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众所周知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和吃树皮这一面。近读七十余万字的《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其中有谢老在各个时期有关长征的回忆，特别是其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讲话录，他说：“有人喜欢说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如何艰苦等等，谈起来有点使人色变。”紧接着谢老道出了长征的又一面，却是鲜为人知的：关于爬雪山，他说：“翻过一架雪山，不过几十里，鼓一把劲就走过去了”。关于过草地，他说：“草地较长，要走几天或十几二十天。但是我们有准备”。谢老在长征中编在中央直属队，他回忆道：毛儿盖羊毛成堆，炒面则是大家打麦、炒麦、磨麦，强壮者多做，老弱的少做，几天就完成了。并特别指出：“没有听说哪个单位没有干粮”，“真的如传说那样，干粮袋是空的，那倒毙的岂止一人，何况当时还要打仗，定要打胜。”当然过草地倒毙者也有，那“是病弱和缺乏准备的”；挖野菜、煮皮带也有，那“其实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事”。此外，过草地时每天“只吃一斤炒面，有些不足，但尚不能说挨饿”。他又说：“不错，是苦，但苦到难以忍受则不尽然”。正如他在一九四○年的一次讲话所提出的一个鲜明观点：“从来只有杀死的革命者，没有饿死的革命者”，“我们所受的苦并不比人民群众多，如果要说多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打仗。”这些观点，既普通又感新鲜。
　　谢觉哉所述，与过去长期的宣传教育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认识定势并不一样。可是，宣传教育可以倾斜，历史却不应倾斜。讲历史编历史读历史认识历史贵在全面，不能因宣传教育的侧重点而掩埋了历史的又一面。其实，肯定历史的这一面，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红军内部、红军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用谢觉哉的话说：在长征中“同志间互相帮助，到处的群众支持，得到的供应和安慰，常常是过于我们的期望。”
　　同一本《谢觉哉文集》中，在所附的“谢觉哉生平年表”中介绍道：谢觉哉“他自己时常忍饥挨饿，吃草根树皮，把粮食节约下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给伤病员和战士吃。”还描述在草地“他就领着大家找野菜充饥”云云。“年表”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对照前述内容，似觉得与谢老主张颇为不足。
　　在《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关于长征历史的描述中，有一段说：“还没有走出草地，谢老的青稞麦便早就吃完了。徐老(指徐特立——引者注)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全送给谢老。谢老那里肯收，激动地拉着徐老的手说：‘徐老呀，你的年纪比我大，多少天我都看到你老吃野菜，没有吃粮食，现在你怎么能把干粮全送给我，你还是留着吧。’徐老说：‘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的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菜，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如果再不吃点粮食就不行了……”。
　　还是应该以当事人谢觉哉所言所记为准。早闻谢老百万字日记已经出版，但找来一翻，才悉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间的日记已佚失。于是又回到《谢觉哉文集》中再发掘，收获亦丰。在《文集》中，谢老肯定了徐老赠粮的故事，但内容与后人立传所记颇有出入。一九五七年谢老回忆道：“徐老特立同志肯帮助人，是人人皆知的。……我见他从另一部队里来，赤脚在泥路中走，挑两个包，一包是几本心爱的书和换洗衣服，一包是几块啃不动的烙饼和几块烧羊肉。他见我身体不好，定要完全给我，我说：不能，他说他们单位还有。”两相比较，可见：其一，徐老送的不是青稞麦粉而是烙饼和烧羊肉；其二，徐老赠粮给谢老，不是因为谢老干粮吃完了，而是因谢老当时身体不佳；其三，两人都未涉及吃野菜之类，虽然徐老的坚持赠送其理由有托词底蕴。一九六二年谢老在与儿女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及这件事：当时“徐老遇着我，把他带的吃的东西，全部给了我(一共也不过二三斤)。要他留一点，他不肯，理由是他那个单位弄吃的还容易点(其实也不容易)。”谢老的两次回忆、谈话观点是一致的，特别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徐老单位食品“其实也并不容易”。因此，谢老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徐老六十寿辰时，赠送的一组诗中以诗为证地记载了这段故事：“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此外，从传记中也可看到，写传者也是看到谢老的上述有关记载，这可以从“二三斤”量的概念得以反映。但是，写传者的渲染似乎过份。
　　谢老说过，“史不可尽信，史实能保留的不过若干份之一”。话虽如此，我辈治史者，仍不应随便改变历史面貌。
　　读书献疑
　　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