说的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如果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不予重视，其后果将十分严重。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nel p. Huntington)发表题为“文化冲突新说”的长文。这位教授预言“如果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必然是一场文化与文化的大战”。他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上，政治、经济冲突将处于次要地位，冲突的危机将爆发为“隶属同一文化的国家和群体与另一文化的民族进行战争”，而“冲突焦点会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和西方阵营爆发纷争”，这一“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对抗”终将“升级为一次世界大战”。＊他的话危言耸听，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人文主义的力量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其实，不同文化既不可能互相取代或吞并，也不可能取消原来特点，“融合”成一“统一新体”。企图强加于人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顽固与他种文化隔绝，结果只能是退化而消亡，这是历史已证明的共识。要避免亨廷顿教授指出的危机，唯一的前途就是多元共存——各民族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交响乐中，唱出自己独特的声部，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文化(文学占有重要地位)之间的沟通、相互理解和宽容就十分重要。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我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的大趋势，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以至宗教学紧密结合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比较文学学会的同志们，可称是异军突起。徐新建的《苗族诗歌系统》、《民间文化：走向复归的第三世界》、《从文化到文学》，以及他和陈跃红合作的《中国傩文化》，彭兆荣与田原的《神灵文化与高原民俗》都为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徐新建的新作《西南研究论》更是从理论上论证了地区边缘文化(包括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及方法论方面的重要问题；他所参与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无疑会在这方面开辟新的空间。贵州比较文学学会主编的论文集《跨越时空》中也有一些好文章如庹修明的“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比较”等。
最近，读到云南社科院李国文同志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和他与别人合著的《智慧的曙光—民族宗教哲学探源》真是眼界大开。他所参与的《滇文化丛书》已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读了这些书，对于文学与文化的统合研究，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都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更是丰富多彩，其中《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新的解读。最近出版的，刘先生主持的《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更是别开生面，记录了大量行将湮没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的原始材料，这不仅是口述历史的丰碑，其中不少章节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历史和文学叙述。
云贵川高原关于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已远远走在前面，北方的同类研究也毫不逊色。这里，我特别想提到郎樱教授最近的突出贡献。她与仁钦道吉尔合编的《阿尔泰语系—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她的专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玛纳斯>》、《<玛纳斯>论析》，论文“论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玛纳斯》与萨满文化”，“中国英雄史诗”等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特别是她的近作《<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更是对《福乐智慧》这一出现在十一世纪，体现了维吾尔族文化高峰的一万三千行诗剧进行了详尽的源流考证、内容探讨和艺术分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着意于把这部文学巨著作为多种文化交叉影响下的文学结晶来考察，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都在西迁后的维吾尔族文化中以自身的特点交错共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部学术专著确实将传统的影响研究，特别是多种文化和文学的交叉影响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近年来，在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作出贡献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作品都是原创性的，以大量第一手材料首次呈现于世界。如刘守华教授关于中国故事学的研究，刘锡诚先生主编的世界第一部《中国象征辞典》等等，可惜不能一一提及。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就是在上述学术基础上，经过多年酝酿而成立的。一九九○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比较文学年会上又对研究会的成立，进行了相当周密的推动和设计，这个全国性研究会的成立已有相当雄厚的基础，它的出现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各民族之间的对抗将不可免，甚至大规模的“民族之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而写
乐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