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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对她的兴趣多在于“主体”而非“文本”，散文何不作为一种“捷径”？何况以萧红的艺术人格看，她更关心的显然是自己的内心，外部世界曾经数度令她神往，并且牵引过她手中那支勤奋的笔，却最终没有成为她心目中的“终极关怀”，这些是不难从她的生平和创作中加以印证的。
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的一户张姓地主家庭，但这个背景也许完全是虚假的。据萧军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张廷举并非萧红的生父，他先与萧红的母亲姜氏有染，继而与姜合谋害死其夫，姜氏是带着孩子嫁到张家的。萧军提出的证据一是他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小说《涓涓》，其情节素材来自萧红。书中地主的原型就是张廷举，他对萧红曾有过近于兽类的乱伦企图；二是萧红胞弟张秀珂在一九三六年对萧军的几次谈话。这段史实由于查证困难，好像没有引起研究界更多的注意。如今当事人都已故去，怕是更难证实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堪称是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几乎没有给予萧红起码的温爱。“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在整个童年和少年生涯中，萧红唯一的情感慰藉来自她的祖父，这位六七十岁的老人除了善良和蔼外，似乎无力给予萧红更多的爱抚和保护，但在那个自然气候和情感氛围同样寒冷的环境里，萧红却把这唯一的安慰视作自己生命的给养。稀少方知珍贵，在祖父身上，萧红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并将之作为自己生命航行中的座标。这就是她在一篇散文中说的：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她的一生都为了这憧憬与追求而存在，她的创作也是这一生命主旋律的各种变奏，其中散文则更应合着主旋律的拍节。
和小说相比，萧红写散文的时间要集中一些。她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是在一九三五年，这时她与萧军抵达上海不久，摆脱梦魇的欣慰伴随着事业上的成功，使她过上了生平中少有的一段幸福安宁的日子。《生死场》已经写好了，在鲁迅的帮助下即将出版，手上总要再写些什么，萧红把目光投向自己身上，像一个战间小憩的战士在舔润自己的伤口一般。这之前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对萧红而言真够得上惊心动魄。十八岁时，祖父撒手人间，萧红与家庭间唯一的情感纽带断裂了。她更加讨厌家庭，也讨厌家里为她包办的婚事。为此她曾逃往北京与情人陆振舜同居，但为时不长，陆就迫于家庭压力而临阵妥协。萧红被迫返回家中，被伯父“软禁”在乡下。后来，萧红再度出走，在饥寒交加中为未婚夫王恩甲所乘，几乎留下终生之憾。这一连串人生苦水，加诸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几乎注定是灭顶之灾了。可萧红居然挺了过来，没有沉沦、也没有堕落，直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哈尔滨大水引出的那场“伟大的见面”，她的人生才得以翻开新的一页。
换一个作家，比如郁达夫，上面这段经历一定会是他创作的绝好素材了。即以萧红论，她的细腻和缠绵去处理这些时过境迁的痛苦，也会感人至深而不失自得的奢侈吧？奇怪的是，萧红把这一段轻易地略去了，也许在她看来，以一种轻松的心境去玩味痛苦，近乎对自己情感的亵渎；也许是她不愿让往日巨大的阴影继续盘踞在她生活的领空。总之，这个满怀着追求与憧憬的姑娘第一次认真地返视自己时，她撷取了生活中最诗情画意的篇章。
