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一个局外人的冷静观察，常常能见局内人所未见，言局内人所未言。法国思想大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即被认为是比大多数美国人自己看美国还要更清楚的佳作。该书问世一个半世纪有余，至今仍是研究美国史、美国政治和美国文化的必读书，今日美国各书店均能见到。同样，许<SPS=0736>光先生所著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在美国也多次再版，并被许多大学作为教学参考书。许先生著该书时已入美国籍，提到美国人也以“我们”自称，但他坦承自己是个中美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有意思的是，虽然许多人更看重书中关于中国人那一部分，美国史学大家康马杰(Henry S.Commager)却从中看到许先生从一个外来者所见到的许多美国人自己没看见的东西，并将该书与托克维尔的名著相提并论。托氏的山外看山，或许氏的山外人进山看山，都有山中人所不及见之处，颇能支持苏东坡的说法。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王建辉先生，或者就是受了苏东坡的影响，乃倡议推出了《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以下简作《中国》)，立意好，装印亦不错。题目虽然也好，却不准确，盖无中国何以言“世界”，不如改作“外国名人”更佳。从前言看，编者是要想知道“中国过去和现在在世界各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其志向是高远的。全书集欧亚美六十二位名人的言论，颇为壮观。其中有些名字，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自惭形秽之余，也很佩服编者搜求的苦心。
编者是有意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形象在世界历史上的变化”的。可惜其编排是按国别分类，而不是以年代编排。这样虽然很能体现其世界性，却使读者较难把握“历史上的变化。”以国别分或以年代分，本各有优劣，但编者若在国别分的情形下，加上一篇长序，从年代变迁的视角对全书内容略加分析，想来会有更佳的效果。同样，编者对每一作者的介绍中，若能略增一二句评价该作者之见解言论于整个“中国形象”在外国的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虽可能仅是一家之言，对读者当不无帮助。而且这样的评价并不需要费很多的笔墨。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最后那几句“太史公曰”，常常是数言就能概括全篇，颇值取法。
关于一国、一社群、一政党以至一个人的“形象”(image)的研究是西人近几十年的热门题目。仅关于中国形象在美国的著作，从伊罗生(Herald R. Isaacs)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开山著作Scratches OurMind以来，已有好几本专书。其中至少有三本是在五年内出版的。不过，名人所见的“中国”只是中国在该处形象的一个侧面，若要见“中国”在某一国家的形象的全貌，还要多从平凡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中去找。就近几十年来说，更要从音像影视方面去找。假如湖北人民出版社能有雄心再推出一本《外国老百姓眼中的中国形象》，则必能进一步提高这一本《中国》的价值。同样，对于本书编者有意不取的外国汉学家的言论著作，也值得再编一本《外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化》，则三书成一体系，庶几可概见“中国形象”在外国的全貌。
依我们的看法，《中国》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该书选择了一些早就该译成中文的名家言论。其中如罗素和杜威，在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巨。他们有关中国的言论，不仅对“中国形象”在外国的发展演变有关联，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五四人的理解。五四人的心态、思想交换及其时代关怀，对我们本已陌生。如不了解对其影响甚大的人物的思想言论，实际上很难了解五四人，遑论研究。现在的五四研究中常可见到以今人之心度五四人之腹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五四人的思想资源本身不够了解。罗素和杜威在华时期的言论及返国后不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原文，对国内大多数学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早就应作系统可靠的整理和翻译。今《中国》一书虽只节选少数，终胜于无。而且有的选择是很有意义的。如第448页所译罗素关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根本目标在于使俄国美国化”这样一个少为人注意的见解，其本身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但恰恰是胡适后来断言“苏俄走的就是美国路”的出处。