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语言的外围，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中考察语言正在发生何种变化。如果说，结构主义诸多学派通过文本放逐了社会与历史，那么，马尔库塞却恰恰是社会与历史的背景转换促使他重新审度语言的意义。因此，虽然《审美之维》并未踏入语言结构深部的种种幽微曲折，但是，相对于结构主义等诸多学派，马尔库塞的语言沉思仍然显示出了一个新的维度。
《审美之维》设计了一条同正宗的结构主义批评家相反的路线：他重新率领语言返回了现实。他发现，人的解放必将打碎压抑着人的现存语言与意象。他激烈地宣称：“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从先锋派诗人、嬉皮士用语到黑人居住区的俚语，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从摇滚乐到现代主义绘画，他都察觉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激情。罗兰·巴特曾经机智地发现，马拉美说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说的“改变世界”是同时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似乎正在缝合这两片完全不同的大陆。这将为语言带来何种新的意义？
语言曾经作为一种令人敬畏的神圣之物出现在现实之中。人们可以从祈祷、咒语、誓言、证词、指令这些语言残片中体察到语言的古老威力，也可以从孔子“不学诗，无以言”或者“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些训示中证实语言参预现实的巨大能力。然而，自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语言观念盛行之后，语言已在人们心目中下降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语言不是创造什么，而是仅仅跟随现实景象被动地记述什么，仿造什么。这时，语言的神性消失了。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语言崇拜与语言游戏形成了两方面的后果。表面上，语言被抬举到了至尊的地位，语言成为文学理论首要的同时也是最终的考察对象，而另一方面，语言又被暗中剥夺了参预现实的权力。
显然，马尔库塞不同意将语言分离出现实。在他看来，这种分离并不可能。他迫切地感到，恢复语言重塑现实的功能是当务之急。当然，处于发达工业社会，语言不可能再现神性。将语言引入现实之际，马尔库塞把审美视为语言的崭新意义。这时，审美在马尔库塞的理论阐述中引人瞩目地出场了。马尔库塞认为，通过审美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刻似乎即将来临：“美学的历史地位将得到改变，美将在对生活世界的改造中，也就是说，在成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中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激进的思想家，马尔库塞对于审美纯粹性的强调似乎令人惊讶。他反复强调艺术形式本身的自律：“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然而，在马尔库塞的观念中，艺术形式的自律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同义语。他不愿意将艺术禁闭于宁静的博物馆之中，他的审美也不仅仅是某种悦耳的音调或节奏。他赋与审美十分激进的内涵：艺术由于审美而异于现实，与现实格格不入，因而它才可能在日常的现实中开启另一个维度：可能的解放维度。这就是说，艺术必须拒绝融入现实，从而保持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艺术之美所包含的自由、欢悦与人性是日常现实所匮乏的，同时也不会为纷繁的日常现实所消蚀，所掩盖。马尔库塞设想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艺术并不是通过审美的通道撤出现实，蜷缩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相反，艺术应当经由审美的通道顽强地打入现实，从而让艺术的理想之光普照现实。对于这种奇特的艺术与现实之间关系，马尔库塞形容得十分清楚：“在此意义上，艺术就是现实存在物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有作为现实存在物的一部分，它才能对抗现实存在物。”因此，艺术既纳入现实，同时又在价值尺度上背离现实。艺术不仅保持独立自足的审美形式对抗现实，而且应当按照审美形式的指令修改现实。所以，马尔库塞强调地说：“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马尔库塞毫不掩饰他在审美口号后面所包含的改造现实的实际意图，他所补充的仅仅是这一点：“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审美形式本身。”可以看出，恰是在艺术与现实关系整体设想的投聚之下，马尔库塞才可能在语言主题的沉思之中显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
将审美的语言引入社会，必定要找到衔接的中介。这显然是使用语言的主体——人，因为“艺术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更为具体地说，这也就是马尔库塞力图赋予人们的“新感性”。新感性意味着同这个世界强加给人们的“定向的感性”决裂，那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事物；就是要把解放与惯常的和机械的感受的消亡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语言沉思与形式主义学派“陌生化”观点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陌生化”的观点认为，艺术有责任更新人们对于生活与经验的感觉。人们对于日常所经验的世界已经熟视无睹，艺术必须用特殊的形式再现这个世界，使之陌生，从而让人们能够重新感觉到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语言即是通过偏离日常语言，进而展示一个异于日常景象的语言世界。
