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纳克于一九四四年生于卡萨布兰卡，父亲是该地的法军军官。他度过了颇为幸运的童年，随父亲在欧、亚、非各大洲游历，上学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成年后服了一年兵役，然后一直在法国贝尔维尔担任法语教师，从一九七三年发表《为谁效劳的兵役》以来从未停止写作，至今已出版了十部作品。一九八五年他获得了兰斯市的侦探小说奖，一九八七年获格勒诺布尔市的侦探小说奖，一九九○年他的《卖散文的女孩》获国际图书奖，所以说起来佩纳克也不能算是无名之辈，他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
佩纳克的侦探小说与众不同，不是那些警匪枪战、格斗凶杀的俗套，而是滑稽动人的故事。他获奖的三部曲《吃人妖魔的幸运》(一九八五)、《厉害的仙女》(一九八七)和《卖散文的女孩》(一九八九)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讲述一个以马洛塞纳为主人公的部落的故事，形式完美，内容怪诞，犹如富于诗意和幽默的传说。笔者尚未看到原著，只能猜想它们有点类似于拉伯雷的《巨人传》，但又与《巨人传》不同，因为其中的人物大多取自现实生活。故事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思想、有爱情、有幽默、有疯狂，各类读者都会因为在书中认出自己的形象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因此无论是大人或孩子、教师或主妇都争相阅读、爱不释手。巴黎北郊的一个院子里住着五户人家，他们不仅把读佩纳克的小说当作最美好的享受，而且梦想像马洛塞纳部落那样生活，常聚在一起吃马洛塞纳爱吃的古斯古斯(一种用麦粉团加佐料做的菜)，甚至作出了“谁不喜欢佩纳克就让他搬出去”的决议。许多读者感谢佩纳克，因为在这个没什么可高兴的世界上，是他为他们带来了欢乐和笑声。
佩纳克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固然是因为他对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和随笔等各种体裁都兼收并蓄、游刃有余，也是因为他生性谈谐、妙语连珠，但在我看来，他作品的成功正是法国当代的小说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首先是作家如何看待现实。现代派作家为了反映世界和人生的荒诞，于是对物的世界作繁琐无比而又无动于衷的描绘，或者塑造冷漠无情而又残缺畸形的人物，逐渐使小说(荒诞派戏剧也同样如此)这种大众喜爱的艺术手段变得荒诞不经、无法卒读。这类作品固然能够发人深省，但是读来毕竟令人压抑，使好端端的艺术享受变成了活受罪。法国现代派文学自新小说派之后便难以为继，表明它已是强弩之末，小说的形式有待于进行重大的变革。佩纳克的作品正是对现代派文学的反拨，它打破了荒诞文学的框框，也不重复庸俗文学的老调，而是恢复了小说的传统功能：叙述过去发生的故事。他不像现代派作家那样对世界感到幻灭和绝望，而是像雨果从丑中发现美一样，在残酷的现实中发掘出生活美好的一面。例如他曾在贝尔维尔的街上看到一个克罗地亚人和一个塞尔维亚人流着泪互相拥抱，都喊着“你永远是我的兄弟”，此刻前南斯拉夫土地上正硝烟弥漫，这两个民族正在进行激战，佩纳克却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正因为他是以诗人的眼光去看待人们和世界，他才能借用传说的形式乐观地反映现实生活。
其次是作家如何对待小说创作。佩纳克的头两部作品是政治性的随笔，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他也想写一些有教育作用的小说，但都是刚完稿便付之一炬，因为他知道几十年来人们已听够了各种各样的说教，这类作品已不会再引起读者的兴趣。他的第三部作品是参照大灰狼小白兔的模式写一只狗的故事，同样未能取得成功。一连串的失败终于使他懂得了这个朴素的道理：“写小说是一种自由活动，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写给谁看就写给谁看。”此后他不再受任何观念或文体的束缚，只写生活中使自己感动的体验。贝尔维尔是各个民族的人、各种职业和店铺混杂的城市，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把自己要写的内容首先告诉朋友们，在讲述的过程中使故事得到补充和完善，所以下笔时早已胸有成竹。他书里的人物都实有其人，例如《卖散文的女孩》中为扎波王后跑腿的文人卢萨·德·加萨克斯，就是加黑玛出版社的侦探小说丛书《祸不单行》的前主编罗贝尔·苏拉，常为孩子们动手术的马尔蒂教授，其实就在圣路易医院工作。马洛塞纳的妹妹的原型，则是佩纳克见过的一个小女孩。但他的所有人物，包括主人公马洛塞纳，都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而是可以让读者在自己的周围自由联想，因此人们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会一致感到“这就是他，这就是我，这就是快乐，这就是生活”。
佩纳克现在声名卓著，成了电台、电视台和各地中学争相邀请的贵宾，每天都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但他却处之泰然，打算再写一本《贝尔维尔四重奏》来结束以马洛塞纳为中心人物的丛书，然后换一种风格写作，因为他不愿意当一位明星或喋喋不休的大师，认为“在写作和说话之间必须作出选择”。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