《商市街》记载的是两萧结合之初在哈尔滨度过的那段日子。钟情男女的浪漫今天看来已近于残酷了。萧军刚把萧红从东兴旅馆救出时，简直一文不名，是用刀子逼着医生为萧红治病的。萧红当然更惨，拖着即将临盆的身子，甚至没有一双合脚的鞋穿。萧军为了这番骑士之举还丢了饭碗，两人经常一天吃不到一顿稀粥。这个冬天的蜜月像哈尔滨的冰雪一样严峻。两年后萧红仍能非常准确地找到她对伤病、饥饿、寒冷等等相当精细的感觉。在求生本能的趋使下，他们忍受过太平盛世中难以想象的饥馁和屈辱。《商市街》的前半部分几乎尽是这类让人心悸的文字。不过萧红显然并不想藉此来宣泄自己的痛苦，她更珍惜的是苦中的欢乐，是灰姑娘的童话，这种心情赋予了《商市街》以真正的魅力和情趣。《当铺》里，萧红当掉了她新做的棉袍，拿着一块钱去体味施予者的畅快和爱人饕餮时的满足；《新识》中的剧团活动，青春和友情烘热了那间冰冷的客厅；《几个欢快的日子》在一种恶作剧式的调侃中忘却了此间的困扰；《册子》更是记录了他们两人在第一部作品集《跋涉》问世时的激动与惶恐。在这些散文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间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但二者又得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中间环节就是萧红执着的爱心，我以为这是萧红散文和萧红人生中最为内在的东西了。
历尽磨难的萧红一直没有失去对幸福的渴望，但幸福来得过于突然，她尚未来得及分析就已陶然其中了。这或许注定了她后来的不幸。一九三七年，萧军与某女士有了一番情感纠葛，一下把萧红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据说她那时天天耽搁在鲁迅家里，“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许广平语)，这场变故不仅导致了萧红只身东渡日本，也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这期间她文章写得不多，独居异国重新振作的企图好像也没能实现，后来就有了鲁迅的去世，这给萧红的打击不比她自己的悲剧来得轻松。爱的失落和恩人的亡故使萧红参悟人生的目光变得深沉而淡泊了。
在萧红的生活中，爱的慰藉主要来自三个人。先是她的祖父，在她生命的前半程中，只有他给了萧红心灵一份温馨；再是萧军，他以豪侠之举将萧红拯救出大海，并和她风雨同舟捱过不少苦难；还有就是鲁迅了，虽然他与萧红接触时间不长，却在思想上给她以深刻的影响，事业上给她以积极的扶掖，生活上给她以真诚的关怀。萧红的主要散文几乎可以看成是献给他们三人的。但这几组爱的关系并不等值，祖父和鲁迅都是萧红的长辈，他们是以老人的慈祥和宽容对待萧红的，这种隔代的“父爱”自上而下，如雨露般全然是温柔与体贴；而萧军却不同了，他与萧红在情感上是恋人，在事业上是同志，爱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流，但事实却并不如此。萧军曾坦然说过：“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做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的这种态度似乎可以理解，但萧红却为此深感困惑。在潜意识里她未始不依恋于这种保护，可理智上却明白，这种不平等正是她受到伤害的原因。萧红实在是太过痴情了，她不屑作《镜花缘》中的才女，而自封为《红楼梦》里的人，可惜不是史湘云或尤三姐，女性的缠绵柔弱在她身上确实太多。这里牵涉到萧红散文中扑面而来的拂拂阴柔之气，也牵涉到她性别意识中某种特殊的自觉。很多论者认为萧红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这结论不无道理，却未必道尽真相。在不少篇什里，萧红确实表示了她对男性世界的厌恶和警惕(如《三个无聊的人》)，但在另一些篇什里，她又带着自赏的态度玩味女性特有的娇柔、小心眼和嫉妒心(如《一个南方的姑娘》)，这些矛盾的心态，在萧红散文中达到了一种少见的平衡。顺此再做稍深些的思考，则会发现萧红对女性命运一种不落案臼的认识。
中国的女作家在现代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一直甘为前驱，“五四”后短短的十几年，她们的作为大有颠覆历史的味道。总起来看，她们的探索大致指向两个方向，一个以冰心为代表，以为女性解放不独要挣脱男权的束缚，尤其要实现女性的天赋，这份造物主赐给女性的职责就是一个爱字。只要懂得爱、施以爱、献给爱，世界就会澄清，人类就会得救，灵魂就会升华。与爱相应，女人应有的是温柔、贤淑、雅静。她们没有必要到理性王国中去与男人分庭抗礼，而应在感情世界里固守自己的爱巢；另一个则以丁玲为代表，她们不满于男性中心意识派定给女人的种种道德义务，不甘于以弱者的地位忍受异性的凌辱和剥夺，进而她们向男性社会发起了挑战，竭力张扬自己的雄强与豪放，在她们心目中，女权的确切含义是女人在男性社会中享有男人的一切权利，想想几千年历史给予女人的种种不公，这样的要求更显得有理而且有力。
