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一九四七年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最后一句话是：“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我觉得也许译作“人必须先说很多话，才能保持静默”更恰。)这句话含着两个联贯的意思。“说很多话”，表示哲学的复杂性，需要通过清晰的思想把它反复说明。然而这并不是哲学的目的，目的是要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保持静默”，就是达到了“单纯性”，入了化境，“尽在不言中”。冯先生既是哲学史家，又是哲学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照着说”，又要“接着说”。哲学史是“照着说”，成为自己体系的哲学思想是“接着说”。冯先生一生都在做着这两件事。
冯先生早年即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融进了西方实在主义的逻辑分析，形成了他汇通中西的“新理学”。三十年代他接触了唯物史观，在研究思想中注进了新的成份，写成《秦汉历史哲学》，认识到所谓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在解放之前，冯先生已是公认的大哲学家，卷帙浩繁，罕见其匹。解放后又学习和参照了马克思主义，先生深感旧邦新命，乃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这是他与海外新儒家有所不同的地方。“新编”自是对着前此的“旧编”而言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几十年的岁月里，先生固不乏“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时候，然而终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有彻悟。我想，景仰冯学的后生都不免有这样的印象，而冯先生自己似乎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生的。
冯先生曾说：“总起来看，我在解放后所有的经历是很曲折的，所走的道路是坎坷的。因之，在哲学和哲学史工作上也有曲折反复，这就是那些曲折和坎坷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三松堂自序》)有人说，冯先生善于“非己”。“非己”，用今天的话可以叫做“自我批评(判)”。这可作两种理解。一是发现自己的前说有误，于是自觉地根据新的认识加以修改。二是因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异而修改或放弃自己的原来看法。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这两种情况在一个人的思想里每每是可以纠缠在一起的，难于分辨清楚。所谓曲折反复简单说来就是这些。先生的两个“自序”(《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说得非常清楚。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有过下面两段话：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路。
这是些很朴素的真话。《新编》，尤其是前两册，差不多先秦、两汉的哲学问题都是用“思想战线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路子来讲的。对涉及到的思想家，也都分别指明其阶级出身，或标以唯物、唯心、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等等。比方说，冯先生早年说墨出于“侠”，《新编》不这样说了，而是先讲手工业者的阶级特点，指出他们既不满于奴隶主社会，又主张“阶级调和”，然后再讲墨子及其门徒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再比方说，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为“当时哲学战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种表现”，等等。这类例子在《新编》里是不少的。
冯先生把前引的两段话所说的时期比作“两次折腾”，并在经过反思之后得出了两点很重要的体会。第一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不要“依傍”，即古人“处心有道，行己有方”之意，这本是正常的治学之道。陈寅恪在三十年代为冯著《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曾经批评过那些“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的作法，他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金岳霖先生在“审查报告”中也说：“(冯先生)没有以一种哲学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陈、金两先生说的是一个意思，与后来冯先生的体会是一致的。
以上说的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说明冯先生接受了西方实在主义思想，但却没有用以代替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解放后，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都比较普遍地使用唯物唯心路线斗争的观念。这样做起来确实可以使零碎、片段的或发挥得十分不完备的种种见解眉目清楚，一目了然。然而，问题是中国哲学走的路数与从希腊罗马启始的西方哲学的路数根本不同，每每弄不准谁个唯物、谁个唯心。至少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容易辨明。二程通常被说成是“唯心”的，然而“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又分明把“物”作为“知”和“理”的根据。张载是“唯物主义者”，然而他所说的“气”究竟指的什么，实在不易捉摸。冯先生一直推崇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唯物或唯心的框框去套，也着实勉强。
《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是一九八○年写的，反映的是冯先生经历解放后“两次折腾”以后的想法。《新编》是一部通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的大典，既“照着讲”，又“接着讲”，一旦展开，其大而能博的气象就不是某一种哲学概念所能覆盖的了。事实上，冯先生的《新编》越写越顺，越写越自如。到后来，比起前面讲孔墨哲学的几处来，用笔就松弛得多了。
冯先生的第二点体会是：“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影响。”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三松堂自序》则说得愈加明白：“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四十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里用不着多著一字，便可以了解这几句普通的话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和酸甜苦辣了。
政治社会环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几乎每次运动都没有忽视冯先生。我五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听到冯先生的第一次讲话，就是他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运动中的检讨。把这种急风骤雨式的运动撇在一边，还有一个在学术思想界形成的某种定式，其强大也往往使人身不由己而不得不跟着走。于是穿凿附会之风由之而起。几十年来，某家是唯物主义的，某家是唯心主义的，判若泾渭，势不两立； 而唯物主义势必比较正确和进步，唯心主义必定错误和反动。因此，一个命题，一个观点只消如是界定，其进步与否便可作出结论。翻一翻那个时期对古书古字的评注或导读用语，时时会发现这是某某主义的因而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类公式。于是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唯物主义的；“化性起伪”又是唯心主义的。如此等等。
以今释古是另一种时尚(也是陈寅恪先生所不赞成的那种方法)。记得我曾看过一篇对《战国策》里安陵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那一段的评论文字。唐且与秦王有一场精彩的舌战，唐且从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聂政刺韩傀，白虹贯日、要离刺庆忌，仓鹰击于殿上，讲到“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逼得秦王无言以对。那段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非常有戏剧性和感染力。乃有选注者一本正经地批判曰，唐且把各种偶然出现的自然现象和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加以附会，从而极力夸大历史上一些刺客的作用，卑视群众的集体力量，“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这段话实在煞风景：唐且是否该当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起义，而不要像专诸等人那样搞“恐怖暗杀活动”？也许以为写了这么一段，就算是“批判继承”了。
这类事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相当普遍，到“文革”时则发展到了极端。不要小看这类方法的威力，学术界少有不受到影响的。 冯先生是早已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哲；虽然难于避免前有橛饰后有鞭笑的处境，但构成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根基到最后还是没有因而动摇，这尤其可以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看出。
