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对于社会化的经济，也只有这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不断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目标，我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取得较大成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总是顽强地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着干，使我们的经济理论一直落在实践的后面。如果说在前面十年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矛盾尚未致命的话，那么最近几年，这个矛盾已经上升到关系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迄今我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取得较大成功，除了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分权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一种计划体制框架内的变革，它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整个国民经济的框架和体制不能作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新因素的活力和旧体制的桎梏之间的日益积聚的矛盾，很可能把我们的事业葬送。
现实使我们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不搞市场经济而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优胜的，迄今没有先例。那么，计划经济之不成功，究竟是操作失误的结果，还是体制固有的毛病？这是以中国经济腾飞为己任的我国经济学家所面对的头号课题。选择这样的研究，对理论研究的勇气和理论研究的功力这两个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
吴敬琏教授认为，马克思毕竟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古典作家的行列，经济学的研究向资源配置这一方向深化，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计划经济，必须以“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为前提，但是这两个前提是完全不可能具备的。市场经济，则以“完全竞争假定”和“价格灵敏性假定”为前提，而这两个前提却有可能基本具备。这就从理论上做出了我们必须选择市场经济的论证。
实践必然支持正确的理论分析。作者以需求明确、品种单一并且最容易管得住的乙烯为例，说明靠计划审批做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十五个乙烯项目已经批准上马，只有四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全部建成后，不但原油供应无保证，而且乙烯的生产能力将超过合理需求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计划的最好结局，只能是新增一批吃不饱、高成本的大型企业。
曾经有人提出过一种计划配置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可以平起平坐地结合使用的见解。如果这一设想能够成立，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似乎可以减轻。对此，作者鲜明地指出，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一个控制系统。把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板块拼合起来，只会造成大量漏洞和严重摩擦，既不可能长期维持，又陡然激发混乱，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理论的力量在于彻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
价格机制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吴敬琏教授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格机制不可回避。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由什么决定，商品的价格如何运动，这就是所谓价格机制问题。它可以说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同志信守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价值说，拒绝接受以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上升、供大于求的商品价格下降为主要内容的供求关系说，并且把这种符合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和人民大众在“物以稀为贵”的日常经济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很容易形成的正确见解，贴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标签。大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太多不正确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东西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价格机制的扭曲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除了某些农产品(如粮食)从长期看要实行保护价格，某些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部门产品价格要由政府定价或者实行协定价格管理外，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应由市场供求决定。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和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职能。”的确，如果不在价格机制问题这个根子上正本清源，如果不认同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命题又何从谈起？
在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面对借苏东剧变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责难，作者以“力挽狂澜”的学者风度针锋相对地指出，苏东剧变在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计划体制僵化，市场发育极差。如果我们不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可能重蹈苏东的覆辙。面对“主张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分量的人其实想的是全盘私有化”的诘难，作者除了正面陈述市场经济不必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观点以外，还尖锐地指出，坚持国有企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经营，一些企业就只能靠国家的大量不可收回的贷款维持。“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不要太久，国家账户就会变成资不抵债。这不是天天在搞‘私有化’吗？”
在笔者看来，吴敬琏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之下，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结合的典范。关于“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用行政办法(协调生产)成本较低；在生产单位之间用市场方式协调成本比较低。所以用行政方式的交易成本刚好小于用市场方式的交易成本的地方，就是企业的边界所在”的论述，是边际分析的上乘之作(科斯定理)。关于“对于一个储蓄倾向很高的东方民族来说，能用较低的利率吸收存款，是经济高速发展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的见解，关于我国企业运作和市场结构的实际了解，都体现根植中华沃土的优势。作者对于“诸侯经济”、对于忽视市场条件只提内部挖潜的说教，对于承包制的局限，对于双轨制的负调节等等，都有中肯的分析。中国经济腾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大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一目标，并不等于一切就万事大吉。在文集的最后部分，作者告诫人们不可忽视维持市场制度运转所必须的支持系统的作用，还提出了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正确安排改革的时序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笔者特别欣赏关于经济学教育要更新的意见。作者写道：“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现代经济学对于市场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起作用，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由于否定市场经济，它在我国学府也遭到排斥。其实，其中大量成果应当为我所用，借以把改革工作搞得更好，保证新经济体制更快地建立，建立起来了的新体制，也运转得更为有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著作也出现了不少，但一是比较肤浅脱离实际，二是远未深入就急于划清界线。最没道理的是在体系上把现代经济学一古脑地归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范畴，或者至少也要把它称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其实，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属于全人类。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没有什么所谓西方经济学，同样我们不应该企求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并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相反却展示了我国学子对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也将做出不但世界推崇而且世界采用的贡献的前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纠正了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偏见，就是这样性质的例子。
文集中几次肯定地提到价值规律，也许是传统说法之惯性所致。什么叫价值规律，标准的专著和教科书都这样写：“价值规律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商品的价格要以价值为基础，商品交换也要以等量价值为基础来进行。”这与作者“商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并不相符。可见，除非重新定义，所谓价值规律，并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当前常听人说，“谁能够使自己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谁就能取得成功。”着眼于劳动价值和着眼于供求关系，脑筋很不一样，我们应该换脑筋。单就思维逻辑而言，谨守“价值规律”，就没有发明新产品和塑造新需求的位置，因为对于独创的新发明，谈不上低于社会平均的生产成本。把价值规律请下台，换上市场规律好不好？市场规律的要点，就是商品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吴敬琏著，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版，4.80元)
王则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