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热闹指不久前，京东通县张家湾发现上有刻字“曹公讳<SPS=1838>墓(正中大字)壬午(左下小字)”的一块粗石板，接着，如每次发现有关曹雪芹的遗物一样，信者说它必真，不信者说它必假，各有不少理由，互不相下，旁观者，尤其像我这样红学门外的，没有评定是非的本钱，所得只是眼花缭乱，所以称为热闹。“热闹”前还有“又一次”，因为像这样的热闹已有多次，单是画像两次，此外还有故居、著作(指吴恩裕大为欣赏的《废艺斋集稿》)、书箱、雕像、印章等等。写到此，心灵的读者也许要猜想，我是不甘寂寞，也想凑凑热闹。所以要先讲明白，是绝无此意。原因之一，上面已经说过，没有评定是非的本钱，不当强不知以为知。原因之二，只是在门外说东道西，也不得不接触大量的有关资料，我没有这样多的精力和兴趣。那么，为什么还以此为题，想勉强成篇呢？动力是由“情”来。
情之一简单，先说简单的。我一九二五年离开农村的家，到通县师范上学。在那里住了六年，理应生长爱家乡的感情。也确是有不少可爱的，大如东门外的运河滨，北门内的燃灯塔和西海子，城西的闸桥，城西南的复兴庄，小如大顺斋的蹲儿饽饽、糖火烧，小楼的肉饼、烧鲇鱼，等等，想到，都觉得亲。通县境内有几个我知其名的地方，西集，当年骑驴曾经过，近年乘汽车常经过；永乐店，还住过几天，并吃过早晨集市的瓜果；<SPS=0693>县，虽过门不入，总是曾经交臂。只有张家湾，早年南粮北运的终点，名声最大，我很想去看看，也应该去看看，却直到现在也没去。这次借曹公雪芹之光，张家湾由长久隐姓埋名一刹那变为登上报刊版面，我出于爱家乡之私，当然高兴。可是高兴也带来心情的不安，是闭目设想河道以及码头的情况，茫然一片，真是太遗憾了。如何补救呢？上策是去看看。我暂用下策，谈谈与它有关的新事，白纸黑字，立此存照，就算作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再说情之二，复杂的，先总而言之，是热切希望不要“再”靠不住。要先交代这个“再”字，想只说故居和两张画像。故居在香山卧佛寺附近，据云不只任人参观，还举行过开幕典礼。何以知这是曹雪芹故居？因为修房铲掉墙皮，发现里层上面写有不少诗句。什么诗？吴晓铃先生告诉我，绝大部分抄自《西湖二集》。试想，这位写《红楼梦》的大手笔会这样陋吗？又，即使上智某一瞬间也可能成为下愚，如何证明这就是曹雪芹的手迹？还有，康雍时期建筑，如畅春园内的，至今也片瓦无存，何以这几间小民房会如此长寿？漏洞一大堆，或说毫无证据，就以为曹雪芹曾伴其新妇(小说中的史湘云？)在这里卿卿我我，这轻些说是视梦为真，重些说是自己知道是梦，却希望他人视为真，连用心也成问题了。
再说画像，早的一幅是四十年代传出来的，出于宁波人李祖韩藏的一个手卷，前部画一个面团团留有微须的人坐在竹丛前的石旁，后部有不少乾隆年间名人的题诗，上款称“雪芹”；画有款，上方是“壬午春三月”，下方是“旅云王冈写”。这是天外飞来的奇迹，几乎是红学内外的人都奔走相告，记得我也得到一张照片，是已故曹君家琪送来的。照，洗印，送，收而欣赏，都为终于得瞻此大作家的丰采而高兴。只有个小遗憾，是手卷后部的题诗，想看看而终于不能得。万没想到，问题竟出在这题诗上。是六十年代初，在台湾的胡博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说他在一九二九年(？)见过这个手卷，仔细看了图后的题诗，知道图中所画是个曾在上书房充皇子师傅的翰林先生，科举得意，与“于今环堵蓬蒿屯”的曹雪芹定是两个人。真可惜，这一次的皆大欢喜竟落空了。
很巧，到六七十年代之间又出现一幅，存于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副册页里。像也坐着，只是后无衬景，头变圆为长。图上有画者陆厚信题，开头称“雪芹”。是否“曹”雪芹呢？为减少头绪，只举一斑，是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说是，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说不是。我呢，正如对其他许多受到山呼的事物一样，是怀疑主义者，也想肯定而不免于担心。这放心不下也来于后部的题诗，那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两首七绝。诗句引来两个问题。其一，此诗入尹的诗集，袁枚所编；诗前加题，是“题俞瀚(案字楚江，绍兴人，曾入尹继善幕)小照”，这会错了吗？其二，诗中有一句是“秋风送我整归鞍”，据考，应是乾隆三十年乙酉，不管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还是癸未，都是骨早已寒肉早已腐，尹继善还会在南京为其遗像题颂如人在的诗吗？总之，也是见像愿其真而又不免有些怕。
