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电视上的广告琳琅满目，从头到脚无奇不有，为何独无书本的立锥之地？这一问又打着了作家的痛处：本来出书就苦不堪言，有时非但稿费没有着落，还要自愿勒紧裤带去“资助”出版，因此提起按分钟算帐的电视，怕是只能愤愤然在心里骂声“妈妈的”了。其实能免费上电视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这倒并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也不是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而是有法国《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号(第二○八期)上的调查报告为证。法国上电视的作家可谓多矣，但结果却往往使人啼笑皆非、不敢恭维。
一是上当受骗。去年十一月九日、即颁发龚古尔文学奖的当晚，法国电视一台举办关于该奖的节目，曾因小说《野蛮的婚礼》而获一九八五年龚古尔奖的作家亚恩·凯菲莱克作为佳宾应邀出席。作陪的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其中特别有一个叫马塞尔·法瑞的无名之辈，大概因为没有获奖而怨气冲天，写过一本名为《文学闹剧》的小册子，痛骂评委会成员是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在节目播出过程中，主持人为了产生轰动效应，时时打断凯菲莱克的谈话，却让法瑞大放厥词，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事后凯菲莱克连呼上当，表示要吸取教训：“我一向以为有机会在电视上谈谈书本总是好事，考虑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决不能夹在糖果商人和歌女之间露面，去向那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谈论文学。”
二是备受嘲弄。四年前作家让·多梅松就为自己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常上电视感到后悔，但仍然禁不住诱惑，不该于去年十月十七日晚参加了法国电视二台举办的“两面派”节目。该节目以用词粗俗、提令人难堪的问题来引起蠢笑而著称。主持人不怀好意，用一连串诸如“您什么时候是个笨蛋”等不堪入耳的问题向他挑衅。多梅松身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面对广大电视观众不便发作，只能虎落平阳，忍气吞声，硬着头皮把微笑保持到节目结束。后来他抱怨“人家一定要我回答有损名誉或纯属可笑的问题，简直是把人格和思想都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接着又自我解嘲，表示今后要尽量少上电视：“我应该更加重视自己，从今以后要显得像个大作家。”
三是扮演小丑。以写“新新小说”而闻名的作家菲力普·索莱尔爱出风头，对电视台的邀请来者不拒。去年十月十九日晚，他参加了法国电视一台的节目《硬汉们哪里去了？》。为了充一个引人注目的“硬汉”，他竟然问道：“这儿有没有一个女人能在电视上谈谈她的性生活？”他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又质问一位腼腆的少女：“我猜想您有性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在男女之间的性方面有什么发现？”语惊四座，全场为之哗然，与会者纷纷指责他是“一个庸俗的硬汉”，他只好红着脸低头抽烟，一声不吭。这次节目使他的小说《威尼斯的节日》的销量立刻下降，他的老同学雷诺·马提翁还在《费加罗报》上对他奚落了一番：“他还没有跳过法国的康康舞，还没有表示要参加吃热狗比赛，让我们向他的慎重致敬并耐心等待：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法国电视上当然也有一些严肃的文学节目，由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往往有助于推销。但是法国《读书》杂志上的这篇名为《当电视使作家们堕落的时候》的调查报告指出，作品的销量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的形象和作品的质量。正如出版家奥利维埃·奥尔邦所说的那样：“收视率不是一切，让人笑不等于让人读书。”热衷于上电视的作家往往不分场合，在与文学毫不相干、本应回避的节目中抛头露面，不是用庸俗的笑声去取悦观众，便是过分吹嘘自己的作品，总之是“准备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实际上损害了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名声，这是对电视作用的“可悲的误解”。所以一些著名作家如于连·格拉克、勒内·夏尔和萨缪尔·贝克特等从未上过电视，对所有的邀请一概拒绝，这种不尚空谈的态度反而使人对他们的作品刮目相看。现在也有不少作家如让—菲力普·图森、米歇尔·利奥等从不进行与推销作品有关的任何活动，只是让作品本身去说话，此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也。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