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看来，中国文明能历尽几千年劫难而赓续下来，是一奇迹。这主要是，中国文明具有如下特色：第一，永久使用写意文字而没有过渡到字母文字；第二，知识阶层所信奉的是儒家伦理而不是宗教；第三，治理国家的阶层是通过考试选拔的士大夫，而不是世袭的贵族。(几乎与所有谈论中国文明特色的中外学相反，罗素将家族制度排除在中国传统文明的特色之外，指出家族制度也是其他文明所必经的阶段。)但是，在罗素看来，特点与优点并非一回事，中国文明的上述特色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是利弊兼半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则是弊大于利。他认为，汉文字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却不利于普及教育与民主政治；中国的科举制度比近代以前西方的世袭贵族制要公正得多，也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尊重学问的风气，但科举制度在后来从内容到形式都扼杀中国士大夫的创造性，使这个泱泱大国的士大夫的知识局限于几部古书，严重阻碍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儒家伦理就其使中国古代知识阶层避免了宗教迷狂而言，功绩非凡，但是儒家伦理同时也使家族观念压倒了公共精神、使传统的习惯与权威压倒了人们的独立精神与革新精神，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罗素所述中国传统文明的“三大特色”而言，我们可以补充指出汉文字这一“祖传秘方”在陶冶中国人稳健厚重的心境、表达中国人丰富微妙的内心世界等方面的诸多优点，也应补充指出它在严密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计算机操作方面的缺陷。问题只在于中国人能否理智地对待祖先的“传世之宝”。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笔者常常产生无限的感慨。它本来是我们祖先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可惜及至末流，却堕落为陈腐不堪的八股文章，使得天下翰林只不过是一批毫无生气的抄书匠、背书匠、冬烘先生和奴才，反是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现代化，并形成了先进的现代文官制度。对于儒家伦理，世人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笔者只想指出两点：其一，儒家伦理，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尽管有培育礼节、敦睦亲情、保护弱者、安定社会等功用，但它首先是对人的奴役和对个性的压抑；其二，儒家学说成为宗教替代品这一点，常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替代品从思维角度说与宗教并无二致，因为它也与宗教一样养成对教条的迷信与崇拜。从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上说，笔者还应特别指出，在人类一体化的进步趋势锐不可挡的当今世界，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特征，绝非明智之举。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品质才能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而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无法与其他民族交流的“特殊性”，对于总体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毕竟是有限的。罗素在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指出，当东方按照历史大趋势走上了工业大生产的大道，东方文明的固有因素便只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作为“民族特色”残存下去，另一种是被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而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有机成份。(罗素：《东西方未来的文化关系》，《新方向》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冬。)后者似乎更令人鼓舞。
再次，罗素又在该书的《中国人的特性》和《中西文明的比较》这两章中，象当年讨论中西文明的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列举出种种特征来对中国人和西方人性格进行比较。在罗素的笔下，中国人“优良品性”包括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淡泊宁静、温文尔雅，端庄持重、自爱自尊；善于妥协、不走极端，悠然自若、富有耐心，爱好和平、宽容心强，等等。这与罗素笔下的西方人那些浮躁、狂热、蛮横、好斗等性格恰成鲜明的对照。但是，罗素在同时也指出中国人性格的阴暗面，如麻木冷酷、卑琐怯懦、贪婪腐败等。在私人通信中，罗素对中国性格的阴暗面说得还要更多些。例如，他在给情人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没心肠、懒惰、不诚实，……既无知而又胆小怕事。”(罗素致杜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罗素对赵元任也说过相仿的话，参见《罗素不肯说中国人的短处——赵元任替说》，《晨报》，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罗素的本意是要尽量为中国人多说好话，以便证明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结果，他仍然不得不对中国人有所指摘。可见当年中国人的短处在所多有，难以隐讳。还应指出，笼统地开列清单来品评不同民族的国民性，只不过是表达了评论家们自己的情感旨趣，其科学性非常有限。罗素对中国国民性所发的议论当然也不足为训。智力上的优劣高低和道德上的好坏善恶，世界各民族群体从根本上说本都是大同小异，尽管有时在表面上看来会显现五光十色。罗素所称道的中华民族的那些“长处”，其他民族未必欠缺；罗素批评中华民族的那些“短处”，在其他民族那里也相当普遍。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见，有待理性之光来消除。举两个最常见的例子。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著称，但西方哪一个民族的现代成就不是勤劳的产物？西方民族在英勇犯难或慷慨赴死方面难道会比中华民族逊色？我们中间常常有人批评中国人“狭隘自私”，难道西方人之中唯利是图、锱铢必计之徒还嫌少吗？对民族性格的静态比较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迷途，对民族性格的炫耀与自卑都缺乏科学根据。现代人类的正道是冷静辨清哪些是现代人类所应具备的素质并将其作为努力的方向，而大可不必介意它们究竟源于哪一个民族。从终极意义上说，人类一切合乎现代社会发展的进步素质都不可避免地属于现代人类全体。
最后，罗素还将眼光投向中国人的哲学智慧。罗素所钦佩的当然不是中国人在认知方面逻辑与思辨能力，而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罗素多次指出，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它的科学，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它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不过，罗素不是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中去寻求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在哲学智慧的层次上，罗素非常鄙薄儒学，他对孔子的著作不屑一顾，贬斥它们“只是一些繁琐的礼节说教”。罗素所着迷的是道家学说，是道家那种极度崇尚自然的平静心境、那种与世无争的飘逸气度、那种力图确保天下万物各行其道的无为主张，特别是老子所倡导的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被罗素视为高于西方文明的因素，正是道家的“人生哲学”。罗素当时一度认定，西方人受无究的欲望和好斗品格的支配、惶惶不可终日地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甚至将人也视为为实现效率而可以任意加工的材料或者可以任意摆布的机械，人生幸福的目的已被弃置不顾、有的只是无休止的竞争、战争、破坏和毁灭。而且，这些毒素正在从西方向东方扩散，日本人在保留了神道迷信的同时，将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好斗心态和帝国主义狂热等恶劣的东西通通都学到手，野心勃勃地要在殖民主义的邪道上“后来居上”。这就难怪，道家所追求的那种自然、平静、飘逸、自由自在的意境和理想被罗素视为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珍视和保留的瑰宝。实际上，罗素所颂扬之这种中国文化之“长”，在某种环境中，适足以成为“短”(如在解放斗争的环境中)。
读了本文标题的人也许会扫兴：似乎罗素也没正确总结出什么中国文化的长处，又何必在几十年后再发而为文呢？其实，只要世人能够公认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同等优秀，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大声疾呼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通常都是有意无意地显示了我们对民族自信心的忧虑。因为近代中国曾经落后挨打、备受奴役，直到现在还在诸多方面有待赶超西方，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既不是增强该民族自信心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世界上有优秀的古老传统以资弘扬的民族毕竟为数极少。更值得忧虑的倒是，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强调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使之成为拒绝变革落后事物、排拒外来先进事物的遁辞，结果便适得其反、为其所累。当今中国人最需要发扬光大的，与其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古老的“长处”，不如说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追求进步与超越的新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热情和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那种力图取法乎上的心态与志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1922)
冯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