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现象古已有之。西方不用说了，在注重礼教的中国，哀帝为董贤断袖，龙阳君得宠于魏王，都早已成为男子同性恋的“佳话”。六朝前期和北宋时娈童成风，南宋时代的男妓还组织过行会。长期以来，同性恋被视为达官贵人餍足女色而荒淫无度、或无耻之徒追求刺激的丑恶现象，这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自然言之成理。“sida”一词刚传入我国时被意译为“爱滋病”，后来恐怕也是考虑到社会效果，而改成既非意译又非音译的“艾滋病”了。不过据现代科学研究，有些人生来对异性不感兴趣，乃是由于脑垂体构造异常。笔者在巴黎曾遇见一名法国男子，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说这是天性所致，并非他本意如此。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表示理解他的痛苦。因为法国虽以风俗开放著称，从六十年代起男女通奸已不再构成罪行，但同性恋却因“违反自然”而始终受到禁止，两名同性的伴侣在旅馆不能同住一个房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竟有男女同浴觉得不可思议，殊不知中国人在大澡塘里裸体相向倒更使外国人感到无法想象。
　　同性恋者为数很少，但在作家当中却比例不小。原因在于张三李四是否有此癖好与人无关，而作家的本性——无论自己承认与否——必然会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而为人所知。奇怪的是在同性恋作家的名单上，竟赫然排列着一连串光彩夺目的名字，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德烈·纪德、大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意识流小说的先驱马塞尔·普鲁斯特、结构主义批评家罗朗·巴特、以及让·科克托、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等。法国《读书》杂志第二○六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为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同性恋是不是一种文学手段？》，文中列举了同性恋作家的几种类型。有的作家从不隐瞒自己的癖好，例如从十岁起便不断地入狱和流浪的让·热内，他在小说《偷儿日记》里对自己染上的同性恋恶习有真实的描绘。有的作家甚至对此加以颂扬，例如多米尼克·费尔南代兹在《玫瑰色的星》等著作里，以他首创的“心理生物学方法”，揭示了一些著名人物的下意识的同性恋倾向。有些作家则比较谨慎，怕被人贴上“同性恋作家”的标签而遭到孤立，如罗朗·巴特就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不过为数最多、也最值得研究的，却是那些终身为同性恋欲望所苦的作家。
　　亨利·蒙泰朗(一八九六——一九七二)是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他一生都在寻求满足自己的同性恋欲望，这从他小说的题目《给欲望之泉》、《给女人的怜悯》、《善良的魔鬼》、《麻疯女》等等就可见一斑。他成名之后还常在大街上追逐青少年，多次触犯刑律，全靠他大作家的名声和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制服才受到宽恕。直到七十四岁那年，他才发表了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开始构思的小说《少男们》(一九六九)，揭示了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秘密。他认为这本书写出了他毕生的主题，此后再也无话可说，遂于三年后自杀。
　　另一位著名作家于连·格林(一九○○——)也同样如此。他在五十九岁时发表自传《青年时代》，诉说了他的痛苦：“秘密地、默默地和自己斗争，多么离奇的生活！残酷的斗争，无休无止，我如果能哭，我会哭得眼睛流血……今天，我可以说出我在二十岁时就已经背负的十字架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拒绝它，我宁愿背负另一种不那么屈辱的十字架，一种能保持我的自尊的十字架，可是没有……我对此无能为力，难道说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一种罪孽？”评论家安吉罗·罗纳尔迪认为，正是于连·格林内心灵肉之间的冲突造就了他的一系列杰作。罗纳尔迪还认为，英国诗人拜仑由于同性恋和乱伦，其作品才比普通的花花公子、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八九六——一九四○)的作品更丰富多彩。这种说法也许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米歇尔·福柯就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感到耻辱而常想自杀，而纪德虽然鼓吹同性恋，但他一生政治态度的多变也足以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
　　不言而喻，妇女对同性恋更是讳莫如深，虽然实际上要比男子同性恋更为普遍和受到宽容。著名的女作家为了名声都隐瞒自己的私生活，曾和一位女模特同居多年的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对此闭口不谈。萨特的女友西蒙娜·德·波伏瓦最怕人说起她和比她小三十岁的养女西尔维娅的关系，只是私下里承认这种关系是她一生中“最强烈的和最重要的友谊”，而且对她来说，女人比男人更能激起她的欲望，因此她时时都在极力抵制自身的同性恋倾向。法兰西学士院唯一的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不想永远隐瞒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但是她规定要到二○三七年才能发表她和她作品的女译者、曾和她共同生活到去世为止的格拉丝·弗里克的通信。评论家若西亚纳·萨维涅写道：“如果说男子同性恋使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如此着迷，以至成为她作品里的一个几乎总是出现的主题，这并非是为了隐瞒她对女人们的爱情，而是表明她梦想成为一个男人。”
　　说同性恋是一种文学手段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作家出于创作冲动而写出的杰作，毕竟都是自己最深刻的体验和经历。我们如果把同性恋癖好看成一种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无法诉说的、极度的痛苦的话，或许对理解众多的同性恋作家的杰出作品会有所裨益。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