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坞尔——汉城
韩国朋友不喜欢别人把“韩国”叫成南朝鲜，也不喜欢别人把韩国的首都“首坞尔”叫成汉城。前一种韩国朋友不喜欢的称呼，随着中韩两国的建立邦交，已经在各种传播媒体上首先改掉。人们平时谈话口头上也改干净，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一直叫了几十年的南朝鲜，一朝就想再不叫走了嘴，是很难的事。
后一种韩国朋友不喜欢的称呼，目前在我国，怕是连知道有这么回事的人也不多；虽则全世界早已是只有中国还把首坞尔叫作汉城。
我一到首坞尔就赶快学会了韩文发音的首坞尔。因为我住在正对韩国最高学府首坞尔大学校正门不远处一座叫“首坞尔大路口”的二十八号地铁车站附近。认识了韩文的这个站名，坐地铁、坐巴士、坐的士就都不用愁。如坐巴士，巴士车站有一种电子指示牌，你不知道从这个车站去“首坞尔大路口”站该坐哪一路线的巴士，你只要在写着这个站名的小路口上摸一下，就有指灯亮起来告诉你该坐哪一路线的巴士。
这天，我又在学习写韩文发音的汉城。负责照料我起居兼平时替我做翻译的元建淑小姐见到，犹豫了一会儿说：“苏老师，您别学这两个字吧，那是你们强加给我们的……”
这是怎么回事？建淑从小喜欢中国，对我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怎么会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第二天，我的好友首坞尔大学校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炳汉博士，让他的学生祥明女子大学校人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朴锡博士陪我去游落星垡。落星垡是曾经大败契丹军队的高丽名将姜邯赞将军的出生地，首坞尔的一处名胜。游罢落星垡，我们又一起去果川参观韩国现代美术馆。走在山路上，我和朴锡谈起首坞尔——汉城的问题。这位年轻的教授反应更强烈，他说：“苏老师，这是必须改的，首坞尔已经是一个固有的名辞，谁也不能不承认它。”
他又谈到，比如我们现在去的首坞尔大学校，中国朋友惯叫她“汉城大学”。岂不知汉江北岸真有个汉城大学！首坞大学校是国立的韩国最高学府，在汉江南岸，汉城大学是一所一般的私立大学。中国朋友写信来常是“韩国汉城市汉城大学”没有具体地址，邮局经常不可避免地错投误时误事。
不过，又听他说，韩国的有关部门已在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交涉，请中国以后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改称韩国首都为首坞尔。我心想：这就好了。
可是，汉城这个名字真是中国强加给韩国的？
那以后没几天，韩国的老资格出版社玄岩社社长赵根台先生请我吃饭，细心的玄岩社编辑部长邢兰玉小姐，想到我游览首坞尔需要一张首坞尔游览图，事先替我找了一张极好的游览地图送我。
回住所后，打开邢小姐送的这张折成小册子形的游览地图细看，见打开第一个蝴蝶页就赫然印有首坞尔《略史》。
原来首坞尔这地方在百济时代叫慰礼城。后来听炳汉兄说对于这种说法在韩国学术界中还有些争论。
新罗时代先叫汉山州。到了景德王时改称汉州。后来又叫汉阳郡。
高丽时代还叫过杨州，叫过南京都。
一三九二年李氏朝鲜建立。一三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开城迁都汉阳，改汉阳郡为汉城府，从此一直叫到一九一○年。
一九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改汉城为京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朝鲜半岛光复。一九四六年大韩民国定都京城，改名为首坞尔。
那么李氏朝鲜的改汉阳郡为汉城府是不是中国强加的呢？
查一三九二年是中国明代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我翻看了这一年及前后几年的中韩两国史籍记载，都不见有什么明政府强要朝鲜政府把首都叫作汉城的记载。正相反，这时两国的关系相当修好。
见于历史的白纸黑字记载，后来建淑曾向我表示过歉意：“苏老师，我没有什么恶意，您别在意。”
其实我对建淑、对朴锡，对谁也没在意。倒是一时想到过：经过几十年的热战和冷战，哪能建交后几个早上就把什么都清理干净？
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
飞去来器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韩国首都首坞尔初降瑞雪。
我一路散步到落星垡对面一处小山岗，便停下来了。初雪的冠岳山，山下还是红黄绿褐杂色斑烂，山上已是一片银妆素裹。地面白皑皑，树柯白皑皑，衬着始曙的天色，只能从那些隐隐的棱线中判断哪些是我曾经攀爬过的地方。照想，本应该是曙光越强，山形看得越真切。可是，我随后的经历却不是那么回事。越来越明亮的晨曦，反使山头罩起了一层朦胧的苍黄色雾霭！
很快我省悟过来。这大概是晨曦和薄雪下还没枯尽的半黄半绿山色相映而成的。
不知怎么，这层苍黄色的雾霭，却引起了我一项心思……
韩国的叫卖小贩，大抵是两人一伙，开着一辆“农民车”。一个人边驾驶汽车边对着麦克风<SPS=0966>喝，一个人在后面车厢里应付买主。那天又听到叫卖，我问正好在我房间里的建淑：“他们叫卖什么？”
建淑替我翻译说：“他们在叫卖鱿鱼，<SPS=0966>喝的是：卖鱿鱼，卖鱿鱼，好漂亮的鱿鱼，保证不是中国货，保证是韩国货……”
我又问：“干吗这样<SPS=0966>喝？”
