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因文化、语言的隔膜与房东发生龃龉、心情很不愉快时，住在附近的霍尔兹曼(DonaldHolzman，侯思孟)先生特地将我找去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来法国第一年，几乎恨死了法国人。”他是美国人，一九四五年服兵役到过日本，“如果不是二战很快结束，我的骨头还不知埋在什么地方。”解甲归来，他学了汉学，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赴巴黎在汉学老前辈、已故的戴密微先生手下拿了第二个博士。于是留在法国成家立业，入了法国籍，一晃就是几十年。这期间，他用英文在剑桥出了两本汉学专著，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其中一本是《文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法国汉学家论文集收有部分章节，书前还有他为该论文集写的序言；此外，还写了不少论文。与我谈话的一九八六年，他已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并先后兼任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中国文史组负责人和法兰西学院所属汉学院的院长。一个美国人能在爱挑剔的法国学术界获得这样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人说，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及含蕴其中的文化也是一座牢笼、一个神秘的屋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终将决定你的存在，牢笼你一辈子，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也永远有走不进对方屋子的苦恼。海德格尔曾与日本人试过，结果双方都“望屋兴叹”。欧美文化的差异，著名小说家詹姆斯已经揭示过，在他的心目中，文化教养深但心理阴暗复杂的欧洲人远不及纯真、慷慨、轻信的美国人那么可亲可爱。还有人说，同是欧洲人，法国人的自由散漫与德国人的稳健古板就互不相容。在德国，你不遵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小孩老太太都会上前阻止你；在法国，你在马路中间乱窜，不买票随意跳入地铁进口，也无人干涉，因为法国人对世人认为应该大惊小怪的事一概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即使是同操法语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也风格迥异。比利时人听见有人在旅馆里打喷嚏，马上会送去阿斯匹林，法国一位老妇人在公寓里死了五六年却无人知晓。这种种文化的隔膜和冲撞，将筑起多少有形和无形的壁障，给人带来多少欲说还休的苦闷和烦恼。而在法国汉学界，侯先生与之打交道的，不仅有法国人，还有中国人、越南人，他置身其间而游刃有余，与他发愤自强和宽以待人是分不开的。与他比邻而居、朝夕相处，我目睹了一个法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也意识到：侯先生崇尚俭朴，不慕荣华，像他这样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即使身处发达国家，也远非豪富阶层。“法国人也是七十年代才突然富起来的，知识分子只是中等收入者。由于购屋购汽车可以分期付款，连中小学教员都已鸟枪换炮，我才用同样的方式买了这所住宅。”侯先生这样对我说。住宅占地约四百多平方米，除草坪、果园外，有一幢两层楼两厅四居室的房子。汽车是我去的那年才换的，旧汽车已经破损到只能卖九百法郎。屋子里并没有我认为他应该有的那么多大件，仅电话、冰箱、自动洗衣机、普通收录机而已。彩电还是别人一九八五年送的。俩老在家，自己操持家务，还种园子。每周只请两次小时工，每次三小时。当我与侯先生一起为种园子到山野里收集肥土，为制果酱去灌木丛中采撷野果时，真感到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人愿过“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生活。不过，作为一个学者，年届花甲的他也有他的倔处。他大概并不满意法国人动辄以领导世界新潮流自居的作风，始终坚持一些看似有点守旧的观念。一是“艺术无进步论”，理由很简单，五十年代他曾去法国南部看著名的洞穴壁画，觉得毕加索登峰造极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时光白白流逝了，能说艺术有进步吗？二是结构主义等新派方法不宜于研究汉学，有一位采用新法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汉学家想与他合作，竟被他不近人情地拒绝了。他用以研究汉学的，主要是传自师门的实证方法。三是只听古典音乐而厌恶摇滚乐之类的现代音乐，每周必驱车去巴黎歌剧院等处享受一次“乐中极品”，而从不光顾那些如火如荼的场所。