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危机”与各种“畅销旋风”叠起的今天，文学批评已经成为尚存有文学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的最后堡垒。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上海受到阻击，表明了这一点。吴亮以《批评的缺席》打破了批评界可耻的沉默，其意义远超出于对一本低劣而畅销的流行小说的批评。批评终于被时势催逼着站了出来，有点像汤恩比关于“挑战与回应”的历史法则，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欣慰的。
认真分析今天的情势，我们会惊觉于文学批评在目下中国文化处境中无法逃避的处境及其自身的复杂性。首先，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泛文学倾向是十分突出的特征之一。不能笼统地断言这是一个无文的时代，恰恰相反，由市场所塑造的一切印刷符号物和图象景观中，文学化的表述方式、字句是很明显地出现和飞速发展着的。从通俗文学到广告词、从流行曲到情人卡，无不闪耀着“文采”。“假如有一天你站在<SPS=0711><SPS=0711>的小雨中”、“遥远的他是弯弯的呼唤”这类话语，放在二十年前会是大师级的手笔，现在却满街满巷地印刷在书摊、广告栏、产品招贴等的上面。如此一个泛文学的时代，人们却惊呼文学的危机；如此一个其文字表述是那么动情、富有哲理的时代，精神生活的崩溃、内心情感的干枯却又是如此迅速地发生，于是任何对这种文化的批评便不可缺少了文学批评的成份。其次，由于“泛文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捡拾、制作、包装、推销出来的，因此文学批评便无法从社会中隐身，它必须“到场”。还有就是，由于流行文化的生产量是惊人的、种类是极繁多的，因此各类评论的“繁荣”和持续不断便是必需的。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促使了文学批评在社会生活中的突现。但同时又是这一切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变质：以一套源自文学批评的话语(如“语言风格”、“叙事结构”等)与“栩栩如生”、“洋溢着时代气息”等陈词相结合，便可以运用到各种门类中去。翻开眼下我们报纸的文化娱乐版，时常可以发现一个泛文学的文化大杂烩时代在骨子里是何等的浅薄和空虚。
正是在这片精神土壤上，新闻传媒、文化掮客、出版商、发行网络、赞助人、文化官员及各式人等联手制造出一浪高于一浪的“旋风”和“现象”，引导和主宰着流行文化的消费动向。文学批评置身于此种情势之中，所出任的角色是复杂而微妙的。本来，我们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学院式与圈子式的，根本就缺乏根基稳固、自成格局的大众文学批评，因此才有了“批评的缺席”。但从“缺席”到“出席”，那情景并不容乐观。从观念上看，由于商品大潮、流行文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态势，写作者惮忌于意识形态的重压确有缓和，因此又有人祭起“历史理性”的法则来要求写作者讴歌一切显得热闹和自由的现实。更直接的压力来自现实的无情与诱惑。对于还不想脱膊“下海”的文人，出席如仪、煞有介事地研讨一番，自不失为一种体面的生存。因此，批评从失职到沉沦只有一步之遥，批评界的分化和裂变在所难免。真正秉持着正当的价值准则和严格的专业准则的文学批评在地盘萎缩、容貌瘦损之时，必须具有傲然挺立的品格和加倍抗击卑琐、庸俗的勇气，才能标识出自己的存在。歌德曾有言曰，“必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可作为批评界的警言。
有人试图把严肃的研究者对通俗文化的评述曲解为精英与大众之争，曲解为严肃文学为了维护自身生存的挣扎，从而以层次之别、类型之变抹煞了文化价值观的区别，从而表明无所谓卑琐与崇高，从而可以为了现实利益而不加区别地为所有“旋风”拍手叫好。而事实上，恐怕从未有过严肃的批评家会声称凡严肃文学必是精华、凡通俗文学都是糟粕；恰恰相反的是，学院式或圈子式的文学批评家每时每刻都在挑剔着、排除着严肃文学中的劣品，而他们之中的兴趣广泛、目光宏远者更是表现出对通俗文学中的珍品的热情肯定并给予深入研究(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毫无疑问，坚持以精神品格和艺术价值评判作品乃至一种文化现象，决不是由偏狭的立场所致。
也有人以“宽容”指责批评家的“苛刻”，以大众的欢迎、时代的变化指责批评家的“书生气”。而在严肃的批评家看来，宽容是坚持生存机会的均等，是认为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存在，而不是宣称所有的观点都正确，不是放弃批评和价值判断，更不是意味着可以对平庸唱赞歌。文学批评的利刃是双面的：坚持所有有益无害的作品均有生存权、发展权，同时坚持不容忍平庸冒称杰出、不容忍二三流之作被哄抬为一流作品。当批评家操持着这把利刃剖析作品、评判现实，并且揭穿了某些同行的沉沦、剥落掉某些平庸作品的华丽包装，这恰好就不是“书生气”了。
近来正在大陆刮起的“梁凤仪旋风”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个案而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而事实上，这股旋风的来势之迅猛，也迫使批评无法“缺席”了，唯一的选择是如何“出席”。