萧红当然也要面对这双向的选择。对她而言，这种选择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权衡，不如说是情感与理智的纠结更为确切。一种不可兼得的惆怅、始终凸现在她的生活上与文字中。从理性上看，她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很清醒的认识，在唯一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散文《女子的装饰心理》中，萧红显示了堪称规范的女权主义立场；但在情感深处，萧红认定自己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所能依持的最终不会是刚强与果决，而只能是那颗柔弱的爱心。《同命运的小鱼》、《过夜》这些蕴含着她性灵的散文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种自在的矛盾使萧红一直想找到一条取法乎中的路子，既能保持自己的自立自尊，又能不失女性的娇媚与柔情。如果一定要有所偏重，萧红会把法码加诸后者。这原因可以解释成“集体无意识”对萧红造成的某种限制，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萧红对性别角色差异的一种朦胧而又合理的判断。遗憾的是，萧红的这个理想太过天真，两种难以调和的追求走向造成了萧红身心不断的紧张。她生活中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如与王恩甲的同居)，也许在这里可以获得某种解释。再说两萧之间，按萧军的说法，裂痕早已存在，一九三六年的变故虽然痛苦不堪，原也不失为一次解脱的契机，可萧红终于不能，看过她在东京寄给萧军那四十余封柔情缱绻的信，对此当有更深的体认吧！
一九三七年，萧红随端木蕻良南行，这个颇遭朋友非议的举动对萧红来说，未始不是相当自觉的选择，她显然希望藉此重新找到情感的归宿。可后来的情况并不那么顺遂。据说她变得日渐消沉，在重庆和香港，她近乎是“蛰居”的，安分地在家中做主妇，搞家政，对衣饰也变得讲究起来。这段生活为不少自以为了解萧红的人所诟病，直到她孤寂地死后，也还是带着这份隔膜的惋惜去纪念她。
其实，像萧红这种情感类型的人，是难得消沉的，至少在心灵深处她不会。足资为证的就是她后期的散文。这些散文表面上看所涉甚多，其实最重要是那些回忆旧人旧事的文字。和《商市街》相比，这些文章不那么急切，但纸面下仍渗透着一种悲怆。萧红在体会了人生三味之后，似乎并没有旷达起来，现实生活中的空漠无处排遣，她只好在回忆中寄托情思了。这份情思主要系在两处，一是鲁迅、一是故乡。写鲁迅的那组文章一九四○年辑在一起出了单行本，是很可以当成女儿为父亲做的悼文的，萧红以细腻和真挚现出了一副一般文人笔下少见的鲁迅面影，这已经早有定论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写故乡的。按理说，故乡在萧红心目中份量不重，除了祖父之外，那里没给她多少值得珍惜的东西。可此时她离家已有十年，岁月多少平复了往日的创痛，而她又恰逢着深深的孤寂，寄居在战火威胁下的南国异乡，在这种情境下，故乡变得亲切而有情趣了，这些记载人事的笔墨，与其说是客观写真，不如说是萧红对自己童心的演绎，尽管在这类文章中，不乏对愚弱国民性的鞭笞，但它们整体上确实是诗意葱茏的。正如茅盾所言：“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去得太早，死时才三十一岁。和不少三十年代成名的左翼作家相似，她没受过高等教育，小时的文化训练也不严格，以这种资历去写散文，似乎不易成功。二十年代，现代散文先于小说诗歌走向成熟，一时大家辈出，这些人大多家学深厚，又游学异域，故而上通魏晋，下和欧美，杂糅古典与西学之精奥，出手或泼辣潇洒，或清涩平和、或华丽典雅，如鲁迅，如朱自清，如周作人，如郁达夫，几成后人无以逾越的高峰。但也恰因了这些作家资深学渊，使他们在下笔时有意无意地透着书卷气。相比其他体裁而言，散文显然是现代文学中品味较高的一种。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红的确显得过于朴素和稚拙。她缺少现代散文中常见的缜密雍容的笔法，隽永睿智的语言，更没有旁征博引的渊博。如果以二十年代散文的欣赏趣味去读萧红，评价也许是不高的。然而，某种缺陷在相异的情况下就恰恰构成了特色，萧红散文最终能在中国现代散文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许就是因为她的稚拙与朴素。读这些散文，通常引发的不是心有灵犀的惊赞和自愧弗如的折服，而是一种对人生亲切而又世俗的了解。萧红并没想刻意追求什么，所有既成的观念与文法都外在于她的写作，她只是让自己的心声汩汩流出，心有笔到，意出情发。对她来说，人格与文字是一种同构关系，她释放了自己，也消耗着自己。这正是萧红散文感人至深的关键。我相信认识萧红这是一条佳径。和其他风景相比，这里少了些曲水奇石，却更为单纯，更为真切。
(《萧红散文全编》，彭晓丰、刘云编，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丰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