建淑说：中韩两国建交后，已有越来越多的廉价中国产品进入韩国市场。这使韩国的有关中小企业受到不小的冲击。于是韩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中国经济威胁论”，主张警惕中国廉价产品进入韩国市场，主张向中国转让技术要小心“飞去来器效果”。就连韩国银行也就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年四年间韩国产品的出口单价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九，而中国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三点一，拉了“警报”。小贩们的叫卖，也在利用这种社会心理。
听了建淑这番话以后我很注意韩国的有关舆论。有人为此而兴风作浪。可是也有人冷静对待。
如韩国民间经济协议会会长金相厦答《中央经济新闻》记者问时就说：
“从长远看，两国建交之后的经济合作展望是十分光明的。建交之前就有许多韩国企业进入了中国。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二年五月，对中国的投资共有二百五十五项。今后贸易关系进一步改善，取消对非建交国家实行的歧视性关税，合作投资和单独投资的条件都会有很大改善。”
对于廉价中国产品的进入韩国市场，他的看法是：“针对中国对韩出口的增加，韩国企业应该调整企业结构，降低价格，主要通过技术和经营方式生产高增值产品，而不是降低工资。政府也应该针对国内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制定中小企业足以适应这一环境的各种措施。”
韩国商工部贸易总监张石和也说：
“当前已计划由韩国大公司参加在中国投资的项目总共大约有一千项。起亚产业公司打算在吉林省装配轿车用作出租车，三星电子公司打算在天津出资五百四十万美元建造一座录像机厂。另外一些大公司计划制造的东西从填料玩具到化工品都有，不一而足。双方的前景贸易超出了建工厂的范围。韩国土地开发公司已同天津达成协议，与韩国建造一个工业区投资。还有一家韩国财团正计划在长江流域从事大农场经营……”
是呵，这些大的方面不是更令人欢欣鼓舞么！
大宇、三星这些韩国大公司还想着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不景气的国际竞争能力注入活力，希望能利用在中国建厂与美国竞争呢。如大宇公司的地区业务开发总经理金载景就说：
“现在对单色电脑荧屏和黑白阴极射线管的需求量很大。但是成本高昂使我们无法在韩国制造……”
为此大宇公司正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座工厂，年生产能力为九十万个电脑荧屏，供应中国和韩国的需要，并出口其他国家。
我的这项心思从冠岳山初雪景色在晨曦辉映下的某种变化引将出来，是因为我当时曾蓦然联想到，诸如“中国经济威胁论”、“防止飞去来器效果论”也者，大概也有如冠岳山上一时在特定情况下罩起的那层苍黄色的雾霭，等太阳一绽出来，自会消除掉。
往回走的路上我又想，中韩两国经济交流正进入新时期的时候，干吗不也有人回顾一下千百年来中韩经济关系的愉快往昔呢。如我动身访韩前为访韩作知识准备，极简单地涉猎过那么一点点中韩古代贸易关系史料，仅仅是我在笔记本子上择要记下来的也还有：
且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吧，那时候朝鲜半岛上主要是新罗统一的时代，只最后二十四年是王氏高丽时代。唐在对外贸易上始终把新罗置于最优惠国待遇。一些与新罗通商的港口，专设有“新罗坊”、“新罗馆”、“句当新罗所”等等。不仅向新罗输出商品，也输出技术，大有助于新罗手工业、尤其是纺织、金属器皿、陶瓷、漆器诸业的发展。王氏高丽建国，依旧。
中国的宋代和元代，朝鲜半岛上是王氏高丽时代。宋与王氏高丽的贸易关系比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如宋瓷名满天下，宋继续向高丽输出制瓷技术，高丽至公元一一四七年毅宗时就已不仅能精巧地仿制宋青瓷、白瓷，而且创造了镶嵌、堆白两种高级工艺，在回火、调釉上都有高难度的突破。宋代的对外贸易，瓷器是各国都大量采购的大宗输出商品。唯独高丽例外，反向中国输出精瓷。若说“飞去来器效果”，这不也是！还有，漆器制造技术，是由中国输入朝鲜半岛的。至元代，高丽漆器即已反向中国输出漆器，并一发独占了中国的高级漆器市场历几百年！这不又是“飞去来器效果”？
中国的明代，除开头的二十四年，在朝鲜半岛上是李氏朝鲜的天下。明初的对外贸易实行勘合制度，外国的商团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凭证才能来中国进行贸易。当时独对朝鲜发给勘合证最频，而且出口商品无限制。如明代禁止硝黄、火药出口，对朝鲜就例外。明向朝鲜输出活字印刷技术，朝鲜据以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技术，是对世界印刷史的一大贡献，就不仅是对中国的什么“飞去来器效果”了。
中国的清代，以闭关为基本国策。对朝鲜，又是特优惠。清初，禁海时未禁绝朝鲜。后来外国商团到京，要在会同馆等候规定日期开市贸易，也是唯独朝鲜不受此限。清代禁止米粮出口。可是，清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朝鲜灾荒要求支援米粮，清政府特准并派户部侍郎贝和诺到奉天(现在的辽宁沈阳)督办当年出口两万石，还准许朝鲜使团自行采办米粮带回国去。第二年又派吏部侍郎陶岱督运三万石米粮去朝鲜，其中一万石作为赠送。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清政府又把朝鲜的贸易欠款白银六万两也作为无偿赠送全数免除了。清政府还规定了朝鲜贸易使团过鸭绿江一到凤凰城就要由中国地方官负责保证他们安全准时人货一起到达目的地呢。别国贸易使团人数有限，朝鲜也例来无限多少……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心里暖和和的，冒着雪也不觉冷。
苏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