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创刊的《民族博览》杂志刊登了作家王蒙从文化部卸任后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的访谈录。在这篇访谈录中，王蒙在回答了日本共同社记者关于对日本话剧《李香兰》的印象之后说，小说家写小说的目的“不是充当历史的裁判者，更不是给历史做结论。那样的话怎么得了，还怎样让人敢写小说？”
他目前正在进行“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每两年一部，十年为期，共拿出五部小说。第一部《恋爱的季节》已完稿。王蒙说自己写这部系列小说的目的，只是忠实地表达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一批人，他们在中国巨大的变化当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的幻想、追求、失望和希望。“也许他们的经历是有意义的，甚至于他们的经历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一种人生，后人从他们的经历中能有所得，就像李香兰。”
此书开过天窗
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已有多年，这一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四川一个专业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年九月初版、一九九一年五月再版巴金《讲真话的书》，却将《“文革”博物馆》抽弃而以“存目”代之，在上述两次印本的第1026页，除了标题，便是全页空白。一九九一年初，四川的龚明德趁拜见巴老之机，问及此事，巴老果断地说：“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龚明德在《成都工人报》以《巴金说：“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为题，披露了巴金文章在四川版书中存目的一些情况。龚文说，“《随想录》中关于‘文革’的文字是删不干净的，删干净了也就没有了《随想录》。”意味深长的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文革”博物馆》一文将连同另几篇文章一并全文补入第三版《讲真话的书》。得知这个消息，龚明德说：“我是一点欣喜也没有”。因为他担心，如按这种办法行事，“保不准某一天根据什么眼色，又来一个开天窗式的‘存目’”。(京综)
谁是皇甫平和吉方文
一九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及其后以同一署名陆续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开大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文。在“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获新闻一等奖。然而，皇甫平究竟是何许人也？在国内的媒体上很少提到。台湾《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张守一专访了《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皇甫平”是一个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周本人是其中之一，另二位是笔名“司马心”的凌河舆施芝鸿。“皇甫平”实即“黄浦评”的谐音，因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评”即评论。
第三篇《扩开大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曾引发了“资”“社”的争议。当时领导决策要以浦东为开发重心，要求上海人“敢于为天下先”。该文于是提出三问：改革开放1.会不会影响民族工业？2.是否钱会被外国人赚走？3.是否使上海再度沦为“冒险家乐园”与“十里洋场”？文章均论证“不会”，更大胆提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与“资、社”无关，只是经济手段。
“皇甫平”本已酝酿写第五篇文章，将“资、社”问题直接搬上台面，未实现。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解放日报》在四月以后改用“吉方文”署名，即为上海话“解放文”之谐音。也发表了四篇文章：1.“论左谈右”，讲市场经济；2.“论加快速度”，讲加速发展市场经济；3.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4.论换脑筋。
(摘自美《海内外》)
《文汇》风格
《复旦沙龙》刊出一篇小文，以《逝者如斯》为题，将一九九○年八月停刊的《文汇》月刊追忆了一番：“美丽的事物也会因各式各样的原因悄然消逝，留意的人只有惋惜感叹的份”。
作者写道：“精而不涩，丰而不肥”，是记忆中对《文汇》最好的评价。一本纯文学刊物要在大红大绿的报刊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光有出污泥不染的精神是不行的，还要竭力刊登一些雅俗共赏之作，以期有更大的接受面。“看上去就像倾国倾城的杨玉环一般，恰到好处”。《文汇》的小说登得很杂，从前卫文学到阳春白雪都有，但构成它浓郁味道的却是在一些文学杂志上渐趋销声匿迹的传记文学栏。它曾以极大篇幅推出的传记文学作品，有很重的“命若琴弦，流年似水”之感。其实这就是《文汇》的风格了。
《文汇》已经停刊。作者说：“这么一本刊物再无声息实在是有些冤枉的。”然而，假如在张爱玲所说“海棠无香，鲋鱼多骨、《红楼梦》残缺”这三件人生憾事之外，再添一件呢？《文汇》实在并非是“无声息”的。
“智力股”是大股
