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简明性、相对的确定性、涵盖性和规范性、传授与交流的可能性，没有概念就没有语言、逻辑、法律、规则、科学，世界就成了乱麻一团。概念愈大就愈能涵盖包容。我们嘱咐旁人说：“生活要有规律”，“要正直”，“要实事求是”，这些话的内容，如果用作概念、小概念的语言(严格的说，所有的语言都是概念)来表述，就不知道要多说多少话。
所以我们会崇拜概念，特别是那些无所不包的或至高无上的概念。“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本身就是一个至高至上至精至玄的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讲的又是道，虽然与前者的“道”未必含义全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是“道”，作为宇宙本源的道，作为绝对理念的“道”，“道”这样的概念本应该是从宇宙、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但是人的思维能力不仅仅是纪实和映射的能力，人不仅具有根据已有的现象与表象概括成新的概念或寻找已有的概念归属的能力，人还有想象力。想象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的对象的能力，发展与自由组合这些概念的能力。人们看到过蛇、龟、蜥蜴……也许还有听到过一代代传留下来的关于恐龙的说法，便虚构出了龙的概念，又虚构了龙与君主的关系，或者龙与水患的关系，与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关系。“道”也是一样，用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表述，道是指世界的物质的规律性，这个概念是实在的，却又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它设想为一个宇宙的本源或具有无限魔力的“法宝”，一把具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的钥匙，这样的“道”便是具有虚构性的了。概念源于具体的对象却又脱离了某个确指的具体对象，这就注定了它的实在性与虚构性的并存，它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并存。
虚构的概念、概念的某些虚构性质比实在的概念与概念的实在性更易引起人们的敬畏。崇拜牛、崇拜鱼，在现代人看来难免喜剧的意味。形而下的实体很难承担得起那种神秘与崇高的形而上的灵光。崇拜龙就好得多，但毕竟没有摆脱它的爬虫属性——须、目、头、爪、尾、鳞……以至不多年前它还被一些钻牛角尖的人士所诟病。道、真理、正义、气节、仁爱、直到造物主、上帝……这些概念就要好得多，因为它们既来自现实的人的追求和愿望，来自人们已有的精神积累，又具备一种超现实的至高品格。它们可能唤起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当然也可能造成偏执与迷信。它们永远是最崇高与颠扑不破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达到它。在这个意义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实际具有无比的深刻性：龙可以画出来挂在书房里大厅里供人瞻仰，使人神旺，动人心魄，却不可以以它的鳞、爪、须、目来耀武扬威。可以把龙作为神物来崇拜，却不可以作为动物、宠物来豢养共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具有侵犯人、伤害人的危险，它就只适合养在动物园里了。叶公好龙并不可笑，叶公好的那个“龙”本来就不应该化为实际存在。上帝、佛、观音可以偶尔显灵，却不可以生活在我们当中。不可以向他们求助去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例如做股票或者医病。伊斯兰教的规定则更为彻底，第一它绝对否定真主的任何具象性，清真寺建筑可以有几何或花草图案、经文(阿拉伯文)图案，却不允许有表现真主的绘画或雕塑，第二它明确规定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个使者，它杜绝了任何后人把自己封成真主使徒的可能性。
概念是人制造的。概念对于人十分有用。有时候我们去医院诊病，十分之九的力量放在诊断上，亦即放在寻求我们的疾病的概念归属上，而最后，只用十分之一(或者更低)的力量开个处方了事。政治运动中，有时候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人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大概念)，又在运动后期或运动后的“落实政策”过程中费上四牛一虎之力恢复他的“人民”属性。“文革”当中，两派为了争夺自己是革命造反的“左派”而对方是“保守派”的概念归属——名分，甚至不惜大打出手，真枪真炮，人头落地。我们果然是过分地重视概念归属的意义了。
就是说，“文革”中，“左派”与“保守派”的概念曾经统制了我们。但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远远不像肠胃炎与阑尾炎的区分那样明晰和确定，因为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虚构性，随意性乃至荒谬性。把打砸抢者说成“左派”，把政治野心家与投机分子说成“左派”，而把尊重理性与法制的正常人，把坚持劳动生产的建设者说成“保守派”，这本身不就是荒谬的么？
有荒谬的概念，有对于概念的荒谬的解释。有对于这种荒谬的概念的实为出自私利动机的争夺。有一个个的概念派生出来，近乎条件反射出来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不可不察。
概念能帮助我们认识与掌握对象，但概念及其分类有时候又成为我们与对象之间的一个屏障。例如对于某个异端(异己)的概念的夸张了的警惕，或对于某个崇高概念的热情，会使我们对于对象的与概念的异端性或崇高性不一致的表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敢面对现实。概念统制了我们，我们成了概念的奴隶。例如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李白、杜甫，我们曾经是先规定一个概念再照准这个概念摘引与论证史实。即先定性后找材料后加以论证和描绘。甚至对于一些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的问题，人们也曾经被一些概念吓住，使人不敢问津，例如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例如人脑功能模拟机器的研究，社会科学方面更难越雷池一步，关于价值规律，关于商品经济，关于市场，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关于非写实主义的文学概念，关于创作心理与创作中的潜意识的作用，关于心理现象……有多少对象被我们的封闭自足而又“正气凌人”的概念划到了视野之外。
