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译自英文integration(有结合、聚合、，粘合的含义，同“高压”相反)，是以杜克海姆(Durkheim，又译涂尔干)和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关键术语之一。洛克伍德在文中讨论了“规范功能主义”(以帕森斯为代表)以及冲突学派(以Dahrendorf和Rex等人为代表)对它的攻击。以洛克伍德之见，双方均有不足。规范功能主义者(又称文化决定论者)过度关注社会整合，尤其是道德规范方面的“共识”，忽略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矛盾或制度秩序同物质基础之间的功能失调(系统整合)。无独有偶，冲突理论家在攻击规范功能主义者过度强调社会整合这一弱点时，他们自己也忽视了系统整合的问题(虽然他们强调了冲突与变化)。因此，区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不能说是洛克伍德的一部杰作。
由于是通过讨论他人的观点而逻辑地引出两种整合的区分，也由于这种区分一经说出，便一目了然，洛克伍德并未过多着墨为社会与系统整合下正面的定义。但透过字里行间，两种整合的含义却是不难捕捉的。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下面笔者谈谈自己对这一对概念的理解。
所谓社会整合，涉及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有序或冲突关系”(洛克伍德)。每一社会成员均在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将社会或群体的共同的价值、规范或信仰等等内化为自己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从而社会成员获得了一种群体归属感，人们之间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协调或秩序。教徒的宗教情感、国民的民族情结、部落的血统观念、乡土的邻里之情、公民的社会公德，等等，均构成社会整合的粘合剂。所以，外敌入侵，便有了“同仇敌忾”。老乡见老乡，便有了“两眼泪汪汪”。路见不平，便有了“拔刀相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社会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亦就是文化整合。同文同种的文化在一个民族的聚合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从海外侨胞对中国的情感中就可见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一八九一—一九三七)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下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盟权”(hegemony，国内一译“霸权”)，即统治阶级借助于对于精神生产的工具与制度的操纵，创造了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被广泛接受(或内化)的“共同的”观念、价值或信仰，从而维持了自己的统治。历史上统治阶级一旦遇到危机便常以发动侵略他国的手段，来煽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从而转移国民视力，借社会整合以度过危机。
当然，社会整合并不完全排除观念和价值方面的紧张与冲突。但任一社会都会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规范或信仰。判定是否“核心”，可从“强度”(强弱区分)、“广度”(接受面)和“长度”(持续时间)来衡量。社会整合度高，主要就是“核心”价值、规范或信仰的整合度高。因而不排除在“非核心”价值、规范方面的冲突与斗争。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核心”的价值规范，观念和价值方面的冲突激烈(二元或多元价值冲突)，其社会整合作用显然就弱化甚至很低了。假如再加上系统整合又弱，社会动荡恐怕就在所难免。从历史上看，一旦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明朗化、简单化(揭去了伦理的、威权等等方面的外衣)，利益对抗关系变得鲜明而尖锐，观念、价值或规范方面的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大，社会整合的作用就可能弱化。此时，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便更多地仰仗于系统整合的作用。
所谓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有序或冲突关系”(洛克伍德)。它指社会系统各部门(或各子系统)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适应、相互弥补、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的程度。用艾利阿斯的话说，就是功能互赖性(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或关系)适当，结构合理，以及总体效益(或功能)的优化程度(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适应或不适应的关系，说的就是系统整合的程度高低问题)。
尽管系统整合涉及的是部门与部门(或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但它却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实现的。更准确地说，它是通过无数个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无意识的社会后果而实现的。这种无意识的社会后果使社会结构获得了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仿佛是高于个人、不依个人活动而存在)。如果这种无意识社会后果具有循环性、连续性和再生性(用基登斯的话说，连续不断的再生产)，那么，它就构 成了社会制度(或结构)。制度优越，意味着系统整合程度高，各部门间关系恰当。制度不合理，意味着系统整合程度低，各部门间关系失当。
系统整合的程度高低不但体现了社会各功能部门之间的互惠、互赖与合作(亦即有序)程度，而且也影响了个人与个人(或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撇开社会整合不谈，宏观结构与微观组织的优化(系统整合高)，意味着个人或角色间的关系亦有可能优化(不完全是正比关系)，从而摩擦、冲突、紧张、内耗减少，合作成本降低，合作效益则成倍提高。反之，宏观结构失当，微观组织劣质化，意味着人际关系劣化的可能性增大(不完全是正比关系)，从而摩擦、冲突、紧张、内耗增多，合作成本提高，并侵蚀了合作效益。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做功”(这仅是隐喻)同社会总体效益优化大体保持同一方向(做正功)。在后一种境况下，个人“做功”可能有益于自己或所属团体，却可能同社会总体效益优化持异向甚至逆反方向(做负功)。制度好坏，结构优劣，既影响了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决定性)，但同时又是无数个人活动的结果(结构的依赖性)。每个人均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结构、制度、关系等)的牺牲者或受益者，但每一个人均要在一定程度对环境的优劣负责(包括对自己的牺牲或受益负一定责任)。全民性的对灾难后果(如“文革”等)推诿责任是任性的表现。个人同结构之间这种双重关系(结构既是个人活动的前提和媒介，同时又是个人活动的后果)，基登斯称为“结构二重性”(它是基登斯“建构论”的核心，在此恕不赘述)。