这句话对胡适思想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反过来，欧美思想家有关中国的一些言论，实际是受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二三十年代一些欧美学者，对中国素无研究，但甫抵中国，便常常能长篇大论的评论中国的具体事物。这固然是当时尊西崇新的风气使然，但也不要忘记，每位来访的欧美学者周围，都有一群能说外语的中国学者为其提供资料。如《中国》一书所摘译的托尼的名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力》，便是在中国学者提供的全套资料下在数月内一举写成。托尼坦承此书是据中国人提供的材料所写，但其他许多人的即兴评论，却并没有透露其思想资源。实际上，中国学者在提供资料的同时，有意无意间也提供了观点。正象余英时先生所说五四时期的老师和学生是相互影响一样，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访客与中国知识分子也是 相互影响的。故我们若对这些欧美人士有关中国的言论慎重分析，常能找出当时说外语的中国知识精英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和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一书所摘译的一些内容，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直接的帮助。更希望《中国》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有见识的编辑推出更完整的译本。
另外，《中国》一书所选的一些内容，也颇能发人反思。如该书所引斯密所说：“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待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工作而不断地在街市东奔西走，”一句，过去读斯密的《原富》时，并未加以特别的注意。今被摘引，倒引起我们的反思。盖此处所说不仅是关于中西工匠的区别，而且和中国的另一情形适成对照：中国的教师历来是有来学无往教的，即老师设馆坐等学生上门；若往教，便自失身份，不为人所重。钱穆先生曾注意到释道二家，皆能据山林建庙宇，坐待信徒，而来皈依者颇众。近代入华的基督教士，却如斯密所说的中国工匠，挟《圣经》而东奔西走以传其教，其效果反远不如释道二家。盖释道据山林以待信徒之道，恰类似中国传统中地位甚高的教师；而耶教传教士则无意中学到了在社会最底层，与巫医药师略同的工匠，其结果相去之远，正是渊源有自。
同为宗教传播，且佛教与耶教在中国同为外来宗教，却有此迥异的结果，很能说明文化差异对事功的重要而且常是无意中的影响。基督教士后来对这一点也渐有认识。请看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在上海办格致书院以推广西学，数年间收效甚微。后乃仿科举行考课，请南北洋大臣及海关道宪等按季出题，课以格致论说，结果是“远近应科士子，动辄百数十人。”情形立刻大不相同。过去论者多认为是考课有奖励，并可为优胜者推荐工作，故能吸引人。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多少有点以今人之心度昔人之腹。实际上，更重要的恐怕是考课方式更适应中国士人的行为方式所致。
同样，斯密不察中外文化的区别，仅据工匠的奔走以证明中国的贫困，就不怎么高明了。当时的中国固不算非常富，但若以国民平均收入论，虽然或不及英国，在世界的排名恐怕远在今日中国之前。实际上，传统中国人不仅常常不以成败论英雄(如崇拜关羽、岳飞)，很多时候也不全以贫富论高低。据旧律，只要有了秀才的“学位”，不论多穷，进衙门是不能脱裤子打屁股的。但若没有“学位”者，即使是富商，亦不能免。斯密时代的中国，工匠虽汲汲奔走于街巷，其收入一般还是在农民之上的。但若以身分论，则农民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还在工匠之上。故工匠之奔走，多半因习惯使然，最多可说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与本人及中国的贫富是没有多少逻辑联系的。这也说明文化差异无意间对“中国形象”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又如《中国》一书所摘译的赛珍珠的言论，也很有启发性。赛珍珠值得译述的见解甚多。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史专家韩德(MichaelH.Hunt)曾著有专文，称赛珍珠为“民间中国专家”。欧美学界一般公认赛珍珠的书整个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在某些层面，赛珍珠对于中国的了解实际上是超过当时中国的西化知识分子精英的。赛珍珠因其小说《沃土》(The Good Earth，多译为《大地》)而得名。该书出版后，当时在北美的江亢虎和陈衡哲均曾撰文，责其未能反映中国的真实。实则他们所指责的所谓不真处，多是城市知识分子不甚了解的农村情形，今日当过知青的读书人会发现赛珍珠的描述是颇接近真实的。倒是赛珍珠书中有些安在中国农民头上的西方观念，受西潮影响的江陈二氏反能安然接受，并不指摘。
赛珍珠对中国情形的了解之所以特出，乃在于她多接触并注意下层中国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战争的破坏和西人自己也谈西方的没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敬意大减，故有东方精神文明和西方物质文明之说。这是许多人都见到的。但是赛珍珠却独具只眼，注意的是大战中援欧的中国劳工。赛氏观察到许多劳工回国时娶回白种的法国妻子甚至小老婆。既然白种女人可为中国下层劳工做小，白人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立即破碎了。
