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和平伯先后辞世也克享遐龄和大名的是姚克。姚克虽然聪明绝顶、风华盖代，但要是不遭这场飞来横祸，究还难能与平伯同日而语。而且身羁异国，梦萦故乡，竟至“平反”已过十稔，尚惴惴终日，不敢“赋陶”(姚克的用语，猜测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及到弄清楚故国已河清海宴，袱被欲赋归陶，却又大限倏临，落得吴中山水，永隔人天；落杉矶头，魂羁异国，亦可伤已夫！
“姚克”，只是笔名，他在早年求学和从事文学活动及晚年旅居海外，用的都是“姚莘农”原字，他生于一九○五年一月，卒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快近他的去世周年纪念了。按我国习俗计算，存年为八十八岁，所谓“眉寿”；若按西俗的实足年龄，则相差二年，仅是八十六岁，因为一九○五年一月，阴历尚是甲辰的龙年而不是乙巳的蛇年，这在搞历史名人的生卒年往往是一件麻烦使人头痛的事，例如大名鼎鼎顾炎武的卒年，至今还无法确定，便也因顾氏是卒于岁尾年头的原故。姚克是杭州人，却侨寓苏州，毕业于东吴大学，是我八科的大前辈，所以无缘在苏州天赐庄或上海昆山路和他相见。我见到他是在上海愚园路的《天下》月刊社，时为一九三五年，而我于那年秋季才负笈吴门。
姚克天资卓越，中英文兼长，东吴是教会大学，洋教师众多，不过像他这样成就还是罕有的；中文则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清末任过福建提学使，这个官职是清季官制改革将差使的学政改为实官的提学使仅有数年的事，不过任提学使的也非翰林院出身的太史公莫属。我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查一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发现很可能是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丙戌科赵以炯榜的二甲第六名进士姚丙然。姚克早年在国内搞西洋文学写小说编剧本，晚年却在国外研究古典文学，花了十多年专研李贺诗，并异想天开地预备花几万元美金在美国或国内扬州用木刻印制他三十万字的研究李贺成果著作。后来觉得所费太巨，读者会接受不了，又设想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却从没有接到姚克或他的受委托人前来抑书面的要求。要是有，虽然古社已在七十年代末出版过一本李贺的全集，但震于姚克的盛名，一定会有考虑重复出版这部书稿的可能。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有完全定稿，是要回到祖国，再收集国外无法见到的资料才能杀青，真是憾事！不知道他的遗孀吴雯女士和子女怎样处理这部遗稿，为之念念不置。
我与姚克并无深交，够不上算朋友，只是到上海愚园路一二八三号的《天下》月刊社常常见到他而已。这时他尚只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我到《天下》去并未把姚克“放在眼里”，这里的编辑们学者名人实在太多了，姚克只是一个婪尾。
为了文坛上种种原因，《天下》这个用英文刊印的杂志及其编者们很少为人所提及。当时文坛分左中右三派，左派无疑是主宰文坛的，右派则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而且没有一个出色的人才，只有中派人最多最复杂，派系也说不清，《天下》的人物，都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却又和党老爷毫不相干。他们是聚集在孙科身旁的一群留学欧美的绅士们。因为孙科是“太子”身份，虽没有枪杆子，国民党却不能不给他一定地盘。为了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山文教基金都由孙科作头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政治上给他一个“立法院”，这个机构在国民党训政时期其实只是一个“法制局”，可立法委员却是简任一级和次长相等的显职，光薪俸便是银元六百四十圆，为一个中学教师的十多倍，所以他仗着中山文教基金和以立法委员为饵，罗致一些名人学者在他身旁，《天下》月刊便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天下》月刊社设在愚园路，毗近兆丰公园，沿马路房子，有二三间房屋，布置得有似文艺沙龙。它没有“主编”之类的名称，多名编辑也并不按姓名笔划为序，我记得那时有六位，首位是桂中枢，其次温源宁、吴经熊、林语堂、全增嘏，最后便是姚克，那时叫姚莘农(后期还添上一位叶秋原，也是立法委员)，以上五位都是留学欧美四十岁以上的教授学者，只有姚克才三十岁，而且不曾出过洋，只有比博士们低二级的学士头衔。当时吴经熊和温源宁已是立法委员，和蒋宋美龄女士同事了，不久全增嘏也获到此职，只有姚克什么都不是。我想，《天下》月刊的实际工作决不是衮衮诸公躬亲的事，责任编辑应是姚克。而姚克得任这个高级刊物的编辑，显然和诸公不同，并非因高官显职而是中西文兼优，为《天下》实际主持者吴、林诸公所赏识之故。
