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很多人眼里，“论文集”的身份大不如“专著”。而在专著满天飞的今天，吴福辉这本迟出的论文集显出了自己的份量。
当然，谁也无法给“论文”规定出必须遵循的模式，但读多了由“专著”书稿章节裁成的论文之后，往往会感到其“论”的成分的稀薄。按照如今许多书稿的写法，吴福辉这本论文集中的半数文章都能各自扩展为“专著”。将论文抻成书的过程将会遂心应手，以作者读书之多、思路之宽广，他不愁没有可供摘引、可供铺叙的材料。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本论文集。就思想信息的密集度说，它抵得上好几本书。
作者以“为未来的现代讽刺小说史准备的提纲”《戴上枷锁的笑》为书名，他是把讽刺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事实”来确立它在文学史上的“光荣席位”。对于据说是“说不完”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概括性勾勒，而吴福辉将“讽刺”这条线索富有立体感地凸现了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独特的研究旨趣。在为中国现代讽刺小说追本溯源与勾稽流变的过程中，他已经描画出“史”的脉络。
吴福辉在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怎样“反复思量自己的经历、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求寻找与自己契合的那一部分。”他说：“虽然我本人毫不幽默，也非机智，但我喜欢真正的喜和笑。我觉得我很能领会它。”如同作家的自白未必能给我们指示出读解作品的正确路径，研究者的自述也不见得就彰明了他的研究特点。或许，吴福辉确是因为“喜欢”、“领会”与“契合”而选择了“讽刺”，但当他进入对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研究，他严正地节制着自己的心灵投入，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做发掘和品评的工作。无疑，他拥有历经曲折之后才能获得的人生理解，但他决不将自己的人生理解强加于研究对象。他关注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与人生背景，但他并不以社会研究与人生研究去挤压文学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过“我评论的是我自己”的热情宣示，而吴福辉所评论的始终是文学现象本身，他避免了因“我自己”的过多溶入而消蚀扭曲了研究对象的“自己”。这里我无意讨论两种研究趋向的优劣得失，而吴福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未以对作家的人生考察替代对作品的艺术考察，他也不把作家的人生经验混同于艺术经验。当我们很多人热衷于一些“文学中的非文学课题”，吴福辉是把“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来研究。他阐幽彰潜的发掘与品评自然也得牵扯到社会和人生，但他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始终以艺术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带着枷锁的笑》的《后记》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对作家的评价应当最终是文学的评价和认识，这里的关键是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性价值、哲学性价值以及他的文化价值是如何经由文学方式进入到作品当中，而最终成为其文学审美价值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吴福辉显出了他在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中的独立品格。
我不喜欢“代”的提法。把研究者归入“代”的框架，总会冲淡研究工作的个人性质。
而吴福辉是喜欢他的“代”的。他甚至表示：“我只有夹在一九七六年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新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中间，才能深切感到存在。”但只要我们把精神联系与学术追求加以区分，就能看出他独立的学术志趣。
收入《带着枷锁的笑》一书的论文写于一九七九——一九八七年间。可以说，这里的十九篇论文没有一篇曾引发“轰动”效应，从而使作者在喝彩声中文誉顿起。在那热情浮躁的年代，人们思路奔放，忙于寻找“宏观”的大题目。那些年里，吴福辉也有面对新潮的茫惑，也有紧追新潮的努力，但他不曾被学界气氛撩拨得乍惊乍喜、心气亢奋，不曾趋风气之所趋。他在调整中保持着自信。这十九篇论文可以为他作证。当某些轰动过的惊人之论逐一显出可挑剔、可訾议之处，吴福辉写在那些年的文章反倒较能耐受时间的消磨。
(《带着枷锁的笑》，吴福辉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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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