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逝者已经高卧无言，个人之间的交接，也成为天知地知，尔知我知，话可以随活着的人说去，似乎很方便，实际最费踌躇，说得重一点，说得轻一点，都失慎独之道，因而只能平铺直叙，忆则书之。
祖同没于一九五五年，却非寿终而为投水，原因也非政治或经济，虽纵浪大化，却出于恐惧。我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一怔之余，未便多问。荏苒之间，又过重阳。九秋风露，万顷烟波，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四顾苍茫，音容宛在。
祖同与我同姓，长我二岁，有的人以为我们是族人，实则他原籍嘉兴，我是定海，第一次见面时，问起籍贯，我便说：那是“秀州城外鸭馄饨”的地方。他是名父之子，我的先世，却是往来皆白丁。他是伊斯兰教徒，我则素不受教。他初次到我家，我的太太端了一盆奶油蛋糕到他面前，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事后跟我说，那天使他大窘。他不写小说、散文，专业是考古，但三十年代的文艺界、书画界人士，大都知道他。
当时疑古之风盛行，胡怀琛先生以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祖同乃作《墨子为回徒教考》纠辩，如说“墨子书中关于猪之文字甚少，皆可为据”。两文皆收入商务版的卫聚贤先生《古史研究》中。他的论点，能否成立，不必多说，但学殖才情于此可见，写文时不过二十岁光景，诵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句，为之黯然。
抗战前，我常往中国书店等处访书，中国书店是他父亲颂清先生开设的，当时还不认识祖同。后来去参观吴越文化展览会，由卫聚贤先生和祖同主持，经过交谈，就此认识，还送了我一堆破陶片，又知道他是中国书店小老板，不过他从不过问业务，只将书店作为个人联谊处。他又告诉我：郑西谛、施蛰存、阿英诸先生，都是书店的座上客，因而问我，阿英为人很平易，要不要和他见面？我自然求之不得。第二天，就在大世界附近的青梅居小酌。当时要和祖同一道吃饭，小酌在青梅居，宴会在一家什么楼，都离中国书店不远。此外就是功德林素菜馆，丁福保先生也常到那里。这是一位诚恳和通的老人，因为他开办佛学书局，我问他吃素是否信佛缘故，他说为了摄生，自从改为吃素后，手不再抖，还能穿针线钉书了。
这以后，到中国书店的次数更多了，每次总是捧一包回来，本来是付现款的，也改为记帐。这时卫先生挂名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收入较多，故也有余力从事吴越文化的研究。有一次，他邀我与祖同、张叔驯、葱玉叔侄一同往苏州访古。叔驯先生是著名的古钱收藏家，有“南张北方”之称，“北方”即天津方药雨先生，《校碑随笔》的作者。
访古的目的地是苏州灵岩山，因为山上有吴宫遗址。卫先生先向山上遍找陶片，却不见片瓦，到了山下，居然找到几片，他以为这便是吴王时遗物，还出资叫村民去寻觅。我们问他为什么在山上反而找不到，他操着浓重的山西乡音解释说：可能是大风起时，将陶片从山上吹到山下了。卫公好发奇论，说得神乎其神，我想笑却不敢出声，似忆祖同曾拜他为师，背后戏称为卫大法师，所以我也以师辈待之。他又为我们说了一些有关馆娃宫遗址的话，我却在默诵曼殊《吴门依易生韵》的“今日已无天下色，莫牵麋鹿上苏台”的诗句，也实在写得好。
到了吃饭时，我们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吃汤面，祖同却拿出自带的两枚煮熟鸡蛋，坐在石凳上吃着，每逢游山玩水，他都是以卵代饭。饭后，张氏叔侄即回上海，我们三人便进城内，先想去拜访太炎先生，打电话探问后，说是不在家，于是改访金松岑先生，承他接见。谈话的内容已经忘记，记得的却是壁上贴的那张小笺。因为平时拜访松岑先生的客人多，他又年老，所以希望客人谈话的时间不要过长，这在现在一些来客多的名人中原很习见，但其中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两句话，意思是，如能恰到好处，宾主即皆大欢喜。这两句话原是成语，用在这里却妙语天成，虽小笺犹觉此老之蕴藉。
遗憾的是，此行没有见到太炎先生。祖同是治甲骨的，因为卜辞中的“且”字即“祖”字，所以他有时便把自己名字写成且同。太炎先生笃信《说文》，故而不信甲骨，以为是伪造的，后来祖同写信向太炎先生请教，他回过好几封信，祖同曾将这些信件据原墨影印成册子，送了我一本，现在却是难得的史料了。
甲骨确有伪造的，那是文物商人借此牟利。祖同曾送我一簇甲骨，其中有几片是假的，他是故意将真伪并赠，告诉我两者的区别在那里，一经他指出，真伪就很分明。甲骨可信，但卜辞的史学价值有些夸大，就像周易的哲学价值一样。近几年，周易走了红运，由冷书升温为热书，可是它的真相越来越模糊，本来看不懂的读者也在鉴赏了。
