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丛维熙有《文怀沙印象》一文登载在《文学自由谈》(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文坛人物”栏目，透露了八十年代后期胡耀邦诗赠文怀沙之事，并发表了胡耀邦手迹。
文章说，在八十年代后期，文经常是耀邦家中座上之客。一次耀邦曾特意赠诗文怀沙，题为《致文怀沙先生》，全诗如下：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
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
出／有如九嶷魂／明知楚水阔／
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
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
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
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
芳春复春／哲人晓畅沧桑变／一
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
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于振立与抽象画
三月上旬，辽宁画家于振立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品中最引起美术界同仁和观众关注的是题为《生日手记》的四十九件抽象绘画，以黑、灰、白为主色调的抽象画作使整个展厅呈现出一派原始浑成的气氛。这些画与于振立六、七十年代的若干政治宣传画和其后的写实表现主义作品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在画展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等主办单位还召开了研讨会，在京的部分画家和艺术批评家闻立鹏、邵大箴、刘骁纯、水天中、吴小昌等就抽象艺术的前途和于振立的创作道路等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些美术家和艺术批评家认为，抽象绘画一度是美术界的禁区，但历史证明：抽象艺术是艺术表现的一个必然走向。于振立甚至比于振立资历更老的一些前辈画家由写实风格而走向抽象的创作似可作为例证。
一些艺术批评家认为，作为成熟的抽象画家，于振立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刘骁纯博士称：于振立的艺术充溢着东方文化的现代风神。就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中青年的抽象艺术探索而论，如果说谷文达代表了毛笔水墨领域中的成功，于振立则代表了刀笔油彩领域中的成功。于的艺术更重于大道天规，但气脉心迹运于其中；他的艺术更醉心于堆刮挑抹，但开合布局一气呵成，这些画与交响乐有较大差异，它更象是钟磬筝竽的远古回声。于振立当然还有许多课题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离西方的抽象艺术大师远些、再远些。
论牟宗三
郑家栋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文章，就《牟宗三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重建及其限制》为题，探讨了牟的有关思想。作者认为：牟宗三通过吸收和改造康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来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其结果是儒家哲学的思辨化和康德哲学的儒学化。
牟宗三把“道德的形上学”视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极大地突出了“心即理”的原则，由此建立了他高扬陆王而贬损程朱的新道统论。他用儒家的本心性体概念诠释和改造康德的自由意志，通过论证人可有智的直觉，本心性体是绝对的无限者，思辨地证明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的同一性，而这一证明正是康德所批判的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翻版。他用“道德良知自我坎陷”来说明从“无执的存有论”到“执的存有论”的过渡，把科学的认识及其根据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加以探讨，这正是他高于传统儒学之处。然而，在牟宗三的思想构架中，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道德与知识仍然被处理为体用、本末、雅与俗、经与权、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关系。道德主义仍然是牟宗三哲学的基本特征，成圣成贤仍然是牟宗三哲学的主题。
作者称：“牟宗三哲学可以说是代表了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峰巅，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过程的终结。
经济轻型和稳定化
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匈牙利籍的科尔奈，在接受台湾一家报纸访问时，以“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之路”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有赖宏观稳定化。他以匈牙利、捷克和波兰三个在经济转型道路上领先的国家为例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科尔奈说，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历史最长，因此匈牙利所经历的变动最为和缓，而且没有戏剧性的起伏。匈牙利过去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私有部门在政治发生变化之前就已经有显著的成长，同时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也有一定的效果。国营部门的萎缩和私有部门的增长是两个平行的过程，最终决定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定义是产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自由决定，那么匈牙利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稳固。不过匈牙利已经准备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大部分是有关的立法，以及商业法、公司法、银行法、会计法等都已相当完备，而且股票市场已经建立，只是匈牙利市场经济的转移需要加速。
波兰的情况相较之下就大为不同，当波兰进入后共产主义时期时，通货膨胀相当严重，所以波兰在改革初期采取了宏观稳定化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产生了不同的后遗症。不过，目前波兰经济已趋于稳定。波兰经济私有化的情况和匈牙利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波兰所采行的大规模私有化的政策和私有化的速度。
捷克目前的宏观情势大体已经稳定，捷克当初以开放价格作为改革开始，而结果导致通货膨胀，不过捷克已经稳固了经济情势。捷克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发放给全民股权证来加速私有化的推行。
民族性、世界性