《天下》这本刊物，是用英文刊行的，它不但编辑人选，极一时之盛，而且刊名也起得很出色，既含有面向世界宇宙之意，又是节取孙中山先生遗训“天下为公”的两个字，作为中山文化教育基金的刊物也很有意义。但两者之外，另有一义则鲜为人知。原来三十年代中期，正是林语堂文学生涯最旺盛的时候，创办了好几种销路极广的刊物，刊名都是他所起的，他对刊物的命名和书写，都有特殊的设想，从最早一九三二年的《论语》到离国前一年一九三五年的《宇宙风》，一共有四五种刊物。其中《论语》的来历，大家都知道，不必说了，《人间世》则是《庄子》的篇名；《天下》虽不能说是他创办，但主要编辑是他，因之刊名必然也由他拟定，和《人间世》一样，《天下》也是《庄子》的篇名。
至于刊名的题署，也有林语堂特殊的爱好，他偏爱的是郑孝胥的书法，苏戡的字是苏体，的确是那时的第一流。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已成为众所不齿的人物；林语堂这样做法，真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当然不能向远在长春的伪总理大臣请求挥毫，而是从郑所书的《千字文》中集字而成，当然不敢署名，因之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刊名都是这个大汉奸的笔迹。《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都是如此，《天下》则不容他这样做了。不过这个秘密既鲜为人知，所以倒从来没有被人揭露攻击过，这也是林语堂的幸运；否则当是一件批评他的绝好武器。
《天下》的编辑们真是极一时人材之选，除了姚克还是初出茅庐外，都是享名甚久的教授学者，英文的擅长是不必说了，本国文学有几位也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留学西方的洋博士，除了林语堂未出国前曾发誓决不穿西服，并“谥”领带为“狗圈”外，无不西装革履。并且在《天下》编辑室中，交谈所用的语言都是英语，因为这批人中，有广东、福建、苏州、宁波多种籍贯，南腔北调，实在扦格难通，还是说英文倒大家都可通晓。所以在蛰居亭子间写作的普通作家眼中，他们都是“崇洋媚外”的“高等华人”，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姚克处在这样环境，当然是随俗而安。他在这班绅士老爷之间，生活上更特别的是身上还洒上男士用的高级香水，一进《天下》社，一缕幽香袭人，便发自姚克身上。那时他还“小郎居处”，独身住在公寓里。不过他虽身在《天下》工作，却异常崇拜鲁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加·史诺(这位美国记者的大名不知为什么现在被译成“埃德加·斯诺”)和鲁迅的交往便是由姚克作曹丘的。鲁迅对姚克也非常赏识，青眼有加。这正和林语堂系统的一员大将徐<SPS=0973>一样，崇拜鲁迅远远胜过对他有知己之感的林语堂，鲁迅对青年真有一股说不尽的魁力。
上面说过《天下》的编辑们既无主编和助编之分，也不采用以姓氏笔划为序的作法。姚克(莘农)因资浅而理该屈居末名，首列的却是现代人较为陌生的桂中枢。
三十年代抗战之前，上海有一用英文出版的周刊《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e)，它是国人办的，和外人办的《密勒氏评论周报》齐名的政治经济评论权威刊物，主编便是桂中枢。他的英文之精湛，在《天下》社中堪与另一编辑温源宁并驾齐驱，因为他俩都是出生或在西方受教育再回到国内工作的，和另外几位是留学生有所不同。他之兼任《天下》编辑，我想他不是文学编辑而是政论编辑的缘故，因为《天下》并不是纯文学的刊物，也需要这样的一位编辑。
在《天下》社，我最不熟悉的便是桂中枢，因为他不常到社，难得碰到他。但过了四年，我们却成了同事，因为我和他都是“秉公法律事务所”的律师。这个事务所是上海那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法律事务所，整整占了上海圆明园路女青年会大厦的一层楼面。主任律师是刘世芳，他是以抗战胜利后担任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中将庭长、坚持要判处敌酋战犯冈村宁次大将死刑不克遂志而引退知名于世的。他的事务所共有七八位律师，各拥有一个房间。悬牌其间的律师又是桂中枢居首列，我则和姚克一样，当然只能附附骥尾。这个事务所太平洋战起便歇业，我和桂中枢同事为时仅只半年。《中国评论周报》亦告停刊。《天下》抗战后迁到香港出版，他未去港，不知是否还担任在港出版为时甚短《天下》的编辑，后来便杳无音讯，现在恐怕早已成为故人。他的前额有一个很大的赘<SPS=0974>，酷似道家的太极，大家背后都叫他为“太极图”，至今印像犹深。