那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来者，出于我的第二家乡通县张家湾的石碑。消息是一九九二年七八月之间传出来的。接着就有冯其庸、王利器、史树青、周汝昌等专家去看。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其中有的还写了文章，冯其庸的早，名《曹雪芹墓石目见记》，刊于同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周汝昌的晚，名《大厦新猷先杜蛀》，刊于同年十一月号北京《民主》。单干的之外还有合作的大举，是同年十月中下旬，在扬州开的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曾当作重要议题讨论。据报道，参与讨论的，国内的红学家来自二十个省市，国外的专家也不少，结论是，基本认定曹雪芹葬于通县张家湾。说起通县，竟能与曹雪芹拉上关系，就说是“死则腐骨”吧，我也仍是感到与有荣焉。遗憾的是“认定”前还加一顶“基本”的帽子。我通常是得过且过的，只有这一次却想认真，是以为关于葬地这类事要丁是丁，卯是卯，或葬于此，或未葬于此，不能“基本”。认真，就不免注意，并不怀成见地看双方的理由。信的大概是多数，冯其庸先生有文章，并同我当面说，绝不假。王利器先生，只见报道的发言，也是绝不假。史树青先生，不知曾否写文章，但空口有凭，也是当面说，绝不假。周汝昌先生大概是少数，正颜厉色斥为荒唐，并且上纲，认为有伤“文化与科学的尊严”。又互不相下，怎么办？上策是禅宗古德的，“好事不如无”，不管它。但又旧习难改，正如陈孔璋所说，“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就只好说几句。感情仍是但愿其真，但有些蛛丝马迹，又惟恐其不真。以下说说蛛丝马迹。其一，信者多说不可能造假，依逻辑，或只是依世风，只能说“也许”，不能说“不可能”。其二，说墓石近旁有尸骨，无棺木，这才是“不可能”。试想乾隆年间，一个死在西郊的人，未入棺运到百里以外，以学汉朝的杨王孙，裸葬，这合当时的礼俗吗？而这样说，可以断定是信口开河。其三，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文人，张口阮囊羞涩，闭口贫无立锥，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如果真衣食不足，那就连写阮囊羞涩、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况八十回的锦绣大书乎？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穷只是未大富贵，却必须执笔半日，到食时还有，哪怕是粗茶淡饭，送上桌面。还不只是粗茶淡饭，见于诗文，他也不少喝酒，显然，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由此就想到其四，他死后或刻墓志，或刻墓碑，依通例，要由亲友写，到售石的店铺去选石，刻；而这块墓石却不是这样，太奇怪了。其五，文字以及行款都与礼俗不合，周文已详说，不再赘述。最后还可以加个其六，是关于左下角“壬午”那两个字的。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见甲戌本脂批，可是敦敏《懋斋诗钞》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首五律，据考证，是约曹雪芹癸未年三月初一到敦氏弟兄家喝酒的，莫非雪芹的死，敦氏弟兄还不知道？可是又有难解的情况：一，依礼俗，人断气之后，要立即到至亲好友处报丧；二，退一步说，当时未报，敦氏弟兄派人送诗约请，总当带回死耗，可是敦诚的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却是甲申年初作的，何以长到近一年并未悲痛？所以此墓石出现之前，这两首诗有大力，包括胡博士在内，都放弃了壬午除夕，推想为癸未除夕。这就为此墓石提出个问题，是必须证明那两首诗是假的。如果不能证明，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刻者耳闻脂批，仓猝下刀而已。
写到此，回头看看，觉得疑虑的话说得太多了。莫非我也如周汝昌先生所说，有倾向性吗？其实我的本意不过是惟恐这一次又靠不住。像曹雪芹这样的，笔下出这么多可爱的人物，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人往矣，难于一睹丰采，能够看到他的长眠之地，也可以慰情聊胜无吧？可是我是一次遭蛇咬，终生怕井绳，总担心又会“交一臂而失之”，连带我的第二家乡的荣誉也化为空无而如果竟是这样，那就真成为“可不哀与！”
二 刚直与明哲