一九九二年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要闻版一篇言论使人读了很开思路。文章说“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有若干股，智力应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股，一个大股，一个‘成长股’”，“科学技术自然可以解危救困；独到的见解、新颖的思路、准确的预料、可靠的信息等，也都是值钱的‘智力股’。随着改革开放日趋深入，智力入股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智力可以救活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可以开辟一种全新的前景，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从这个意义讲，“智力正像居里夫人手中的铀一般，一旦释放，便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智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甚至可以生长成一种产业”。
上海《新民晚报》去年十月底曾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出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与人办起复兰德经济顾问行，靠卖主意挣钱的消息。蒋教授不仅以智力实现自身价值，丰厚自己一向清贫的钱袋，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车子推向前进。(京仁)
逝者之迹，来者可鉴
一九九二年是科技界两位中年专家蒋筑英和罗健夫逝世十周年。有关地区和部门为此专门开了追念会，拍了电视片。在人们痛惜、感慨的同时，电影界的报纸又披露，近三年来，每次全国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开会都要先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学部主任致哀。这则消息留下的阴影未逝，又传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四十二岁猝然离世的噩耗。文化人的心理震撼实在不小。
这年年中的《求是》杂志曾以《关于“英年早逝”的思考》为题，详尽分析过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诸多原因，曾谈到五十——六十岁是英年早逝的高峰期，主要因为这个年龄段是才能与身体、创造与健康之间的矛盾最尖锐最容易激化的危险期。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对此缺乏认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长远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条件处于低水平，体质相对较弱。朱光潜先生曾指出过，同欧美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总是未老先衰。
据说，路遥在写作获茅盾文学奖作品《平凡的世界》时，生活极无规律，饿了，就到外面的小摊上买点最便宜最可以充饥的东西吃。如果是深更半夜饿了，也只好挨着，等到天亮以后再说。作家蒋子龙由此痛心地说：“他是消耗型的人物。只注意事业的质量，忽视了生活的质量。”
(晓蓉)
钟星座是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SPS=0545>先生的第四个儿子，中国第一个摔掉铁饭碗的广告制作业个体户，现在是“星座壹仁广告设计制作所”的老板。他的“张裕葡萄酒广告”曾获当年全国广告一等奖。目前有二十一幅广告誉满海内外。
星座对时髦的“第二职业”不屑一顾：“对我来说没有第二职业可言。要干就是要全方位全身心地投入，就是堂而皇之地做，我不喜欢这边沾一点，那边捞一点。在现有的体制下，既然你觉得第一职业不适合你的口味，不能使你充分发挥，你索性就破釜沉舟，把第二职业改成第一职业来做。”星座认为“第二职业使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敬业精神”，因而“这种事情要不得”。
《中国青年》杂志一九九二年十一期刊登星座此论的前后，《僚望》周刊四十八期又刊载方进玉之《该给“第二职业”泼点冷水了吗？》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风乍起，吹‘翻’一池春水”、“什么是第二职业”、“救救第一职业？”、“外国人真的都兼职吗？”、“尾声：绝非一笔抹煞”。作者说，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第二职业的健康发展”。许多文摘报相继摘发。
议论纷纷之中，有位身兼多职的文化人直言说：“如果我能像钟星座，三十秒广告十二万元起价，很快成为‘有产者’。我一定马上把自己喜欢的第二职业改成第一职业来做，全方位投入。”(静综)
未来文化热门职业
郦辉在《上海文化艺术报》撰文，预测以下十大文化职业将成为热门：
独立制片人——今年电影市场放开，各电影厂自办发行后，将出现一批不属于任何公司和制片厂的独立制片人，以他们富于昌险的精神和电影专业知识，自筹资金，自组班子，投拍电影。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电影的前驱人物；音乐制作人——面对港台唱片的步步紧逼，大陆音乐界奋起反抗的唯一途径是创作路子与发行方式的改变。其间，以市场为导向，又具有个人个性的音乐制作人将担负起引导流行口味的重要角色；文化经纪人——现已从最初的地下工作者升格为热门职业。文化经纪公司四处挂牌，私人文化经纪公司也将出现。走穴的经纪人会继续走红。文化市场的特殊性不仅要求经纪人有高度商业意识，同时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形象设计师——在文化发展中完善“造星机制”需要对“明星”的推出有一整套出奇制胜的设计。形象设计师对于明星的穿着风格、个性事业及文化素养的品味需有相当高的鉴赏力与洞察力。摄影人——作为城市文化的象征，独立摄影人将从广告摄影及新闻出版等方面推动摄影艺术迅速膨涨。他们将按自己的实际水准明码标价；自由撰稿人——报纸扩版、杂志改版、电视台与电台容量增大，将激化报刊媒界的竞争，导致稿费的急剧上升，从而使撰稿人成为新的热门职业；节目主持人——主持人中心制的效应已被肯定，对“金牌司仪”的需求将更兴盛；发行人——书报杂志业的巨大变革，个人承包、集团承包与中外合作式的杂志不断出现，将使作为产业投资经营的发行人通过种种努力获得巨利；策划人——文化商业运作机构启动之后，策划创意便成为一种智力竞技。“幕后谋士”将成为专门职业进入各种文化活动；美术设计者——实用艺术广泛进入大众生活，对橱窗、广告建筑、室内装璜、庭园等赋与革命性新内容的将是新一代设计人。报纸、杂志版面设计竞争的结果也将抬高美术设计者的身价。