另一位年资俱深的是温源宁，是北京大学的英语系主任，与王文显齐名，在北大人才济济的教授中，他也算一个。他大概是出生在西方并在西方受教育的，中国话只能说广东的客家话，听了不知他说些什么。他不但不会说普通话，连汉字也写不来，远逊于他的前辈学者黄遵宪。温源宁那时已离北大成为孙科的立法委员，一副盎克罗撒格逊学者的面孔，龙门高竣，不苟言笑，令人见而生畏。但一见到我这后生小子，却一变常态，笑脸相迎，为什么？说也好笑，他有求于我，不得不尔。这在我真是小事一桩，原来只是替他用笔开几个信封，他写信给国内亲友，非写上汉文不可，又不便倩《天下》社同事捉刀而认定我这后生小子是最适当人选。我当然也欣然命笔，时常为这位大学者捉刀。
温源宁不久便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驻希腊大使，派他到雅典去持节是很得人地之宜的，据说一任便是好多年，国民党政府搬到台湾也不能遣人瓜代，原因是深谙古希腊文化的外交人才难得。更重要的是年资深了，成为驻雅典各国使团的领袖大使，在台湾的驻外使节日渐减少之时，可不愿意失去这个罕有的外交荣誉，于是只好让他蝉联到台湾和希腊断交为止。
另一位编辑是哲学家的全增嘏，这位圆面孔笑嘻嘻而没有下巴的学者，那时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是除姚克这位青年外唯一留在大陆而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去世的《天下》编辑，他不但英文好，还擅写汉文，趣味隽永，其幽默恐驾林语堂而上之，但不多作，致为世人所不知。复旦那时尚非国立大学，规模不逮今日百分之一，全增嘏的名位远不及衮衮诸公。我年少出言无忌，信口问他何时可做立法委员，全增嘏只是笑笑不作正面答覆。但过了几月，他便如愿以偿了。全增嘏一生未婚，这个缘故我未敢问他。
《天下》的主要编辑是吴经熊，他是孙科的得力干部，“立法院”的“立委”，在一九四八年“行宪”之前，并不由民选，只是国民党政府作为酬庸之具、安插一些闲人之所，大部份委员并不懂得法律，只有吴经熊是真正的法律专家，便由他来当“法制委员会”的委员长之职，替“立法院”撑撑场面。John C.Wu是美国法学博士，和胡适之、梁实秋捧着杜威、白璧德一样，吴是扛着美国法学大师荷姆斯法官(Judge Holmes，他是柯南·道尔笔下大侦探的同姓，正和上述埃加·史诺的大名一样，我不愿和一些旧文人一样，译他为“福尔摩斯”)的大纛回国的。北伐一成功，他便被任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曾判处上海同孚路五号国际大赌窟的洋人徒刑，是我国废除最丧权辱国的领事裁判权的先声。然而他不但是法学家，更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
我和他是同乡，又有葭莩之亲，应该尊他为表伯或表叔。他又是东吴法学院的院长，又应称他为老师，但从未在亲串中和学校里见过他，在《天下》社和以后的交往，只好算是朋友或是忘年交吧。我到东吴法学院读律，原不是出我的自愿，本来中学毕业之后，想到日本念大学本科学文，可家庭一定要我先在国内考一次大学，不录取便让我东渡扶桑。在《天下》社和林语堂说了，他说去考东吴好了，并指着在旁的吴经熊说，他是东吴法学院的院长，叫他收你这个学生便是。
我并不想读枯涩的法律，一心想到日本去读文科，所以在入学考试时候，效法“文革”时期的“名人”张铁生，缴了白卷。但是竟和张铁生一样，通知书来，被正式录取，使我大失所望，从读书到执行律务，使我一共花去十五年的光阴。我疑心是林语堂一句话，使吴经熊动了真格，运用他的职权，破格录取我这个学生。
吴经熊的古典文学造诣很深，他在《天下》月刊长篇连载的名作是《唐诗之四季》，把唐代著名诗人分为初唐(春季)、盛唐(夏季)、中唐(秋季)、晚唐(冬季)四季，当然用英文撰写，引据原作，阐明四唐和四季的关联和特色，真是头头是道，发前人之所未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但唯一的缺憾是英译的诗没有附上汉文，有些冷僻的诗，便无从寻觅原作对照。
后来有一位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天才大学生叫徐诚斌的，和我商量，要把《唐诗之四季》译成汉文，在我所编的刊物上连载，因为圣约翰大学不注重中文，徐诚斌的汉文程度不很高，要求为之润色，我欣然同意了。那是抗战以后的事，吴经熊已随《天下》迁地香港，所以我和他信札往返，又成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于此不能不提一提这位译者徐诚斌，他后来成为我的一位挚友，于二次大战中负笈英伦，在希特勒的VI横飞海峡之时，他在牛津面壁八年，终于取得了连英国学人都叹服的学术成就。五十年代他又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并成为香港教区的第一任由华人担任的主教；据说在香港的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可惜他积劳成疾至于殉职，仅得中寿。因为翻译《唐诗之四季》，徐诚斌颇得吴经熊的教诲，汉文程度也突飞猛进。他从英国回来任职中央大学教授时，已非吴下阿蒙，远远超过为他润色过汉文的区区了。