从现象来看，“梁凤仪旋风”主要包括有在京、沪、穗等城市的作品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个人书展、签名售书；在成都全国书展的签名售书；中国最高一级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连续推出梁凤仪小说十一种；最高一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评论》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以封二、封三和封底的显著篇幅全面介绍梁凤仪及其作品；最高一级的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行梁凤仪作品研讨会；有关方面筹拍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另据某报载，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签名售书活动中，有几千读者排起长队；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天就售出了两千余册她的作品——不消说，确实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由于文学作品也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各种形式的售书活动均无可厚非，何况有读者排队，更是推销成功的佳例；出版社着紧地连续推出，恐怕也是产销对路、经营有方；至于从下到上的研讨会，只要有人出资、有人主办，总不是坏事。
有人认为，梁凤仪的作品水平并不高，她的轰动效应是以金钱的力量造成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我们暂且把前半句悬括起来，先看后半句。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轰动效应的形成大约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作品本身振聋发聩，以其强烈的震撼力造成影响的迅速传播；二是在作品的发行之际便由传媒及有关团体广事宣传，希望能在一开始就引起读者群的广泛注意。那么，“梁凤仪旋风”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恐怕谁也无法否认是属于第二种吧。接着的问题是，在现今的商品社会中，要从事第二种情形的活动，能否离开金钱的力量呢？恐怕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至于这力量从哪来，是出版商还是作者或是其他别的来源，这是无关题旨的。因此，我认为这后半句话是关于一个事实的正确陈述，是对的。
关键在前半句话。但在谈出我对这前半句话的看法之前，还有必要再思考一下这前、后半句话之间的关系。说这句话的人意指其作品水平不高，所以要以金钱的力量造成轰动效应；反对这句话的人会认为其作品水平很高或不错，要不，光靠金钱的力量是无法造成真正的轰动效应的。其实，无论前半句话正确与否，均与后半句话无涉。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在事实上也是具有可能性的；而反对这句话的人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在事实上也有悖常理，因为在市场上既有“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公关原理，也有劣质商品因广告推销而造成一时轰动的事例。
以上反复讨论这一句话，实非无的放矢或咬文嚼字，而确实是已见诸报刊的讨论“梁凤仪热”中的一个比较重要而又有待澄清的问题。下面再略谈一点我个人对梁凤仪作品的看法。
《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介绍说：
梁凤仪的小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以自立奋斗的女强人为主人公，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并将财金知识、经营手段融于悲欢离合之中，创造出与以往言情小说风格迥异的“财经小说”系列。(见封三)
这是有代表性的概述，问题是并没有说明梁凤仪小说的艺术水平究竟有多高，“风格迥异”云云也缺乏论证。当然，这里只是简介，相信在正式的研讨会上一定会有评论家的宏文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我翘首以待。但是，在目前所见的报刊评论文字中，以与上引文字类似的话语推论其文学上的成就，却是明显可见的思维路数，这就很有点问题了。仅以上引文为例，假如有人联想起龙应台评李昂的《暗夜》时说过的一句话——“俗套的人物加上俗套的故事(哪一本商场小说没有炒股票与男女关系？)加上工整的情节处理、清清楚楚的细节交待，《暗夜》缺乏的是思想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余韵。”——那又如何呢？
再以梁凤仪的《醉红尘》为例，作者在“自序”中称是她努力写作财经小说以来，“最喜欢的一本书”。该书大概情节是：一对青年偷渡赴港，在抵港后的生死关头，男方背弃了女方，其后以种种卑劣手段发迹而为财经巨子。三十年后，女方突然以财经女巨头的面目从天而降，终于设计复仇。我的读后感是：一、这是类似《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模式，但在设计情节、营造氛围方面却显得薄弱和粗糙；二、根本上缺少对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细致刻划，作者只是以一个既定的抽象观念(忘恩负义与终有恶报)去推动情节、饰扮人物、支配人物的行动和命运；三、全知式的叙述角度运用过滥，交待过急，解说过显，缺乏细心铺垫的耐性；四、文笔有简洁明快的特色，但人物对话无法在遣词造句及语气上表示出特定的身份、性格。总的感觉是一种匆忙写就的平面感——深度消失，一切只是浮于表面的情节和动作。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所感，在这里还缺少具体的论证。但由于篇幅所限，另外，我也无意以此作为深入研究的课题，故不赘。是耶非耶，还是由读者自去评判吧。
到此，我可以说，前面反复讨论的那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对的。而大众的欢迎以及评论家们的出席如仪，并不能改变它。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