这些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用口说，二三语即可了却，但一到幽明殊途，存没相隔，人琴之弦常常会在感情深处隐隐作响，何况他送我的一些东西也不在身边了。
卫先生于解放初期离开大陆，一直不曾听到他的信息，他和祖同合编的《说文》月刊，却不失为一份有质量的学术刊物，与当时的《制言》可以比美，也使人想起《禹贡》，今天都很难见到了。
少年时读俞平伯先生那本小型线装《燕知草》，便被他浓得化不开的文姿紧紧吸住，第一篇《湖楼小撷》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我们初入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昨儿乍来，便整整下了半宵潺<SPS=0677>的雨。今儿醒后，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艳欲流。”《汉书》下酒，俞文也使人微醺，总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临安的楼头听到雨声。不想祖同却邀我同游杭州，宿在他家的空楼房里。屋子是旧式的，有一个人管着，不在湖边而在巷中，也无山可眺。早饭由他外婆家的女佣送来。住了两天后，半夜里忽然果真下起雨来，声音由疏而密，滴进我朦胧的睡意中，仿佛连眼睛也有润意，我陡的记起了平伯先生的文章。次日早晨，雨渐渐在收敛，只见送饭的女佣手中拿着一把纸伞，伞的全身却是湿漉漉地。天要下雨，本人间最平常的事情，在我却看作人间可遇而不可求的巧获。虽小楼一夜，却成为平生大恋之所存。过了一会，雨全停了，我们穿过小巷，踅到了苏堤，向断桥走去，周围的游人很少，我们用青年人的双足，踱着老年人的方步，皮鞋上沾着雨后的湖滨泥土，似乎还踏过几朵随风飘荡的柳絮。平伯先生看到过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随手一扬，“一枝轻盈婀娜刚开到十分的桃花顿然飞坠于石阑干外”，我们则看见无主的杨花下降在堤上。
由于和祖同一同吃饭，只能到素食馆，我则嘴馋贪荤，事先在熟食店买了两块牛肉，到了素菜馆，他拿出一把“东洋刀”，那是他父亲从日本带来的，便用刀切了馒头，等他切完，我便随手拿来切牛肉，他一见，马上呀的叫了一声，接着说：“那就送给你吧。”他又告诉我：某年冬天，他父亲穿着狐皮袍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个拿猪肉的行人，无意中给猪肉擦上袖子，老先生回家后，便将这件狐皮袍子脱下，送给了教外人。我听了，便和他就信教问题争论起来，言下之意，是讥笑他迷信，他立即脸色下沉说：“你再这样说，我就跟你绝交了。”这大出于我的意外，从此就不再谈信教的事，心里却不服气，自以为比他进步。黄仲则诗云：“偶然持论有<SPS=0293><SPS=0298>，事后回首皆相思。”仲则此诗非伤逝，用在逝者身上便觉沉痛了。这把“东洋刀”至今还在，亡妻在世时，看见后就说：“这是金祖同的。”因为多年不用，已经生锈，也懒得去磨。我并没有将它当作纪念品的意思，但那把刀确实是祖同的，它的来处，也确实带有可怀念的戏剧性情节。
最后，还要说一说他的那本《鼎堂归国<SPS=1287>记》。
此书刊行于一九四五年，一九八八年又由上海书店影印，改名《郭沫若归国秘记》，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倒是名副其实，署名仍为殷尘，当是从殷契衍化。
抗战前，祖同曾往日本跟郭先生学卜辞，还向我借去《卜辞通纂》、《安阳发掘报告》合订本等，抵日后，给我寄来一张郭先生手书立轴，和印有郭先生塑像的明信片。七七前夕，郭先生的回国，钱叔<SPS=0111>(瘦铁)与祖同起的作用尤大，书中所记的就是郭先生回国前后的经过事迹。郁达夫先生促郭先生回国的两封信，最初披录的好像就是祖同这本书，孤岛时期，曾交我在《萧萧》半月刊上转载。
郭先生到上海后，起先住在大西路美丽园，沈尹默先生也住在这条弄中。达夫先生连夜从福州赶来，在船埠上遇见了蛰存和亢德，因而也同去访问郭先生。《秘记》现在不难得，所以内容不须赘述，只说明祖同和文艺界的关系。后来《救亡日报》从大陆商场的大楼上迁出，在中国书店有一个短时期的逗留，联系的地方就在店堂的后面小间里，那是祖同令兄礼和先生经营文物的房间，也是由于祖同的关系。最后一天，约有七八人至蜀腴酒家晚餐，记得的有潘汉年、叶灵凤、汪馥泉，好像还有陆小洛，席间潘先生的话说得最风趣。因为蜀腴不是清真馆，所以祖同没有去。
与祖同相交有五十余年，他的逝世距今也有三十余年，至今天才来写这篇文章，嘉兴地方志编纂室准备将他父子生平予以立传。梅村《偶成》云：“书剑尚存君且住，世间何物是江南”，祖同何忍以壮岁而遽离人间？秋心如海，秋魂杳渺，怅念之余，也只剩下淡淡哀愁了，姑取杜牧哭亡友诗句以为题目。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