不应该把概念本身视作先验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不能把对于对象的粗略乃至匆忙做出的分类判断变成价值判断。文艺常有这种情形，把一些概念看成桂冠，而把另一些概念看成屎盆子，分析来分析去论证甲作家甲作品乃至作品所描写的甲人物属于桂冠概念，因此就歌颂肯定一番，乙作家乙作品与作品描写的乙人物属于屎盆概念，既然归属屎盆，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狗屎一摊，贬他个一文不值。有时候争来争去也是争那个你认为是屎盆子我偏认为是隶属于桂冠，你认为是桂冠我偏认为隶属于屎盆子的论断。其实这种讨论离具体地与艺术地、深刻地分析一部作品相去甚远。这种论断除了偶尔吓一吓神经衰弱的人，其实一无作用，误文误人。我们可以给某一出京戏扣上宣扬封建主义或者民族投降主义的屎盆子，但这出戏还是消灭不了，而且愈禁就愈受到观众的欢迎，因为一出戏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单纯载体，我们也可以给某一部书戴上方向好、新纪元、高大、完美、样板、“东方文艺复兴”的桂冠，然而转眼就时过境迁，无人问津了。因为一部书的吸引力也不(主要不是)在于它与某个概念的亲近。扣了屎盆子却打不倒的艺术家与艺术品多矣；戴了桂冠乃至插了大旗而毫无生命力的伪作家伪评论家亦多矣，我们并不健忘。我们不能仅仅靠概念吃饭，靠概念吓人。而且，即使把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品全部用扣屎盆子法即概念杀手废黜了，后一种伪作家伪评论家仍然成不了气候。“文革”十年，这方面的奇观其实一点也不奇，很正常，很符合生活的正常规律。
防止概念误区和概念狂，对症下的药就是实事求是。例如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代表了、包含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分析和否定，代表了、体现了人们对于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公正、更完善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的理想与实践。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这四个字本身即不是来自概念本身，也不是仅仅来自人们寄寓于这个概念的美好理想、善良愿望，而是因为它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得多的生产力、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提供给人民更公正的机会、更高的文明和民主、人的更加全面的发展以及许多丑恶现象的减少与消除，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地从空想到科学、不断地倾听实践的声音以发展与丰富自己的概念，是一个生动活泼开放的概念。
而那种遇事先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则代表着一种依靠概念分类解决天下一切难题的简单幼稚的自欺欺人。什么东西一戴上社会主义的桂冠不好的也成为好的了——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指标……什么东西一戴上资本主义的屎盆好的也成为不好的了——如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高指标等等。其实，如果只能提供草和低指标，这算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以曾经并仍然吸引着广大人民为之奋斗献身，当然是由于这符合人们的利益并不断提供着新的更美好的内容，而不是由于它的先验的强硬与呆板。其实那些动不动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左爷”，也未必是执着于钟情于某个理论概念，而是清醒地盯住了拉概念的大旗做虎皮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好处。
我们曾经把“三自一包”做为铁板钉钉的姓资的东西来批，给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的主张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作为反马克思主义来批，把各级当权者作为“走资派”来批……这种乱扣帽子的恶习说明正确的概念也会被扭曲变形，变成扼杀社会生活与人们头脑的生机的杀手。这同样也不是概念本身的毛病，而是制造对于概念的迷信的人的过失。正是他们败坏了一些崇高的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常常被滥用、被用来吓人整人，这个概念就是“方向”。“四人帮”很喜欢用这个概念，七十年代初期，“反对黑线回潮”的时候，被批判过一种认为“方向问题解决了”的理论。他们时时事事都判定方向问题“没有解决”，长征胜利了，日本侵略军打跑了，解放战争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搞下来，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搞下来，最后，敢情我们的方向问题尚未解决，而且永远解决不了，永无解决之日。你解决了，他干什么去呢？我们可不知道我们究竟向何处走，我们只能听命“四人帮”的不断纠正、指示、批判、引导，每走一步路解决一次方向问题，说你一个方向有问题，不论是企业经营，技术更新，学术研究，艺术创造以至军人比武，愈有成绩就愈错，成绩愈大罪过就愈大。说你一个方向好，赔了本也要算政治帐，输了也算赢，小儿科也被吹嘘成巨人。你怎么办呢？等着他给你掌握方向盘，推一推动一动吧。这又算是个什么“方向”呢？
有没有方向问题，当然是有的，这主要是指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年代，一些具有直接的政治内容的事业、作品，或者是指导层的运筹决策，脱离开这些前提，时时、人人、事事都要抓方向问题，则只能使我们陷入空洞的争论，随风而变的摇摆，使我们变成用革命词句装扮起来的空谈家。正如争端本身并不代表姓社或者姓资的方向，许多经营管理、学术研究、艺术创造本身也并不具备明显的方向特指。这当然会使一心纠正旁人的方向而自己不做实事的人扫兴，然而这是事实。方向问题主要是领导层的事，我们的使命是进行生动活泼与脚踏实地的建设、积累与创造。
我们将会懂得各种概念的含义与用途。我们的实践与学术研究将会充实与发展改变某些概念。在学会使用这些概念的同时我清醒地觉察到概念的实在性与虚构性，确定性与可变性。概念将被我们所用，不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地为概念所用。不要再用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办事和吓唬人了。这样做，如果不是阴谋和别有所求，那就是食语不化的愚蠢。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