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现世空间中，我完全能够理解吕先生的心情。作为一家之言，吕先生的“提醒”和他开出的药方自有道理，说无可奈何也好，说逃避现实也罢，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吕先生文章所传达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多数文人既成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无可指责，但必须指出，这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况且对于当代文人目前的精神状态来说，与其说是自觉，不如说是无奈。何以“最是文人不自由”能引起很多人的感叹，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却被许多人忽视或有意没有提到，那就是今日文人言及自由时实际上既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人和洋人做得到的有的事，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文人的自由空间是大，是小，想谁也不会如吕先生那样潇洒地说出“最是文人有自由”吧。吕先生没有触及那个重要问题，这自然可以理解，但绕开这个问题，指责文人从事文化批判，就实在有些不帮自家兄弟忙的味道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吕先生是要告诉文人，从政与做学问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文人不守自己的规则，总愿意进行文化批判或“煽起道德主义的激情”。我感觉吕先生对于文人过苛。吕先生是文人，但处处责备文人不懂政治的操作技术，很显然，他在责怪文人议政的时候，是以从政者的眼光来看取文人的。现在我向吕先生请教，就算文人不懂规矩，那从政者遵守规则吗？姑且不说对文人的规则和从政者的规则是否平等，单就规则而言，也是先有从政者的犯规，才有文人的议政吧？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我不想再多引述西方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我只想说，文人议政，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责备的，今日来责怪议政的文人，我真有些难以理解。书生议政的幼稚是谁都能见出的，但这种现象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议的如何，而在于能不能议，敢不敢议，议了以后又怎样？这里要紧的是一股“士”气。政治常常是不透明的，在其中的不议，不在其中的想议，你在暗处，我在明处，本已没有平等可言，所以幼稚自然难免，但在幼稚之下，却也常有终极的深刻之处。事事皆对，毫无差错，不是太为难文人了吗？一九四七年，储安平写了著名的《中国的政局》，梁漱溟看了之后就给储写信：“本来政局真相，外间人多不知道。过去一年余国共和谈经过复杂，虽我们稍曾与闻其事者，有时也弄不清楚，其它更无论。一般人对于事实既不明白，则与孰是孰非，更难分判。因此亦就不能发生有力之舆论，以督迫时局问题之解决”。(《观察》第二卷第四期)在当时来说，从梁的角度看储，就一定会指出储的失误，因为梁在其中，而储在局外。但梁深知议政之可贵，所以尽管多有失实之处，他对储文的评价还是“其中大半可以同意”。吕先生今日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想读的书”正是多少文人议政的结果。在《中国的政局》刊出后，当时还在美国的陈衡哲也给储一信，登在《观察》二卷三期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几乎与我们面临的相同，信不算长，抄在下面：
安平先生：《观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国的政局》已仔细拜读，不胜同情钦佩。……所记关于自由思想分子的一节，可谓真知灼见。惟问题是：政党既必须借重权力才能发挥力量；而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又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则假使要他们用权力来组织一个政党，用利害来维系她，这不正与那个传统精神相反？这不是吃热的冰淇淋？对于这个情形，在未读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过；但结果总觉得，政党这条路不易走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冰淇淋若热了，便已失去她的中心价值；故自由思想分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正常的方法来发挥。我们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则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几种类似：(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袖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故我以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妨是看英国的政党；但远水不救近火，自由思想分子的最近将来的使命，恐怕仍须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道德及思想方面)；然后再由此企求达到最终目标，至于如何方能达到这目标，则虽非此信能畅论；但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似乎可以先把此问题的主要症结，先做一番考虑与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传统恶习惯？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第三，如何去造成一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哲近年在论文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于中国社会的缺少公道，而主张公道者之饱受孤寂与侮辱也)。此三个条件有一不具，自由思想分子就决无结合的可能，而更不用说组织政党了。文人议政曾经是被嘲笑过了，也常被现实所嘲弄，但这不能成为文人不要议政的理由。被嘲笑，不等于没有价值，不合时宜，不等于不可贵。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要考虑某种正确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有价值，但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不能这样，否则一个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的区别就没有了。行政官员考虑的是某种东西在实际运作中的可行性，而知识分子操心的是一种终极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幼稚的、可笑的，总是错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他们常常是成熟的、值得尊敬的，总是对的。
说《读书》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