承广州《随笔》赠阅未断，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又准时寄到。我年增而精力减，可是对于不破费而送到眼前的，还是愿意翻开看看。收名人的文章不少，看了而引起沉思的是王西彦一篇，《焚心煮骨的日子》。据“编者按”，这是一本书名，共二十四章，写“文革”的回忆，这一期刊载的是书的第五第六两章和后记。第五章的题目是《三个死难者》(其实加上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四个)，指叶以群、李平心和傅雷。第六章的题目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老人》，指原名陈小航后来一贯用笔名的罗稷南。引起的沉思呢，很杂，想只说两种。由人生之道方面看，一种浅而明，是，用每“小”愈况法，比喻为一个人，荒唐，不会养生，以致惹来一场大病，险些死去，事过，就应该自己记住，并告诉子女，病时的情况，尤其病因的荒唐，以期此后不再病；此理甚明，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不浅而明的，是在只用暴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可否不走罗稷南的硬顶而不说假话的一条路，而走《诗经·大雅·<SPS=0733>民》说的一条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甚至当戏唱，说假的比真的更像真的？问题很复杂，因为牵涉到“朝闻道”的“道”，所以就一言难尽；甚至是非也很难说。
佛门视妄语为大戒。常识呢，诚也是美德，但容许少数例外，比如对病危的人说病况，实就反而不合适。常识来于常，也是对付常的，所以碰到非常就要另说。“文革”的情况是非常，单就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一群说，有不少人(或竟是绝大多数？)，包括我在内，走的是明哲保身一条路。办法是：行动表示服从；少说话，非说不可就说假的。这就于理有亏、于德有损吗？说是，说不是，像是都不能斩钉截铁。难于论断，是因为心情很复杂。以下算作自省也好，想说说这个复杂。
复杂，要排个次序，姑且由亲及疏。也许由于“天命之谓性”？感到最亲的是生命，于是决定，或并未思索就选定，只要有办法，要争取能活下去。至于办法，上面说过，要演戏，即唱念做，观众所见，是萧恩或教师爷，下场，卸了装，回到蜗居才变成自己。这也许很苦吗？也不尽然，因为“保身”之前还有“明哲”。这明哲，化为处世之理，还可以分为远近。近的是从“政学系”那里学来的，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比如，对于监督我们(斯文)扫地、早晚请罪的红卫英雄，说“这样做并不好”是人话，说“我有罪，我有罪”是鬼话，我说鬼话，混过去，想到政学系的发明创造，还很得意。由政学系稍远就推到讲理是迂。还记得有个故事是讲这种情况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据此之理，说假话，不讲理，也就有了理。由此理还可以再远推一步，是由《庄子·秋水》篇那里学来的，争论，认真，是想“藏之庙堂之上”，“留骨而贵”，我认为应该“宁其生而曳尾于涂(途)中”。就这样，我，还有不少人，就居然活过来，及见改革开放，欣赏电视屏幕上的时装表演，享受农林牧副渔的良好收成，等等。
这样说，与刚直的罗稷南相比，说假话混过来的，反而成为胜利者吗？也不能这样说，原因仍是心情很复杂，难得丁是丁，卯是卯。记得几年以前，写篱下闲谈式的文章的时候，我曾两次谈到这种心情。一次是收入《负暄琐话》的《王门汲碎》，谈房东李太太的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中多次受批受迫，终于不承认她父亲王铁珊是贪官。我记这件事，当然是对这种刚正不阿的言行怀有深深的敬意。又一次是收入《负暄续话》的《直言》，篇末曾说：“还是想想直言与世故间的纠葛，就我自己说，其中是充满酸甜苦辣的。……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帐，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说苦，显然是因为，本来也是愿意刚直，不得已才转向明哲的。这明哲，虽然可以从政学系直到《庄子》那里取得一些安慰，但清夜自思，其中总含有世故甚至圆滑的成分，与罗稷南、李太太一流人的直道而行对照，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那么，还是放大为人生之道，论之，如果视刚直为义，我们就该如孟夫子所说，“舍生而取义”吗？有些人(就说是为数不多吧)这样做了，其结果之一是，想见到他们、应见到他们的人就不能见到了。至少为想见、应见的人们着想，明哲也许是可取的吧？
说了半天，还是不能跳到两难的夹缝之外，只好另找门路。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有个不说假话也能活的天地而已。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