另外，当无边的文化宽容主义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成为时髦时，他也力持异议并不惜得罪自己的同事。据记载，时至如今，世界上有些地区和民族还有食人的习俗，他的一个同事在一本书中认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或民族文化，应该得到尊重。侯先生对此大为不满，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人道问题，而不是一个地域或民族习俗问题，决不能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幌子为惨无人道的野蛮辩护。也许是因为厌倦了世上的无数纷争，从一九八六年前后起，他选定的研究课题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还多次跑到中国来游历名山大川以体验“仙游”的趣味，在往返于巴黎的火车上，他和我讨论得最多的也是游仙诗人如郭璞等人的文献资料。作神仙大概是很愉快的，因为神仙之间没有语言文化之类的隔阂，也没有是否领导新潮流的烦恼，更听不到人间无休止的喧嚣……想起在巴黎远郊至今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老人为中国古代的游仙诗献上一瓣心香，我心里就半是温暖、半是惆怅……
　　如果说侯先生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仁者乐山”，那么雅克达尔(Jac－quesDars，谭霞客)先生给人的总体印象则是极诚挚地讲仁讲义之外，还多了一点“智者乐水”的味道。他一九三七年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权威汉学家谢和耐先生门下的国家博士，比侯先生小一辈。尽管早已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衣着却总和法国那些经历过“六十年代革命”的中年人一样，不如侯先生那辈人讲究，曾经有过的领带早已全部送人了，如今是茄克、牛仔裤、圆领衫、T恤打天下。一九八五年来武汉大学访问，其衣着给我的第一印象与想象相距甚远；一九八六年我陪他去巴黎某会议所在地报到，尽管他是会议确定的主持人之一，接待人员却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雅克达尔先生的司机；而走进巴黎的小巷，他也喜欢到巴黎随处可见的“墙壁文学”中去找乐子，如果看到大户门前有穷人写的“我要吊死你这个老混蛋”之类的话，他就大笑不止，笑得那么动情，那么灿烂！不过，就是他，用生花妙笔翻译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赢得了法语世界一片“绝妙”的赞叹。他也因深得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比较文学家艾琼柏(Etiemb1e)先生的赏识，成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艾氏主编的《东方知识丛书》的副主编，并兼任《中文系列》的主编。他的译作接踵而出，除《水浒》外，还有《鬼门关》(中国古代鬼怪小说选)、《剪灯新话》、《清平山堂话本》，最近又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前程比我要辉煌得多”，是侯思孟先生对他的评价。不过，他的生涯也有怪异之处。中学时代，他学过拉丁文、希腊文，上大学时专攻的是德语，还译过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但“文革”前夕，他却以年近“而立”的“高龄”跑到北大来进修中文，虽然不久就被迫中断，但回去之后，又在谢氏门下专攻宋史，以《宋代的水兵》为题做论文，获得了国家博士学位。然而，他并没有在声名显赫的谢氏门中安营扎寨，反而与艾氏一拍即合，成了法国译界的一名骁将。此前此后，他不仅与他父亲(中学教员)合作出版过《中国地质地图》，还和瑞士友人合写过关于中国旅游的小册子，甚至还陪朋友到中国长江沿岸做过生意。问及他为什么写《宋代的水兵》，回答也极简单：“因为大学毕业后服兵役，我当的是海军”。看着他真率、坦然地谈论这一切的样子，我深感这位机智幽默的法国人不仅是“跳槽高手”、“创收内行”，也是在学问领域内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并硕果累累、达到了自由境界的一代新学人的代表！当然，诚如法国这一代人爱说的：“自由是昂贵的。”为译《水浒》，他花了十年时间并七易其稿，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曾累得他大病一场，几乎和“鬼门关”照面；每天除严格按计划“做工”(即工作)外，还坚持跑十公里，非特殊情况从不间断，这又岂是那些心猿意马、浅薄空疏的“跳槽者”、“创收者”可比？要名噪巴黎甚至法语世界，不累出几身臭汗，不到炼狱里去折腾数番，真有那么容易？更难能可贵的是，《水浒》法译本为他赢得了声名，电台、电视台、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之后，他却迁居远离巴黎的安纳西，在瑞法边界那著名的风景胜地隐居：电话号码是保密的，住的是陋舍，吃的是粗茶淡饭，唯一不改的是每天仍然工作十几小时并跑步不断！