徐诚斌之成为天主教徒，受的也是吴经熊的影响，吴经熊在抗战期间蛰居重庆，曾受同乡某巨公伉俪的委托，命他重译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曾长期从事这个巨大的工作，后来完成没有，则不得而知。
吴经熊完全是书生习气，毫无高官、学者的架子，我在东吴读律五年中，从未见到这位院长，据说他一到校便一头钻进学生宿舍操起二胡大哼其京戏；做官他也不是出色当行，在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已渡长江、李宗仁代总统时期，孙科一度组阁，“司法行政部长”一职，当然非他莫属。可是他远在海外，又胆小不敢乘飞机，及至乘海轮抵沪，孙科内阁早已垮台，总算做过一任空头部长的“特任官”。
我和他沪港的通信，还不只限于《唐诗之四季》的汉译工作，他高兴起来，会给你一封数千字的长信，内容无所不谈。记得有一信，是他看到我所写的一篇书评，是评论杨刚(羊枣之妹)女士所译的《傲慢与偏见》的，文中我提到人类“蛮性的遗留”，内容是反对古老的传统，赞成“新鲜的血液”。他大为欣赏，给我一封密密麻麻约有五千言的长函，讨论这个问题。我收到后竟然会什袭珍藏，一点不曾想到这是一篇求之不得的好文章，堪以登载我手中所编刊物第一篇的，真是昏透了头！否则这篇文章总还有迹可寻，而今则珍藏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成为秦火劫灰，无踪可觅了。
吴经熊晚年定居夏威夷，《东吴校友通讯》时有消息报告，他是辈份最老的校友，于八十年代最后二年才谢世，存年总要近九十吧。
林语堂和吴经熊是《天下》两个支柱，关于他的事人家谈的太多了，这里只是有关《天下》的。他在《天下》的文章，是沈三白《浮生六记》的英译。这本名著过去曾由“朴社”俞平伯等刊行过，经他一英译，突然走红起来。《天下》的销路是全靠吴、林两人的长篇连载支持的，《浮生六记》编成话剧，又摄成电影，又印为英汉对照的单行本，成为学习英语的教材，连西方人也沉醉于中国十八世纪一对平凡夫妻的平凡生活了。
林语堂最擅长的是用汉文介绍西方，和用英文介绍中国，他的几本名著无不如此。但是在译《浮生六记》也发生很可笑的错误。例如在英译中说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的债，我看了觉得奇怪，查对原作是“西人”。十八世纪乾隆时代的“洋人”还只能派遣几个有限人数的使节到北京去觐见皇帝，怎能在苏州落户放印子钱。显然这个“西人”是指海通之前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山西人，简称“西人”；正和那时称“东人”是指齐鲁之士一样，决不是指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林语堂当然虚心接纳，后来出英汉对照的单行本时不知改正了没有。
林语堂于一九三六年夏忽然举家迁美，其原因是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请，到美国去写书。其实他的几本赚美金的名著，《吾国与吾民》早已出版，《生活的艺术》也已杀青，连长篇小说《瞬息京华》也已有了初稿，何必一定要到美国去？实际上还有不能言宣的原因则鲜为人知的，这和《天下》不无关系。《天下》六个编辑中有三位是读法律的，却只有吴经熊当上立法委员，桂中枢的情况我不明了，姚克则显然年资不够。但温源宁是学文的，却当上了，同样学文的林语堂和学哲学的全增嘏当然也觊觎这个位置，可声望不逮林语堂的全增嘏当上了，林却未被延致，这便是他怫然去国的另一原因。
孙科为何不把林语堂收入药囊中呢？这是林语堂在“一二八”之后，与宋庆龄、鲁迅、杨铨等发起“中国保障人权大同盟”和创办《论语》，都是使国民党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孙科只能延聘他为《天下》编辑，而不敢延致他为立法委员。
还是再回到姚克吧，十月下旬，蜚声国际学术界的柳存仁教授在扬州开完“《红楼梦》国际学术讨论会”过沪，四十多年无缘畅叙，这次与之作八九小时的长谈，在座还有一位香港学人马叔庸先生，因为他俩在五六十年代居港时，姚克也在香港，他们都是熟人，时有过从，因此有关姚克离开《天下》后的事，便闻之于两位为多，但均无关于《天下》的事，也就不谈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