西方的“耶稣热”
最近，西班牙出版了一本题为《迷宫的试验》的小说，作者是桑切斯·德拉戈。小说以一个面临个人生活危机的中年人的口吻叙述了耶稣的生平，并将耶稣描述成加利福尼亚人而不是犹太人。作者这种离奇的构思打破了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上帝的神圣形象，在书中，上帝不再是圣者，他仿佛已与叙述者融为一体，也具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和所有烦恼。作者自称他是想通过此书来造就一个异端的耶稣。这本书让人想起了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舆论也担心会引起正统的基督教徒的强烈谴责，甚至会对作者下死刑判决。然而，小说问世后，销路看好，第一版印数就达二十一万册，并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此书还荣获了一九九二年度西班牙地球文学奖。
无独有偶，在美国，美籍意大利裔作家戈尔·维达尔也在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作《生自耶稣赴难处》，这也是一部描写耶稣生平的小说，但书中却把基督变成了一位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者，这恐怕要比桑切斯·德拉戈更为大逆不道。
这两部小说的问世并非单单是作者的心血来潮，它们代表了当今西方文坛刮起的一股“耶稣”热。每年全世界要出版上千种有关耶稣的书，其中许多进入最畅销书之列。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所描绘的耶稣不再具有神圣感和神秘感，他和世人一样有自己的私生活，有难言的隐私，有凡人的种种感情和欲望，上帝的形象已被世俗化和平民化了。
(丁强)
新的挑战
进入信息时代后世界图书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只阅读三本出版物，而每个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却长达两千多小时。恐怖小说作者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而经典作家却备受冷落；在法国，三分之一的人每月读书少于一本，更令人惊讶的是每年有七万中学毕业生居然没有阅读能力，更不用指望他们读书了；意大利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每年读不满一本书。九十年代以来，图书销量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
究其原因，现代化的娱乐以其新鲜刺激的优势，拉走了大批读者固然是重要时代原因，但现代教育的失误也是不能忽视的。为讲究直观、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学时常运用电化教育等先进设备，使学生们对书籍的兴趣相对减弱。而学生业余用于阅读的时间又日渐减少，久而久之，就丧失了阅读的习惯。
(晓岩)
孙中山的购书单
一九九二年春，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得到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教授相赠的一份孙中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购书清单复印件。返国后，他将购书清单与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相勘，证实该清单是真实的。所购的书，很大一部份仍收藏在上海孙中山故居。
姜教授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此份购书清单反映了孙中山思想发展有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其中对西方理论的关注很值得研究、重视。这份书单开列的书，不少内容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潮，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一反往昔不关心哲学的习惯，孙中山还购买了一批哲学论著；另外，还购买了关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的一批专著。其它书涉及他对经济、法律、军事等具体问题的浓厚兴趣。
姜教授说，这些著作之所以在短短期间内排进孙中山的书橱，显然是因为孙中山这时已经在考虑制定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在内的建国方略。他力求在这些方面有充实的知识，以使建国方略的制定具有科学的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时所购的哲学著作，兴趣集中在柏格森与倭铿两人的哲学上。(据《中国新闻》)
谁先到美洲？
谁先到达美洲？一些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东晋和尚法显大师先行于哥伦布一千年，在公元四一二年东航美洲，首先踏上这块新大陆。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法显当年东航所到之地耶婆提国，即现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到美国的洛杉矶一带。