如今，他又回到了巴黎，而伴随他返回巴黎的，除译著已出多种外，还组织、审定出版了《东方知识丛书》八十本，其中《中文系列》就占二十九本！他的一生，也许永远不会有两手空空的时候。不过，与他相处久了，就知道他并非只问“做工”不管其他的学者，比如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憎恨，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到了美国诗人庞德，他竟马上打断我：“不说他，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而游览安纳西，他又指着一个小山包说：“安纳西人就是在这里打的德军。”据说，在法国电台工作的某人，因二战中投靠了德国人，战后虽经忏悔安排了工作，他的同事和熟人至今还不和他握手。谭先生这种态度，似乎也是一种与“巴黎的微笑”并存的另一种法国精神的体现。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受了德国贤哲向往中国文化的影响，使他抛弃了德文专业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翻译，也使我们中国文化多了一个难得的知音和传播者。
　　写到陈庆浩先生，我就用不着在他的名字后面加括号了，因为他就是我国潮州人，甚至还在潮州念过中学，和我们用过同样的课本，唱过相同的歌。后来，才去香港读书。新亚书院毕业后，去了法国，得了博士。然后，留在国立科研中心任研究员并在远东学院、巴黎七大兼职。陈先生个子不高，方方正正的脸上架一副金边眼镜，一九四○年左右出生却不显得有那么大年纪，在巴黎那“万里”洋场里仍着对襟衣，蹬胶底鞋，背一个极普通的尼龙挎包。大陆人也许只知道他是红学家，因为友谊出版公司出过他厚厚一本《红楼梦脂评集校》，有冯其庸先生作的序。而在香港、台湾及东亚诸国，使他更知名的是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按照这个观念，凡汉文化圈内(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用汉文写作的典籍都是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只有对此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把握汉文化的真谛及其作用和影响。第一步，当然是收集整理国内外的汉籍。在台湾同仁的支持下，他们一九八六年就在日本召开了“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制定了“中国域外汉籍联合书目”的编纂计划，由日、韩、美、法、澳等国和台湾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人分头开始了工作。会议开了五、六次，成果已逐渐显示出来：首先是陈先生负责的法国远东学院汉喃研究组与河内汉喃研究所合作，编出了五巨册《汉喃书目提要》，收录了现藏河内和法国的越南汉喃典籍；又与台湾学生书局联合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集共七册，并计划出版《域外汉文小说丛刊》约八十册，其中越南十七册、日本十册、韩国五十余册。陈先生发现的我国明末拟话本集子《型世言》也已出版。与此同时，陈先生还用法文翻译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等先生合作，利用海内外收集的资料筹划出版《中国古代小说丛刊》，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为此，陈先生奔波于巴黎与东亚之间。一个生活在异国的炎黄子孙，不贪恋繁华，也不汲汲于功名富贵，而是以埋头苦干的民族精神为光大发扬汉文化做出扎实的贡献，是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即使在法国汉学界，他也获得了很大的尊敬。然而，如果你把他想象为一个志得意满、倨傲无情的“高等华人”，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一身几十年“一贯制”的穿着不说，待人接物的厚道，也令人佩服。他家里常用长桌子吃饭，由他自己下厨招待来自大陆、港、台的朋友，甚至那些潦倒落魄的朋友。巴黎华人的公益事业，他也常去尽义务。也许正是在这些衣着细事，箪食瓢饮、急人之难中让人体察到了他身上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
　　文章写完了，但这三位先生的音容品格却难以忘怀，回想和他们的交往，我深深地感到：人类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中西知识分子的心灵都是永远相通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布拉柴维尔

　　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