除了上面所讲的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互惠和互赖程度，系统整合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某一特定的制度或机制对社会其他子系统的统合功能，换句话说，也就是前者对后者的互补合作关系的促进和提升功能。例如，书写语言，形式的法律系统，货币或市场，等等，均对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起着整合作用。书写语言取代单纯的口头语言，货币经济替换自然经济，法制替代人治，均在不同方面体现了系统整合程度的提高。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社会理性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也就是系统整合作用不断增大的过程。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未必是同步或正比关系。社会整合程度高，系统整合程度却可能较低。或系统整合程度高，而社会整合程度较低。当然也有可能双方同步。战后西方世界货币市场经济发达，科技繁荣，法制完备，监控反馈能力强，系统整合是相对较高的(当然也有其内在矛盾)。但与此相随的经常是归属感、家园感的缺失，“社会化”危机，“生活世界”被“系统”所侵吞(哈贝马斯)，价值、文化的整合功能(社会整合)相对弱化。但是，一旦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更多地奠定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等等)，那么，不论言论信仰多么自由，价值规范如何多元并彼此冲突，均难于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的结构性秩序与稳定。在此前提下，社会对“异端”或多元的观念体系、价值标准的宽容度就可能较大。反之，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更多地立足于社会整合(观念、价值或文化的控制和统治)而不是系统整合(如市场经济不发达，人治大于法治，民主制度不健全等等)，异端或多元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对社会的现存秩序与稳定构成威胁，因此，价值、文化的宽容度可能就较低。但是，恰恰是由于系统整合的有欠发达，一旦社会发生危机(如灾荒、帝王驾崩等)，社会秩序就充满变数。或是兵匪，或是外族入侵，或是异端观念与价值的乘虚而入并大面积“掌握”群众，都有可能导致大动荡，甚至一个朝代的结束。
熟悉西方社会学的读者会发现，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颇有点类似于杜克海姆的“机械团结”(基于同质社会中个人的相似性)和“有机团结”(基于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但却不能视为等同。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化是一种前者让位于后者的历史过程。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却不是这种后者淘汰前者的关系。相反，二者始终并存，只不过双方力量对比可能不平衡罢了(前者强可能后者弱，反之亦然)。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互补、合作关系，并通过合作而克服各自的不足。但是，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由更多地诉诸社会整合转变为更多地依赖于系统整合，从某种意义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时下盛行的拜金主义恐怕就是这一转型期的现象。意识形态的淡化，说教主义的失灵，意味着传统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整合作用的相对弱化。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中，就是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拜金主义现象又说明了作为系统整合机制之一的货币开始充分发挥其整合作用(所向披靡)。但是，由于系统整合尚不完善，货币整合机制缺乏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提供保障的其他必要机制(如法律系统、行政系统等等)的有效配合，致使货币整合机制单向凸出。其结果必然是拜金主义恶性膨胀，歧向发展(如伪劣商品、车匪路霸、贪污腐败、损人利己，等等。守财奴和挥霍狂恐怕亦属其中)。
传统的尤其是民间自发的社会整合(如讲信义、情面、良心、公德等)仍在起着作用。但是，一旦越出“彼此相识”的团体(如村庄、单位等)或亲友、近邻的范围，这种社会整合就可能失去约束力。良心可能是对熟人讲的，而不是对陌生人，尤其是远在天边、难谋一面的人讲的。针对陌生人，种种缺德，甚至无法无天之事都可能有人去做。再加上教育水平低(文盲充斥！)，“社会化”过程欠缺，道德约束不起作用，“伪劣刁痞”行为便愈发肆无忌惮。其实，必要的、基本的社会整合(如讲究基本的社会公德等等)，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这种浅层次的社会整合只在家庭、村庄、邻里、单位等“彼此相识”的范围内起约束作用，对隐匿的、陌生的关系不起作用，恰恰是系统整合(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产物，它更多的还是属于传统经济文化的遗留(正如波迪所发现的，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对陌生人的欺骗和愚弄可以给人带来荣耀，受村人尊敬，从而获取象征性资本)。在现代商品社会，法制完备，监控和奖惩制裁制度高度严密，不法经济行为风险太大，得不偿失，因而拜金主义就可能被这种结构性机制诱导到良性方向(合法经商，长期化行为等)，并构成系统整合的一种动力。
因此，为了堵住拜金主义劣性发展之途，除了道德谴责、舆论曝光等手段以外，迅速提高系统整合的程度以及系统整合各机制的配套合作水平(包括立法执法)，将是燃眉之急。从长远的角度看，充分、全面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这是“社会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全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和精神素养，诸如此类要做之事甚多，果能落实，则善莫大焉。
一九九三年八月初于英国利兹
David Lockwood：“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in G.K.Zolls-chan ＆ W.Hirsch(eds.)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vge，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64.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