积三十年研究，著有《谁先到达美洲》一书的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客座研究员连云山说：“法显和哥伦布的到达美洲，并不是互相排斥，势不两立之事。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表现”。他称，“当公元一九九二年全世界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五百年之际，人们不应当忘记对人类文明史同样作了贡献并且最早作出贡献的中国人法显。将这一历史荣誉归还于他，是中国人和全世界的责任。”
中新社记者在报导以上消息时还说，在隆重纪念法显到达美洲一五八零年的会上，北京学者王大有、宋宝忠的新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追述数支中华祖先早在三千至一万年前就沿不同线路到达并拓荒美洲，其观点之新，引起与会者瞩目。
“黄仁宇现象”
黄仁宇的历史著作近年风靡台湾，造成“黄仁宇”现象，但也引发诸多争议。台湾报界认为“黄仁宇”不仅开创了雅俗共赏的历史书写方式，他的“大历史观”用宏观观点来诠释历史也是独特的。他的着眼点在用归纳法看历史如何发生，更重视历史长期的合理性，不论断一历史事件的意义。他写史书的文笔精彩生动，特别喜欢加入自传式的插曲，以提醒读者他不是一个典型读书、关在象牙塔里冥想的史家。这种写法“提供了历史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感”。但在台湾费仁宇的史学论著史学界目前也引起相当程度的争议。批评他的人说他的书太通俗，不够严谨，是“史学界的三毛”，又说他的大历史观以五百年为考量，无法看待只有四百年的台湾史。总括而言，主要争议出在学术与通俗之辩，统一与独立史观之争。
黄仁宇不从道德判断来论断历史人物的好坏，这使人们感到他是在平心静气地探讨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台湾评论家南方朔认为，黄仁宇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评价大体是公平的。但大陆的史家认为他把蒋介石评得太高，台湾史家又觉得他把毛泽东写得太好。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争论已经十分激烈，即将问世的《从大历史观点读蒋介石日记》恐怕将引起更加炽热的争辩。
列宁传记的遗憾
在原苏联的所有列宁传记著作中，作者们绝口不提列宁的外祖父，因为他是犹太人。俄国《莫斯科新闻报》去年则详细介绍了列宁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勃兰克的情况，他是犹太人莫什卡·勃兰克之子，在父亲死后接受东正教洗礼，改名为亚历山大，后考入彼得堡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辈子医生，并生有六个子女。列宁是他最喜爱的女儿玛莎(玛利娅)的儿子。亚历山大·勃兰克于一八七○年六月去世。沙皇警察机关的一些文件详细记录了亚·勃兰克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他的大姐安娜·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受苏共中央之托搜集有关列宁的材料，很快就在档案部门发现了这些文件。她把文件交给了当时任列宁研究所所长的加米涅夫。由于俄国人中存在着强烈的历史形成的歧视犹太人的偏见，研究所决定，这些文件“不宜公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安娜致信斯大林说，“现在，在我国，甚至在共产党人中，反犹主义又表现得很强烈了”。她要求公布外祖父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认为，人民对列宁的爱戴将帮助苏联克服反犹主义。斯大林批示说：“现在不是时候”，“在这件事上胡说八道是不妥当的。”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后，在欧洲掀起了反犹浪潮，这一浪潮也波及到苏联，一九三四年中，安娜再次致信斯大林，要求公布外祖父的犹太民族出身。她写道：“我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对这一事实表示缄默。从逻辑上说，这不是出于承认民族平等。”但她的信仍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应。
(余中)
历史的迷雾
法国罗贝尔·拉丰特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当代法国秘密档案》的第八卷，起止日期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众所周知，美英法在二次大战中是盟国，法国沦陷后戴高乐将军曾在伦敦领导抵抗运动，作为拯救法国的英雄有口皆碑。该卷的主编克洛德·帕雅一向以历史研究方面的“自由射手”著称，他披露的机密材料揭示，当时法国其实备受英美的冷遇，不仅从雅尔塔到波茨坦的一切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把法国排除在外，而且戴高乐连设在华盛顿的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在一九四○年惨败后一蹶不振，缺乏实力，从军事装备到食物和卫生纸都要依赖美国；二是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讨厌戴高乐咄咄逼人的性格。罗斯福在通信中总是把戴高乐称为“圣女贞德”，即法国历史上反抗英军而被英军烧死的女英雄。丘吉尔更是认为戴高乐“穷凶极恶”，要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后来在谈到英国向法国提供原子弹秘密资料的问题时，丘吉尔写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戴高乐有了原子弹，首先就会把它扔在伦敦！”。
(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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