马尔库塞深刻地体察到，人们的日常语言已被隐蔽地兼并入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日常用语已变成一种为新型极权主义所操纵和灌输的语言。日常用语可能清晰、精确、并且富有操作性与行为性，而多义、矛盾、对立、幻想、怪异、超验以及种种形而上学成份正在被逐一清洗出去。这个时候，语言领域已完全封闭。这种语言实际上也就是对周围现状与日常经验的无形默认。日常语言的归顺将使人们在“头脑中、意识中、感官和本能中，再生产着现存体系。”面对这种状况，马尔库塞提出所谓的“语言炼丹术”予以对抗。这时，语词在一种新的组织中将不断地抛弃它们的日常意义，从而按照审美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想象性改造。这也就是马尔库塞对诗的体会：“诗句冲击着日常语言的法规，并成为一种媒介，以传达在现存现实中缄而不语的东西。同时，正是诗句的节奏，先于所有特定的内容，使得不现实的现实和真理的涌现成为可能。在这里，‘美的规律’建构着现实，以便使现实清澄可见”。不难看出，马尔库塞企图用诗撕开日常语言的缺口，这是为日常现实引入一个崭新境界提供必需的条件保证。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手腕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发现，发达工业社会的完善技术业已成为一个新的统治系统，这个社会是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制服社会之中的离心力量。技术的进步创造出种种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调和形形色色的冲突，并且以合理的协调手段消释来自各方面的抗议之声。这种技术的统治甚至强大到这种地步：即使在它的辖区出现某些表面的反抗也无伤大雅。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统治的成功之处在于全面清除人的潜能，阉割人们内心否定性与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人们丧失批判现实的能力。处于一种合理、舒适与富裕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甚至失去了想象力——人们已经无法再想象另一种类型的生活方式了。种种“高层文化”的衰落明确无误地标志了人们精神的枯萎。于是，在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支配之下，人们安然地接受了现实所给定的一切。对于这种状况，马尔库塞喜欢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压抑”加以形容。在弗洛伊德的词汇学中，“压抑”在表面上的强制性随着人格的成熟而逐渐减弱。压抑物最终成了理所当然的现实原则。处于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统治系统所形成的压抑同样是无形的，它如同纵横交叉的神经一样布满了整个社会。这种压抑是强大的，同时又是隐蔽的。两者的共同作用将使人们不知不觉地、甚至快乐而满足地接受了压抑。换言之，人们的内心已经不再出现反抗压抑的本能冲动了。因此，马尔库塞强烈地感到，首先需要为人们重新创造出崭新的需求体系。这一切不仅体现于政治和经济策略，而且，“这一需求体系应包括从剥夺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感性、想象力和理性”。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马尔库塞最终选定了艺术。他对艺术寄予极大的希望。在他心目中，艺术是唯一一块尚未陷落的阵地了。于是，一切就可以从语言开始了。
马尔库塞坚持艺术的疏远化功能，他不喜欢诸如“活动艺术”或者“舞台剧”这类放弃形式自律的艺术样式。在他看来，这将促使艺术汇入现实景象，与现实环境握手言欢。事实上，艺术只有以自律的方式保持不和解与疏远化的姿态，以形式上一丝不苟的审美要求保持自身的存在，才可能在日常现实面前成为一种不屈的异在力量，从而导致新的意识与新的知觉诞生。所以，马尔库塞所赞赏的“先锋派”是那些在审美形式方面有所作为的人，是那些善于创造崭新的语词和意象的人；他所赞赏的艺术一方面将永远立足于现实之中，毫不放弃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这种艺术又将永远指向现实之中尚付阙如的东西，从而向既成的现实挑战。马尔库塞断定，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不可能也不应该消失；艺术应当高悬于现实上方，成为现实的指引——直至现实在某一天成为艺术。只有这时，诗与日常语言之间的沟堑才将填平，审美与现实生存之间的沟堑才将填平，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沟堑才将填平。
处于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的向望究竟包含了多大的可能？在许多人的眼里，这种向望显示出企图超越人类地平线的愿望，显示出对于难以企及的远景的不懈的追逐，或者干脆地说，显示出了一个乌托邦。自然，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贬词——乌托邦至少证明了人类走向未来的信念。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
(《审美之维》，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八月版，4.60元)
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