最近一期《艺术潮流》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讨论”栏目下登载了艺术批评家胡村和费大为的书信往来，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胡村在致费大为的信中认为：艺术是精神产品，因此它必须真切地面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现实，国际语言规范正是在这种新的精神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变异和再创造。就如同想起美国现代文化，必然想起沃霍尔，想起德国现代文化就想起波依斯一样，他们都分别打着各自的文化烙印，是不同于现代艺术起源之地的法国现代文化的。那么“中国的方式”是什么？我想寻找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首先是对中国当代精神现实与国际尤其西方当代精神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深刻洞察。因此，所谓国际化，不是大而无当的命题，不是去按照西方现代文化的样式、价值体系去与西方作公平竞争。所以这里应该强调“文化针对性”，即新的艺术必是在把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化和精神现实所作出的积极的反应。就这一点而言，艺术离开它的文化母土则必然会枯竭。
费大为在回信中则称，“艺术离开它的文化母土则必然会枯竭”的问题很可商榷，也许话可以反过来说：“艺术不离开它的文化母土则必然会枯竭”，艺术必须有它超越本土文化的一面才能得以发展。大多数出国的艺术家之所以在西方不能象在国内那样施展才华，除了年龄问题以外，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母土”那里培养出来的诸种思想品质和思想方式，阻碍着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下进入现时的文化。如果这是一种创作的“枯竭”的话，我想主要是指艺术家无法将在国内学到的那些东西转化为在西方仍然有效的东西。而这种“无法”，正是被中国特有的封闭与保守的文化精神长期薰陶的结果。这是用一张“民族特性”之皮，掩盖了超越民族问题的、更为普遍的和本质的问题。“民族性”从来不是追求而来的，迄今为止的任何艺术都能辨认出它的民族性，特别是当你在中国渡过了你的“前半生”，你要改变更是徒劳。其实，各个民族所有的文化是无所谓谁好谁坏的，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为中心，来建立一个世界文化版图的做法，显然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如果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文化的当代性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克服有史以来的民族偏见，创造一种新的对话。
印章文化
《文艺研究》今年第一期载金学智所著《印章文化的系统构成》一文。该文认为：印章是中国历史上从先秦沿袭、衍化至今的体量极小的文化实体；用印，这又是广为流行因而人们司空见惯的文化行为——这种具有特殊传统品格的印章文化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
文章称：过去和今天，有的研究者在概念上把印章乃至印章文化和篆刻混为一谈，这不无疏误之处。严格地说，篆刻是印面镌刻艺术(当然也可包括边款)，而印章除印面之外，还有印体之美，如印钮等。更需要分辨的是，除了体现篆刻美的艺术性印章外，还大量地存在着非艺术性的、纯实用性的印章，其中包括用九叠篆所刻的官印，用正草所刻的花押印，以及虽用篆书所刻而未到印面艺术水准的印章。此外，印章文化领域里，更有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器用、制度以及一系列社会功能等等，这更不是篆刻概念所能全部包罗的。因此，尽管篆刻艺术是印章文化的冠冕和美的表征，失去了它，印章文化就会黯然失色，但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印章文化有着以篆刻及其艺术、美学为主导内容而又较之远为丰富的社会历史意蕴，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构成的文化大系统来加以剖析。
而后，文章从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印章文化，即1.物态自然质：印材、印色及其价值观；2.社会功能质：以示信为核心的辐射结构；3.审美系统质：以篆刻为冠冕的印体综艺文化。
环境艺术
据美国一家杂志报道：最近几年来，艺术家雕塑家纷纷走出创作室迈向公共场所，使美国的公共场所的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雕塑家们有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共同目标，即为公众场所进行创作，使艺术与场所的活动内容密切结合在一起。例如雕塑家南茜·霍尔特在办公楼群和繁忙的高速公路之间设计了一个十分优雅恬静的袖珍公园来作为吸引行人休息的场所，该设计颇得好评。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的法律促进了公共雕塑的发展，这些法律规定市政建设预算需拨出一部分款项(一般是百分之一)用于艺术。现在，二十八个州的城市都有靠这笔款项资助的项目。艺术家们不再设计装饰性的附件，他们的作品已成为建筑物和整个市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起初，有人对放手让艺术家们装饰或设计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场地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市长、州长和公司赞助人被他们所目睹的成绩说服了。现在，他们成了这类市政工程的主要支持者。
当然，对这些雕塑家来说，困难在于如何与公共场所的使用者互相沟通，如何使创作切合场地的基本面貌。用雕塑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优秀的公共艺术品使我们想到艺术可以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书籍的终结？
年逾七旬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库弗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了题为《书籍的终结》的长文，对近年来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给人类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耐人寻味的探讨。
库弗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广播电视、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已象蜂窝般密集，计算机写作和编排也日益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印刷媒介是一种过时的、濒于灭亡的技术，它迟早会走进灰尘遍布无人问津的图书馆，成为纯粹的古墓。在纸张被惊人地消费、森林日益遭到过度砍伐的今天，印刷品的大量生产是一种病态的繁荣。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小说的终结。在库弗看来，这一现象并不象许多人所想象或宣称的那样令人悲伤。小说这一在工商化民主政体崛起的时代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形式曾被黑格尔称为“中产阶级世界的史诗”，它自然具有其令人留恋的魅力，然而，对某些激进主义者来说，它同时也是诸如家长制、殖民主义、宗教偏见、特权思想等一系列旧时代价值观毒素的载体。传统小说文本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字行中，即那种由作者操纵的从第一字行到最后一字行的强制性运动。在漫长的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抵制这种字行力量的努力。然而，只是到了现在，随着超文本(hypertex-t)的出现，挣脱字行专制的可能性才真正具备了，这种超文本的读写都在计算机上进行，因而字行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除非一个人将它虚构出来并且嵌入文本。
“超文本”这一概念由特德·纳尔逊在二十五年前提出，它旨在描述一种在计算机上的非线性和非连续性的空间内进行的写作。与印刷文本不同，超文本在文本的各部分即各个阅读单位之间提供了多重途径。由于互相连接的阅读单位以其交错的路线(与印刷文本固定的单向性页面走向相反)形成网络，超文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文本完全不同的结构，这种文本是相互影响的，多声部的，它特别适合于某种旨在超越明确意义的多元话语。
当然，世事难以逆料。库弗的类似主张，多年前早有人说过，而在某些发达国家，电视之类反有遭人厌倦之势。书籍能否终结？这是一个谜。
文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