说来令人费解，载有这篇总结的《新编》第七册(最后一册)一直没有印出来，以致这部巨作没有在先生闭上眼睛之前出齐。这不能不是件莫大憾事。我有幸看到了《总结》的校样复印件。不久前听说台北出版了全书，《新编》总算有头有尾地问世了。
把“总结”和“自序”参照来看，在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总结”写得更加洒脱；读它的人仿佛就坐在冯先生的左右侧，听老先生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冯先生在“总结”里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在讲这个问题时，先生又复徜徉于宇宙人生之间，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找回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活水源头，而还“古人学说之真相”。他说道：
就人的实际生活说，哲学中一组一组的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概念，看着似乎是无用，但可能是有大用。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
“天地境界”也是先生早年说过的“大全”，就是“天人合一”。然而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处，而是“身体力行”地进入了更高境界。人到老年常复述他在中青年时说过的话，但有深浅的不同。
怎么叫“身体力行”呢？这在《新编·自序》里说得很清楚了。用习用的话来说，就是总结了各种经验，深切地理悟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等于简单地“依傍”、更不是照抄。按理说，这样的“理悟”对于冯先生这样的大哲学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某种难以抗拒的原因而不得不屈以求合的话，肯定不必在思想上产生这样的曲折反复。
中国哲学似乎本有两副面孔揉在一起。一是讲政治，讲伦理道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讲的是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反映了一种人的愿望。这就是《大学》里的那些话，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以达到耳熟能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的理想目标。这一套，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洋人称之为“应用哲学”。伏尔泰称赞不已的就是这部分哲学，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伏尔泰是针对着路易十四的。借用李慎之先生的话，那是“托华改制”。中国哲学还有另一副面孔，西洋人一直弄不大懂的，即冯先生所讲的“道学”，属于精神境界；最高的精神境界便是上面说过的廓然大公的“天地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等。这部分哲学是儒道释的融合体。
冯先生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不宜只作文字上的了解。它不是“口耳之学”。“口耳之学”对于人的精神意境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指的便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中国哲学，是超越于“口耳之学”的。冯先生发挥的看来就是张载的“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所谓“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篇》)这自然与“应用哲学”不同，它虚得很，也博得很；缺乏缜密的、逻辑的论证，重参悟而轻推理。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地讲究理性思辨，而且没有那么系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冯先生才说他的哲学创作是“接着说”，说那些中国先哲没有说完、说到、说清楚的话。
当然。这两副面孔是统一的。“天地境界”之大，大到包容天地，是人格的升华，升华到与万物同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大。”“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宋明理学的成就之一正是在把两副面孔揉在一起的同时，突出“天地境界”的重要地位，从而赋予中国哲学以极大的包容性，能够覆盖一切、包罗万象。
冯先生在“总结”里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这一部分，冯先生似乎来不及细说了，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概方向。说“世界哲学的未来”，其实说的也是“世界的未来”。“未来”，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大全”的观点看，就是“为万世开太平”。到了这种境界，自然便是一派和谐。这其间，有一个怎样理解客观辩证法的问题。很久以来我们有一种不容辩说的定论，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哲学”由此大倡。通俗的叫法是“一分为二”。过去，对此若有不一样的理解，便有戴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之虞。一个道理一旦被绝对化了，就难免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出来，如“十年浩劫”期间发生过的事。这都是我们人人都经历过的，用不着多说。冯先生在“总结”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
接着，冯先生引用了张载的几句话来归纳中国哲学中的客观辩证法：“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
中国传统哲学，最终总是落眼于大处、远处；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意思，不能只抠字面上的意思。有人说中国哲学只讲“应当如何”，英文是“ought to be”；“应当如何”，是表示要争取达到的目标，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换言之，中国哲学不大像外国哲学那样研究“to be”、“being”。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ought to be”和“to be”在中国哲学里是一码事。“应当如何”既是人的愿望，也是事物按照客观的辩证法的必然归趋。《礼运》勾划了一种理想人类社会。康德也认为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开始，终于要达到世界主义。马克思指出人类最终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都说的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要天下归于一。这也说明中西哲学在深层里的相通。我理解冯先生的意思是：“仇必和而解”既是愿望，也是客观辩证法的规律。
这里顺便想到一个问题。说矛盾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需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就是矛盾斗争，其间充满着竞争、搏斗、拚杀、各种规模的战争，等等。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正在你死我活“刺刀见红”的时候，是没法子说什么“仇必和而解”的。然而，就客观的辩证法的历史大趋势而言，世界是向着整合的方向走的。当然，在走向整合的历史长过程中，矛盾是随时到处都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这样两段话：
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种对立，通过他们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转化到更高形式，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对立相互联系；这样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看来，张载那几句话，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至少是不违背的。前三句话是“斗争”，最后是“统一”。
两个“自序”和一个“总结”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似乎冯先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想。他矢志不渝的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为未来的哲学提供营养。冯先生不只一次地说，“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在八十年代初在哥仑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也不含糊地以此明志。先生留给世人的，是沉思中的巨作。先生是带着沉思走的。
一九九三年二月于东总布陋室
(《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一九八二年，1.45元；第二册，一九八四年，3.00元；第三册，一九八五年，3.40元；第四册，一九八六年，3.00元；第五册，一九八八年，3.60元；第六册，一九八九年，5.90元。《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冯友兰著，香港中华书局版)
陈乐民