又如中国的剪辫子反缠脚等事，从民初到现在，政治虽数变，一般趋新士人对此二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我们如果考察一下老百姓的态度，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北伐时期山东民间反张宗昌暴政的民谣，就把剪辫子也列为张的苛政之一。张氏固与民初山东的强迫剪辫无关，这是另一事；但这民谣说明老百姓不仅未把剪辫算成德政，反视为苛政，十几年后犹有余愤，盖其多少给一般人民造成了不便也。同样，说起缠脚，五四以来几乎无人说好。但赛珍珠却注意到二三十年代的民间贫家妇女如无钱去念新式学校，则大脚女子是很难说到婆家的。换言之，民初中国社会实是两个世界。要进了念新式学校那一世界的人才喜欢天足女子，若不能进入这一世界，则脚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婚姻大事的成败和婆家的优劣。故缠脚再痛苦，也不得不为之。而所谓妇女解放，若在整个社会观念未转变之时，竟有陷妇女入苦海的功用。故我们若看一九四七年以前念不起书的民间妇女，鲜有不是小脚者。则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各种社会改革以至于中国社会本身，恐怕都还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诠释。
尽管赛珍珠对中国民间的了解有独到之处，过去因种种原因，对赛珍珠是有意忽略的。因为赛珍珠一生都认为中国留学生食洋忘本，中国知识精英对她一向是敬而远之。一九四九年后因其反共倾向，更加遭到冷淡。眼光总向前看的美国人，对思想颇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赛珍珠，除了三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外，也一向不怎么看重。笔者之一曾碰到一位在美国某长春藤名校念比较文学的博士生，闲谈中问起赛珍珠，立即遭其冷眼，谓现在根本无人再看她的书了。实际上比较文学的背后，总离不开文化的比较，而讲到中西文化的比较，赛珍珠的书应该是必读。《中国》一书的编者能注意摘译赛珍珠的言论，是有眼光而颇足称道的。
《中国》一书，也有些注意不够的小错误。如在有关白璧德的一段译文中将梅光迪译为梅光弟，是不应有的错误，梅氏为《学衡》杂志主将，《学衡》派正是欲从白氏的思想来维护中国的传统，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反传统的方向对立，其以外国思想为基本武器的取向与五四人是一致的。梅氏本人及《学衡》派，是五四后十年中国思想界重要的一支，因其与新文化诸贤作对，常遭忽视。但编译者似不知有其人，却不能谅。这也说明五四人的意识仍把握着今日中国思想界。
《中国》的编者自称参加选编的主要是青年研究人员，故有意无意中或有些偏于青年的“理想型”。如前言中称世界名人代表人类最高知识水平，故此“可以断言，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时，他们对中国的论述可能具有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这个“断言”可惜却不完全为书的内容所支持。记得有则趣闻说曾有女芭蕾舞演员向肖伯纳求婚，以期生出具有肖氏智慧和演员身材的“优生”后代。肖氏毕竟是有智慧的，所以估计到可能产出有肖氏身材和该演员智慧的后代，恐怕未必高明。这则趣闻大有启发人处。若《中国》的编者略存此想，当不致有上述的“断言”。
也许是受了“理想型”取向的影响，该书的选材有时不免不够实际。如所选爱迪生致赵元任的信，虽然双方皆是名人，该信也有其文物价值，但短短一封前辈对年轻人的贺信，除了几句客气话外，与“论中国文化”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若将爱迪生这一名人取消，当不损全书价值。但编者自感歉然的是“肯定遗漏了一些重要名人的论述”，大约无意中是重“名人”而轻“论述”的。
不过，若说到遗漏，则似乎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名人”选得确不够多。如号称“剑桥三剑客”之一的裒卡克(J.G.A.Pocock)，对英美学界影响甚大，应可算名人。他就写过有关中国古代政府与社会观念的学术文章，但他显然又不属于编者所不收的“汉学家”之列，本最适合于《中国》一书的选择标准，惜未见收。
另外，编译者的有些按语倾向性似太强，不够持平。如对凯泽林的按语中即对其称赞中国人道德水准高颇不谓然。而对孟德斯鸠的按语中竟举孟氏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一语来证明孟氏对中国了解的“深刻”。实际上，儒家强调个人道德正是传统中国政治可以不讲和少讲权力制衡的重要先决条件。两千年中国治多于乱，与强调个人道德有重要关联，而恐怖则从来不是中国专制的原则，都是不争的事实。类似的按语别处还可见到，很能表现五四反传统的取向对今日中国人心态的下意识影响。
虽然有这些缺点，《中国》一书毕竟是一项开创性的努力，并提示了一个由中国在外国的形象来反观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仅此一点，即足珍贵。
一九九三年九月写于美国旅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13.70元)
葛佳渊/罗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